每年清明时节，我们全家都会前往崇明烈士馆，为爷爷和他的两个哥哥扫墓。
三位爷爷的红色故事也会再次被提及：三兄弟建立了崇明县中区第一个党支部、打响反抗日本侵略者第一枪、带着50多人攻克日军5座碉堡……虽然这些故事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讲了许多遍，但每听一次都有新的感受和震撼。
建立崇明县中区第一个党支部爷爷沈鼎台与他的大哥沈鼎法、二哥沈鼎立出生于建设镇大同村，太爷爷以修理钟表为业，当时沈家家境算得上殷实，因此爷爷三兄弟从小都被送入学校读书，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大爷爷沈鼎法在崇明中学读完初中后，考入上海东华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
那时的他是个富有理想、追求真理、积极进步的青年。
在校期间，向往着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大爷爷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并最终决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
1927年2月，大爷爷经人介绍，去武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务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上由黄毓璜、陈云章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15日，因武汉政府叛变，蒋汪合流反共，训练班被迫解散。
8月，大爷爷回到崇明，说服家人出钱出力，在浜镇南边龙王庙创办了大同民校（现在的大同小学），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0月，与武汉训练班的同学高士贤（时任中共崇明县委书记）、陈云章、陈文钊等在该校秘密建立了崇明县中区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当时高士贤等人也均住在沈家宅。
大同民校成为崇明县委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基地。
因为发展共产党员，大爷爷不幸被出卖，被捕入狱。
在国民党监狱中，大爷爷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
太爷爷为了救大儿子，变卖家产四处筹钱，最终用7000大洋的代价救出了大爷爷。
经历这次牢狱之灾后，大爷爷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越发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家道中落继续学业在太爷爷散尽家财救出大爷爷之后，沈家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正在崇明中学读初二的二爷爷不得不辍学，回到家中一边务农一边经商，以此赚钱贴补家用。
那个时候爷爷刚小学毕业，本也要跟着二哥一起辍学赚钱，但太爷爷看着年幼的小儿子，终究是舍不得他过早就为生计而奔波，于是找了在民本中学当老师的亲戚，在写下欠条后，让爷爷去民本中学读初中。
爷爷在民本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上海新民中学读高中，在1937年7月毕业后回到崇明在新河镇竞存小学教书。
二爷爷在工作赚钱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1935-1936年间，国民政府镇江培训班招考，二爷爷报名参加了考试，并成为全崇明唯一两个考试合格者之一。
在国民党举办的镇江培训班里，二爷爷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一年左右时间的培训结束后，他被国民政府分配回崇明，在国民党的壮丁训练所当起了教官，专门负责壮丁的军事训练。
打响崇明抗击日寇第一枪1938年3月18日，崇明国民党官员得到日军即将登陆的消息，不但不组织反抗，反而带着金银细软和家眷纷纷逃离崇明。
这些官员的行为让二爷爷失望至极，愤怒之余他决定和国民政府一刀两断，自己组织人手留在崇明和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
于是二爷爷拉着壮丁所里仅有的一个排，在海桥港打响了崇明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给了日军一个不一般的“见面礼”。
听说自家二哥在不远处的海桥港与登陆的日本鬼子交火，正在新河镇竞存小学任教的爷爷，想到在壮丁训练所还有一批枪支弹药，爷爷觉得这批军火对今后崇明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有着重要作用，于是就向学校请假后，从街坊处借来一辆独轮车，独自一人把训练所里的30条步枪和子弹用被子卷起来装进大麻袋里，草草伪装一番后，推去自己外婆家。
从这一刻起，爷爷正式弃笔从戎，跟着他的两个哥哥一起参加了革命。
之后，爷爷在他二哥的授意下，拉上志同道合的亲友，靠着这批武器组建了一支小队。
抓捕不成火烧沈家宅由于二爷爷沈鼎立带领的游击队让日本侵略者吃了不少苦头，于是日寇不但烧了沈家的房子，还对他的人头开出了高额的悬赏。
一次二爷爷去丈人家吃饭，日本人听到汉奸的报告后，立刻倾巢而出。
多亏当时警卫员警惕性高，及时发出警告，二爷爷潜入民沟中，将浮在水面的青苔盖在自己头上，将中空的芦秆一头咬在嘴里，一头露在水面上，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捕。
没有抓到二爷爷，日本人和伪军便开始当场寻找沈鼎立的妻子，由于二奶奶皮肤黝黑样貌普通，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手上也满是干农活时留下的老茧，怎么看都是农村妇女，加之二奶奶的娘家人也纷纷说她是花钱从外村请过来帮忙干农活的，于是二奶奶也躲过一劫。
要抓的人一个都没抓到，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为了泄愤，他们暴打了二奶奶娘家人，然后放火将二爷爷丈人家的房子付之一炬。
面对日本人的野蛮行径，二爷爷暗下决心，一定要彻底赶走这些侵略者。
从“崇总”到崇明警卫团日军登陆崇明后，在崇明抗击日军的游击队中队一共有三支，均以队长名字命名，分别是瞿犊部队、沈鼎立部队、施鼎新部队。
1938年8月下旬，经过大爷爷沈鼎法的联系，崇明这几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大爷爷担任该总队政训处主任。
这支抗日队伍在成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曾经三战三捷，打得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
日寇恼羞成怒，从上海等地调集数千兵力到崇明进行“扫荡”，连续数天大肆烧杀，妄图消灭崇明的抗日武装。
中共江苏省委考虑到崇明岛三面临江，一面靠海，回旋余地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求崇明工委和崇总往北撤退。
1940年8月，“崇总”大批战士北撤，10月部队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12月中旬又改编为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六团，大爷爷沈鼎法为团长，驻防如皋县掘港镇。
来到苏北后，为了不让崇明的亲戚朋友受到牵连，二爷爷改名为沈仲彝，爷爷改名为沈阶平。
1941年下半年，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陶勇旅长的指示，建立崇明警卫团，大爷爷沈鼎法任该团团长。
在随后的战斗岁月里，这支抗日队伍按照新四军的统一部署，活跃在崇明、启东、海门一带，捕捉战机痛击日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受到了三地百姓的拥戴。
“汤团行动”谱写传奇1943年，为了保卫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中共苏中军区党委决定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为一个团，在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率领下，假意哗变投降，旨在打入南通县敌人内部，了解敌人“清乡”“扫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
当时敌人对于“汤团部队”的“投敌”也是不甚放心，采取种种手段进行调查。
而面对敌人的招数，“汤团部队”见招拆招。
身为副团长的二爷爷则利用敌伪内部的熟人打通关节，在团里干起老本行——军事教官。
这个职务让二爷爷得以暗中继续掌握部队。
期间，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二爷爷向营、连干部布置了应对办法，特别强调关键时刻更应该严守纪律，部队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团部指挥。
就这样，整整一个团600多人，在虎穴中与敌巧妙周旋5个多月计163天，在接到组织传达的命令后，“汤团”一夜之间从200里战线上破腹而出，摧毁了当地的敌人碉堡、特工站、警察署、区公所，然后迅速撤往指定地点。
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穿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谱写了八年抗战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
这次胜利让粟裕也大加赞扬，他说：“‘汤团行动’好比渔人撒网一样，把网撒下去，等鱼进网后，果断地把网拉上来。
全团同志忠心耿耿，机智勇敢，能应万变，敢去敢回，艺高胆大，真是好样的！”之后许多年，粟裕在回忆新四军抗战史时，曾多次提到“汤团行动”，并给予高度评价。
短枪队敌后扬威“爷爷明明和二爷爷在一个团里，为什么没有参加‘汤团行动’。
”这是我曾经最大的疑问，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1943年，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日军多次发动大规模扫荡，伪军占领了大小集镇且在乡村都筑了据点，时常多路出动、分进合击，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同时，大批清乡人员下乡查户口，恢复保甲制；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站岗，发现游击队必须鸣锣报警。
同时，组织考虑到，即将开展的“汤团行动”更会让通海地区党的武装力量几近空白。
为了打击区域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了确保地方政权的建设。
组织从崇明警卫团抽调二十余人，组建一支精干的短枪队，让他们在敌占区坚持原地斗争，伺机歼灭日伪的首恶分子，从而安抚人心。
爷爷沈鼎台，就是这支短枪队副队长。
短枪队成立之后在通海地区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并掩护地方党、政工作，配合反“清乡”斗争。
之后，爷爷根据组织安排，先后在通海地区的海2区、通8区、汇通区等地担任区长，组建武工队、区小队，他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所提出的“站稳脚跟、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建立、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和锄奸斗争。
爷爷于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的6月24日凌晨，时任汇通区区长兼区队长的爷爷，率50多名指战员，袭击张芝山的日军据点，全歼日军小队，击毙8名，俘虏3名；俘伪警、伪区公所人员20多名；缴获步枪20多支，勃朗宁轻机枪1挺，望远镜1架，以及其他军需弹药等，并将5座碉堡立即捣毁。
这一战爷爷率领汇通区中队创造了独立攻克日军据点的战例。
苏中四分区司令部、苏中军区司令部，分别在《江海报》《苏中报》上给予嘉奖、鼓励。
“孟良崮”战役的后盾在父辈的口述中，大爷爷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其转入党的地下工作后，为新四军采购大批药物、军火等紧俏物资。
“汤团行动”前夕，军区领导考虑到二爷爷沈鼎立“投敌”，而他胞兄沈鼎法依然任新四军团长，容易引起敌人怀疑，于是将大爷爷沈鼎法调离苏北解放区，派往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大爷爷坚决服从领导安排，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奔走于苏北解放区和上海及浙江温州、丽水一带，并悄悄与汤团的商业机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运送军械、药品等军需物资。
后来，经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批准，大爷爷与战友一起建立了“江海贸易公司”，专门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工作。
1946年10月，大爷爷的组织关系转至上海。
他与龚定中、倪平等同志一起，继续积极地为苏北解放区采购、运送军用物品。
当时，党的联络点就设在闵行路181号大爷爷沈鼎法的家里以及大上海饭店旅馆部。
由于人员来往频繁，容易暴露，经组织决定，由进步人士资助，在林森中路28号租了两间街面房子，创办了“文化建业公司”，大爷爷担任经理，以制造印刷机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全力为新四军筹集迫切需要的枪械、药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
期间，大爷爷通过关系，购得大批“七九”子弹、黄色炸药、精密望远镜等，并从浙江丽水兵工厂密购了30多万发子弹以及一部分枪械，正是这批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孟良崮”战役。
牺牲在黎明前1949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大爷爷与龚定中一起建立了以地下党员为主的核心工作小组，龚定中为组长，大爷爷为副组长，下设政工队和人民自卫军。
他们将上海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政法系统、机关、工厂、仓库、银行等行业的进步人士组织起来，参加政工队，保护好黄金、物资、枪械、档案等。
大爷爷沈鼎法的寄拜儿子施南岳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司机是挚友，大爷爷给施南岳布置任务，要他策反毛森的司机，并找机会将毛森劫持到解放军部队所在地。
谁知施南岳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向毛森的司机布置劫持工作，结果反被这个司机告密。
施南岳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地下党联络站“文化建业公司”及地下党主要领导成员等。
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的军统特务郑某得知施南岳叛变后，于5月13日晚把消息告知一个地下党员，得悉情况的地下党领导人迅即转移人员，销毁文件。
5月14日清晨，特务闯进“文化建业公司”搜查却一无所获。
当日下午，龚定中在马路上找到了大爷爷，说了事情的经过。
想到永乐旅馆里还有几个地下党员，大爷爷心急如焚。
晚上8时，他赶回家后，连忙让妻子去通知永乐旅馆里的地下党员转移。
在妻子走后没多久，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大爷爷。
好在永乐旅馆里的几名地下党员由于大奶奶通知及时，得以脱险。
敌人逮住大爷爷后，继续在他家周围监视，但最终一无所获。
为了保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了解放上海，大爷爷在被捕后宁死不屈，最终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被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43岁。
二爷爷和爷爷则在大爷爷牺牲后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194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关于上海解放报道从小听着这些红色故事长大，三个爷爷的英雄事迹教会我要做一个爱国、正直、勇敢、有责任感的人。
如今，沈氏后人也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着初心和使命。
十多年前，我的堂哥（二爷爷的外孙）在工作途中为了救落水儿童而牺牲，也成了一名烈士。
每年清明，我们都会提起三位爷爷和堂哥，仿佛他们从未离开，他们确实从未离开。
记者：沈俊编辑：毋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