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经验，当下真实的感受才能迸发出来”与舞蹈家侯莹结识是在2012年。
彼时，她事业的重心刚刚从纽约移回北京，舞团“侯莹舞蹈剧场”在北京落地。
初次亮相，她带来一出《介2012》。
摒弃叙事线索的舞作，专注在肢体动作的起起落落，莫可名状的微妙。
即使是情感化的片刻也全不停留，倏忽之间一闪而逝。
2012年的夏天，在当时还未被拆除的方家胡同46号院尚剧场里，《介2012》应声寥寥。
舞台上下，像隔了一层纱。
五年后，当我坐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里观看侯莹的新作《色线》时，不免有些吃惊。
印象里一贯是“性冷淡极简风”的侯莹，在《色线》里开创了一番新的气象。
可以说，相较侯莹以往的作品，《色线》的用户界面更为友好，那一层“纱”不见了。
即便不熟悉现代舞的观众，也能循着一个个动作序列形成的流动画面，进入无穷又私密的想象空间。
而现代舞的观众则会发现，归国创作数年的侯莹，舞蹈语汇的“去沈伟化”。
此前，侯莹最重要的一笔职业履历就是在华人舞蹈家沈伟的舞团中担任舞者和排练总监。
而现在，她表现出要放弃过往的经验，“放弃经验，当下真实的感受才能迸发出来。
否则都是在用过去的优势创作”。
“我对舞蹈艺术的认识和表达方式正在改变”侯莹所说的“过去的优势”，指的是她过去多年来在纯肢体上不懈探索与成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侯莹要放弃纯肢体的现代舞。
她说，“我对舞蹈艺术的认识和表达方式正在改变，更趋向于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对我一定是有影响的，还有关注当下的现象，日常生活，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我”。
关注侯莹的人会发现，最近两三年，她的创作频繁出现在美术馆空间及其他非剧场类空间。
她与谭平、陈丹青、李象群合作，创作发生于特定环境下的舞蹈，与邱志杰、向京等人展开跨界对谈。
她称得上是将现代舞与当代艺术结合得最紧密的中国舞蹈家。
戏剧家张献评价她是“舞蹈界仅有的几个有当代艺术感觉的人之一”。
实际上，侯莹与当代艺术结缘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了。
当时还在广东现代舞团跳舞的她，与本土知名的艺术家团体“大尾象工作组”的几人成为朋友。
其中的艺术家陈劭雄又将侯莹引荐给邱志杰，后者邀请侯莹在其录像装置作品《九宫：千字文》中表演现代舞。
与当代艺术的互动，令她具有比一般国内舞者、编舞家更为开阔的眼界。
“反对一种思维定势：舞蹈就要讲故事，要美”事实上直至今日，中国舞台上的舞蹈演出仍以中式舞剧为主，通过舞蹈语汇讲述古今人事。
优美抒情的动作，场面恢弘的编排，配以现代化声光电技术，打造潮涌而至的共情时刻。
中式舞剧与西方的舞蹈剧场，尽管分享着同一个英文名dance theatre，骨子里却是截然不同的事物。
“我们还没有能称得上舞蹈剧场的作品”，侯莹直言不讳。
在侯莹看来，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为代表的舞蹈剧场，之所以拥有划时代的影响，是因为她所表达的“不都是美的，有时也很残酷，甚至让人不舒服。
这是因为她在舞蹈中探索了一些问题，可能是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在经历的真实的问题，令不愿接受的问题”。
而中国的观众，似乎还是更垂青“美”。
“我也可以做得非常唯美，但这是现代艺术的本质吗？不是说非要反对古典，而是反对一种思维定势：舞蹈就要讲故事，要美”。
无论在审美的多样性，还是以作品回应社会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都走在了现代舞的前面。
如今，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重要的艺术展览通过社交网络的发酵，逐渐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
与当代艺术的深入互动，让侯莹开始思考：“当代艺术里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现代舞里还没有”。
“回国内以后，我一直在做纯肢体的舞蹈，但这些艺术的影响一直都在，只是什么时间拿出来。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到了这个时机，我没有任何犹豫”。
眼下，这个时机就是她的新作《色线》。
“光有舞蹈，已经不足以表达了”《色线》并不在侯莹的原计划里。
原计划是她想复排自己2011年为自己的老东家广东现代舞团编导的舞蹈剧场《介》。
没有情节，舞者身着日常服装，在台上表演各式各样的生活细节。
评论人曹语凡的文章中记述了其中的一个戏剧性场面：让舞者们喝水走过的那一幕，几乎没有展示任何舞蹈动作，就像一群人聚会散场后，每人拿着瓶矿泉水离开。
最后一位离开的舞者神经质地笑着，像是牵扯到回忆时情绪波动很大，以至于他的笑和痛哭没什么区别。
在很多场合，侯莹都提到了对戏剧的钟情。
她曾经专程去法国学习默剧，“默剧强调动作的细微变化，眼神的运用，甚至是无任何动作时的心理状态。
默剧的语汇和现代舞其实很接近，都是默默无声，但观众都能获得感知”。
复排《介》的想法从去年到今年，历经无数次工作坊实验，最终依然泡汤了。
侯莹有些沮丧，排练效果始终达不到她的理想状态。
她开始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作品。
“排过去的东西毕竟是嚼过的馍馍。
全新的作品我就可以把我过去想过，但没有呈现过的东西，还有我对当下的强烈感受，都通过这个新作品传达出来。
尝试一些更加观念性的方式，不像过去纯粹是探讨身体和空间的关系。
这些想法，光有舞蹈，已经不足以表达了”。
“我喜欢更细腻，更深邃，有想象空间的舞蹈剧场”《色线》一开场就牢牢吸引住观众的眼球。
横降在半空的灯杆，勾勒出舞台的线条感，一名女舞者从台右侧徐徐独舞至台中央，跌落，重起，循环往复。
动作是侯莹标志性的语汇，抽象，简约，细腻，分寸感极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段舞如果由编舞家本人来跳会是多么惊艳，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台上这位女舞者尽管看起来十分年轻，她对动作质感把握却已相当准确和老练，颇有侯莹的风范。
侯莹设计了简洁的舞美效果，以三面布帘的设置，让舞者在舞动时身体可以带动布帘飘动，形成各种视觉效果。
与导演杨锐合作的影像，镜头聚焦舞者身体的嘴、喉咙、肚子、脚的细微变化，传达身体细部的欲望。
而“欲望”，正是《色线》的主题。
除了持续挖掘肢体，丰富作品的视觉性，《色线》中的戏剧性场面也令我印象深刻。
舞至中段，一名男舞者倒在舞台中央，四名舞者一人拖着一把椅子在台口背对着观众，坐成一排，对着倒下的舞者无声的鼓掌，接着又很快散去。
这个微妙的场景就像岳敏君画中大笑的人，你可能看见幽默与夸张，也可能看见残酷和讽刺。
作为观众的我也体会到了侯莹所说的那种舞台上的“不舒服的东西”，我似乎被裹挟成为这些鼓掌人中的一员。
在演出的尾声，一段狂乱的群舞之后，一位男舞者抱着骷髅上台，而背景布帘后是商场户外常见的大型充气跳舞人偶。
没有生命的跳舞人偶，和舞者一样做着那些跌落与重起的动作，如同舞者的镜像。
“最后，是一种欲望的迸发，不断的fall and raise，又代表了希望”，侯莹说。
这一次，侯莹的舞蹈剧场仍然是不讲故事的现代舞，但作品中的戏剧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需要的戏剧场景不是声嘶力竭，而是肢体语言自身的戏剧性。
包括你站着，你躺着，就能有一种戏剧性”。
她再次提及舞蹈剧场的前辈皮娜·鲍什，“皮娜的东西很好，但对我来说还是太直白。
我喜欢更细腻，更深邃，有想象空间的舞蹈剧场”。
“未来做不做艺术都无所谓了！”《色线》是个“难产”的孩子，其间经历了侯莹的舞团内部经历了创作计划180°的大调整。
由于舞团所在地黑桥的拆迁，侯莹带着舞者们从北京南下至宁波，暂时驻地在此。
换作任何人，这都算得上是很大的变动，侯莹却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变动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一定要在哪里，我也不属于任何地方，带两个箱子就走了。
黑桥拆迁对当代艺术家来说损失惨重，我们做现代舞，我们的成本和材料就是我们自己，到了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排练，作品就在我的脑子里。
世界这么大，资讯也很发达，你还觉得哪个地方是一定要待的吗？”在宁波的半年，侯莹可以免费使用宁波城市当代舞团、宁波文化中心的场地，但地方既清净也闭塞。
在北京的时候，隔三差五的美术馆、商业品牌、活动邀约，舞团要生存，需要不断的接单。
但这些短期的小项目对侯莹而言也都是创作，消耗的也是创作的精力。
“做久了也会容易流于俗套。
艺术里面需要很专注和较真的东西。
所以这让我开始警觉”。
来了宁波这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城市之后，侯莹自在的生活和排练，“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也没有人找我，有点像是闭关的状态。
这时候我才去思考，我要做什么，我想说什么”。
《色线》也是一个被祝福的孩子，她让素来低调的侯莹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表达欲”。
“可能这就是环境带给我最大的影响。
在这儿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或是束缚我，我想怎么表达，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艺术家的最佳状态就是有点任性，想这么做就那么做了”。
侯莹说，《色线》就是她现阶段的“表达欲”。
演出结束后，悬着的心放下来，脚也可以落地了。
她兴奋地放言，做完色线后，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如可以完全按自己意愿呈现自己的艺术是多么的幸福，同时也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真实，感到自己双脚踏实地踩在大地上。
“到今天，我找到了我的方向，了解到什么样的艺术是我喜欢的。
未来，假如我还继续做的话，我可能不会顾及到市场啊、时代啊，或者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欣赏”。
尽管整个大环境对现代舞并不友善，生存空间依旧狭小，但侯莹认为，要有定力地坚持做下去。
“在中国，想要妥协是非常容易的，这条路不通就绕一下，迂回嘛。
在西方，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艺术家都在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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