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不同地域、民族文学间发生联系构建起来的文学“流动空间”在弱化个体空间边界话语权的同时，为双方的互动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
以金宋文学为例，在交聘制度(空间情境)与使者(创作与接受主体)的主导下通过双方书籍传递、使者交游唱和及出使文学创作、相互的文学批评与接受活动以及异域文学融合构建起具有特殊对话性质的不平衡文学流动空间。
它不只为回应当下空间维度中华文学史研究热潮，更是在空间视域下探讨文学活动本质属性的一种新方法论与治学态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代文物与金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1AZW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延保全，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空间视域下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流动空间”系统研究中国文学一向采用以史为纲、史论结合的方法，从时间维度去审视文学发展变化历程并揭示其嬗变规律。
故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也以通体和断代为主，这是走文史结合的传统研究路子。
20世纪后期，学界兴起了对“空间”问题的讨论，不只关注文学本身的空间属性，还对促使文学活动发生、发展的地域空间产生了兴趣。
这个兴趣导致了文学史研究突破传统文史结合的方法，以空间维度去重新探究。
在这个视角下，出现了地域文学、本土文学以及文学地理等子命题研究，这些尝试实际是文、史、地相结合的治学方法。
将“地理”元素引入文学研究，是空间维度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尝试，这个尝试在如今的学界开展得如火如荼，渐渐形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
自古做学问讲求“文史哲”不分家，这几个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以“文学、历史、哲学、地理以及社会学”为综合视域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管齐下的研究方式，会对进一步理清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研究具体文学现象更有意义。
传统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是物理与精神二元对立的存在，是静态、被动的。
列斐伏尔提出一体化空间理论后，打破传统二元对立的结构，认为空间是物理(感知)、精神(构思)与社会(生活)三元组合概念①，将历时创造(时间性)、空间生产(空间性)和社会构成(社会性)辩证结合起来去阐释多元化世界，使原来被传统空间分析中“具象化”和“表征化”空间遮挡的多元复杂的“社会”元素浮现在世人眼前。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对空间与社会的亲密关系论述更加彻底，并为空间维度下的社会文化、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哈维认为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社会关系都是某种绘制的地图，无论是象征的、比喻的、还是物质的”②，这种关系通过附着于物理景观来表现其社会意义和价值。
它是一种由权利体系和政治理念建构的与道德秩序环环相扣的模式。
而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又是由四个要素决定的：“差异”既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还是决定不同物理景观和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关键要素；“边界”是“差异”的表现形式，是不同话语体系的外部空间，也是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的内部空间；“规模”是“边界”的内涵，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体的空间力量，体现为不同等级的强势话语和意识形态；“情境性”是“规模”的具象化，是具体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不同情境的排列组合构成空间生产的现实过程。
③也就是说，社会空间上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差异性为研究不同事物以及文化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点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颇为相似。
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将社会实践放置于共时层面的组织。
所谓“流动”即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下，物理上分离的行为者之间那些有目的的、能动的互动秩序。
以跨时间、地域以及文化的方式，将地理和历史抽离出来，在社会经济逻辑的支配下，在流动空间中达到一种较为平等的异质对话。
④这种对话不被权力控制和压迫、不受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只关注其文化行为本身的特征与意义从而使除其本体之外的其他附加条件变得片段而隐伏，难以识别其原本的历史、地域身份，从而达到一种对事物本源性的探究，即便这种本源性也是在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的交织渗透中产生的。
而置身于流动空间中的个体本身融合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力量，在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对话实质上就是其背后综合实力之间的角逐。
因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不同个体差异必然会在博弈中出现力量悬殊，那些主导性话语总会以强势的姿态占据主流地位，而实力较弱的一方则表现为“被征服”与接纳吸收直至形成自己的特色。
然而这种“输出”与“接受”的主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互相转化的流动过程。
当被征服的一方强大之后便有了自己的话语“输出”权，这时候主体与客体的位置便会发生反转。
“流动空间”实际上就是不同性质的个体在互动中相依共生、不断反转变化下的产物。
正是这一点为在空间维度下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理论支持。
同一时期不同空间各自进行着文学活动；不同空间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生成组合必然不同；个体空间的文学活动特色以及其之于整个文学史之意义；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以及融合等等均能补充时间视域下文学史研究的不足。
而空间性研究的本质又是社会性，那么在时间、空间与社会三大要素的结合之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发展史必然会有新的突破与建树。
本文以金宋文学为例，就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学交流活动来探究文学“流动空间”的形成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流动空间”已不是卡斯特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概念范畴，虽然其理论为研究空间视域下的文学史提供了新思路，但具体到文学中，“流动空间”的具体处置方式又将会是另一番景致。
首先是影响文学流动空间形成的支配要素，即文学流动管理者的空间组织。
这个空间组织包括四个要素：统治者(社会政权)、作家(文学活动创作者)、作品(交流媒介)以及读者(文学活动接受者)。
其中，统治者是文学流动空间得以存在的话语背景，是促使文学活动发生交流、互动以及融合的情境空间；作家与读者是游走于流动空间中的文学活动主体；作品作为文学流动空间的具体承载形式，既是反映客观物理空间的“镜”，又是开启主观构想空间的“灯”，是保证文学交流活动顺利进行的媒介物，即文学流动过程中的中介空间。
这四个要素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⑤其次，在流动空间中相遇的文学个体因其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差异而形成话语强弱的不平衡局面，就必然导致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一方占据文化、文学输出的主流地位，而弱势一方更多表现为被动接受。
弱势的文学个体在吸纳先进文化滋养强壮后也会拥有自己的文化、文学话语权，此时方才拥有与别的文学个体交流互动的资格。
因此说流动空间中的强弱势力是不断转化的，具体表现为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或是力量持衡时的平等对话。
最后，要形成文学流动空间，就必须要有文学个体的交流互动。
文学个体可以是不同地域、民族间的文学气象，通过特殊的政治、经济或是文化原因产生交集和互动迹象，从而使两个或多个被政权或地域分割的空间出现交织，变成活的、流动的空间。
这就相当于构成互联网的基础是电子交换的回路，那么构成文学流动空间的基础则是文学个体活动的交流与互动。
这种“流动”弱化了不同话语权力空间的边界，但却突出了其差异性，在凸显本身文学情境特征的情况下，又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影响另一文学个体的创作活动，从而在暂时抽离历史、地域、社会政权的“流动空间”中产生相对单纯的文学碰撞与交流过程，并在活动结束后或多或少地染上对方的色彩。
二 金宋文学流动空间的管理组织这里的金宋文学实际上指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即北宋文学、金源文学与南宋文学。
而这三者又包含了南北方地域文学与汉、女真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差异，可谓是集历史性、空间性与社会性三大要素的研究对象，故而成为文学流动空间理论的阐释案例。
且本文是以金源文学为出发点来审视其与两宋文学之关系。
一者，学界以往对宋金文学关系之研究均以赵宋文学为主体视角，这当然是基于赵宋文学之实力与地位而言。
但这种视角使金源文学流为从属，让其作为一个时期、地域以及民族的独立性地位难以凸显，久之必会导致金源文学研究之暗淡。
故重申金源文学之独立地位与独特魅力尤为重要，这是一个治学的态度问题。
二者，两宋文学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金源文学则是历史上鲜有的成系统的少数民族政权下产生的文学模式。
故以金源文学为视角去观照其与汉民族文化、文学的关系并探究二者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融合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等社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金与两宋政权在政治局面上的对峙所造成的话语权力“边界”实际为双方文化及文学差异性的交流提供了情境空间，而促使这种交流得以实现的支配因素则是宋金“交聘制度”。
“交聘”指双方互遣使者以通好。
使者，古谓之行人，“居则摈相应对，出则朝觐聘会。
所以抚缉万国，践修盟好，要结外援以卫社稷者也。
”⑥而且往来奔走于不同政权间的使者不只肩负着政治使命，作为本土文化的代表在出使异域过程中亦有潜在的文化交流功能。
这种文化或是文学的交流并非使者的自觉行为，更多是在邦交礼仪下平息冲突、以文会友的情景空间中展开的，不以之为目的却客观上促进了文学交流的话语权力组织。
据《金史·交聘表》记载，金宋自天辅元年(1117)(北宋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始通好，终止于金正大七年(1230)(南宋绍定三年)。
金宋通好之初尚处于联合灭辽阶段，双方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姑且平等。
然而灭辽后，金乘机南侵致使北宋灭亡。
赵构朝廷偏安江左，史称南宋。
在金宋长达113年的交往中，和平交往85年，战争时期仅28年，“宋于金初或以臣礼称‘表’，终以侄礼往复称‘书’。
故识其通好与间有兵争之岁，其盛衰大指可观也已”。
⑦这种政权力量的强弱分明直接显示在交聘过程中：一是双方互遣使臣的次数差额较大。
“宋方为五百多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484人。
金方有295次，正、副使有名可查的为291人。
”⑧这个数据体现出宋廷一味向金纳贡称臣以求自保的劣势地位。
二是宋廷于国信所(处理外邦事宜的机构)之外专门设立都亭驿和班荆馆接待金使，足见其对金关系之重视。
三是从双方使节团的不同构成上可见宋廷处事之谨慎卑微。
宋廷通常以资历老道的文臣为正使，武将为使副佐之，再配以三节人从相随。
且使节名目繁多，既有每年必遣的常使恭贺正旦、生辰；又有因特殊事件所遣之泛使，诸如贺登位、报登位，吊慰、告哀、祭奠，报谢、安抚，通和、通问，祈请，贺上尊号等等名目的使节。
金的使节团一般任用武将为正使，起威慑作用；以文臣为使副，作沟通交流之用；再附以三节人从。
四是于宋廷使者而言，使金是一件前途未卜的凶险任务，因早年间出使金的使臣多有滞留难返者。
故大多宋人不愿出使，或有无奈出使者也多不为朝廷所重。
而金的遣使则多视为对大臣的优待。
因其强悍的国力背景，金的使臣往往以一种高姿态来完成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宋双方的交聘过程中均有文人使节参与，这为双方客观上的文化、文学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文人使臣作为主导异域文学交流的管理者则正式开启了文学流动空间的大门。
如范成大使金时，田彦皋担任馆伴使全程陪同。
后田彦皋使宋，周必大上书朝廷“金使田彦皋乃向来范成大泛使时接伴，其文采议论大叚过人，且知向慕中国。
昨日侍从多来说馆伴使副中须择得一知书者，准备应酬”⑨。
范成大使金时当与田彦皋有过一定的知识交流或文学品评，才能将田彦皋“文采议论大叚过人”的信息带回宋廷，且又言及其“向慕中国”，故田彦皋使宋，宋廷要备以相应文化水准的人员接待方妥。
在宋金双方的遣使人员中，文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宋廷使者中宇文虚中、吴激、朱弁、洪皓、张邵、韩元吉、曹勋、范成大、王信、许亢宗、周辉、楼钥等人均有出使文学创作。
金廷使者如蔡松年、蔡珪、施宜生、党怀英、任询、王渥、田彦皋、萧颐、王竞、董师中、张汝霖、路伯达等皆是金代著名文人，而范成大、杨万里、虞俦、袁说友、曹彦约等宋廷文人亦曾馆伴金使。
这些文人中有使者，有降金者、有因北宋灭亡而陷落北方者，有跟随南宋朝廷迁徙者，有原本就生活居住在南方者。
不同的成长居住地、生活经历以及政权阵营分属必然在每个人身上凝聚成不同的文化气息与文学修养。
当这些人借助一定的渠道突破地域空间及政权边界的限制而发生碰撞交流之后必会或多或少地受对方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思想观念、文学见解、人文知识等等在具体文学活动中的投射。
因此说，金宋交聘制度为双方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与有利条件，并为金宋文学流动空间的形成提供了情境话语，在这个大背景下，双方文人借政治外交之名而行文学交流之实，于多次互动往来中构建起文学流动空间。
而这个空间的管理组织既包含话语支配者即具体表现为交聘制度的政治背景，又包含执行支配者即以文人使者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最后落脚于流动空间的实体承载者即文学交流互动的生成作品。
三 流动空间的不平衡性与金宋文学的特殊对话由金宋文学交流构成的流动空间因其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所处地位与发挥作用差异较大而具有不平衡性。
赵宋文学是积淀了汉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成就而形成的成熟发达的一方。
金朝受制于本身民族文化欠发达、生存环境恶劣、社会生产力低下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深裘大马”式的粗犷、落后的文化氛围，根本无法与拥有锦绣文章的赵宋文学相提并论。
故而双方在碰面之处的地位悬殊就决定了赵宋文学在这个流动空间中始终处于文化、文学的输出地位，而实力偏弱的金朝更多表现为文化上的被同化与文学上的强制影响。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
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⑩。
自清人庄仲方提出“借才异代”的说法后，学界认为金源文学肇兴于宋儒。
“借才”不但指这些具体的人才，更意味着他们身上凝聚的赵宋文化精髓。
毛汶对金人直接承继赵宋文学的概括更为精到：“收图籍”、“纳降人”使文化之泉源，日益畅大，斯正金人伐宋之真成功焉。
是故三馆之图书入，而“文风丕变”(《金史文艺传》语)；道释经藏之镂板入，而文学之传播乃宏；倡优说话之人入，而平民文学之根苗种(金董解元《西厢记》之出现，其渊源即在于此)；太学博士之衣冠入，而明道传经之思想定矣。
孰谓金人之所获，仅图书数车而已哉?仅降臣十余辈而已哉?(11)金人伐宋将半壁河山与文明尽入囊中，其真成功处在于通过“收图籍”和“纳降人”直接承继赵宋文化与文学。
宋儒文人不论是使金被留、主动降金还是战乱被俘者在进入金之后或仕或隐，并对金文化氛围的建立以及金源文学的成长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对金源文坛的创立上，分别从诗、词、散文等重要方面给予极大贡献。
首先是诗歌方面，入金宋士以陶渊明为精神导师，开启金代诗坛崇“陶”风气。
仕金宋儒如宇文虚中、蔡松年等借陶诗排遣两难处境的尴尬与痛苦；入金不仕的文人如姚孝锡更是闭门遁世，躬自践行元亮的田园生活，为金代文人所重(12)。
受其影响，金代文坛出现“诗似陶谢，奄有魏晋”(13)的明昌年间文坛盟主党怀英；“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中州集》，第130页)。
并创作有35首“和陶诗”的赵秉文；“诗中只合爱渊明”(《和仁卿演太白诗意》)(14)的元好问。
此外，入金宋士如高士谈、朱之才、蔡松年、朱弁等人的诗歌创作有意师法“苏、黄”，对金代诗坛影响至深，“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元好问全集》下，第113页)：有“金源一代一坡仙”(15)的赵秉文；“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16)的王庭筠；“诗杂坡、谷，喜新奇”(《归潜志》，第10页)的雷渊；“参涪翁而得法”(《中州集》，第105页)的刘仲尹；“遗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17)的元好问等。
再有，入金宋士如洪皓、朱弁等人“学杜”，影响了金中后期诗坛的宗唐复古之风，有“诗不出卢仝、李贺”(《归潜志》，第87页)的李纯甫；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归潜志》，第167页)的周昂；元好问创作的“丧乱诗”等。
其次，入金宋儒学“苏词”，将文人士大夫词带入金源，拓展了金词的境界与题材，影响其艺术风格的形成。
金“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中州集》，第22页)。
在这个高水准艺术标杆的引领下，完颜亮的豪放踔厉(帝王之词)；邓千江的淋漓悲壮(如《望海潮》)；党怀英的清劲松秀(如《青玉案》)；刘迎的流转艳美(如《乌夜啼》)；李宴的倜洒壮阔(如《婆罗门引》)；刘昂的铿锵雄壮(如《上平西》)；赵秉文的清疏旷放(如《大江东去》)；以及完颜璹的萧散闲淡、李俊民的隐逸情怀、段氏兄弟的遗民悲歌，还有集众家之长的元好问。
故有金词之“抗爽清疏，自成格调”(18)。
最后，“苏学行于北”(19)还表现在其对金代散文创作的影响上。
清代阮元为《金文最》作序，对金源散文有段精彩的评论：“文以气骨为主……汉唐之文，骨与气相辅而行者也。
至北宋苏轼父子出而气益盛，汤汤浩浩，若江河之行于地中而莫止矣。
未几而转为南宋，其气遽沮，说者谓风教使然，其亦学者之失也。
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
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
”(20)此段论述不只指出金代散文气骨兼具，更肯定了其得益于学习北宋诸贤的事实。
这既有宇文虚中、施宜生、蔡松年等宋儒的榜样力量又有金人指名索要“苏黄文集”的文化选择。
金初文坛由宋儒奠定，亦由宋儒主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代文学，直至金源第二代文人成长起来，才诞生了元好问等人标举的“国朝文派”，至此，金源文学终于走过了承继北宋文学的阶段，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而此时，金源文学方有了与南宋文学相互交流的资格。
事实上，金源文学的总体成就仍无法与南宋文学相较，因此金宋文学交流的性质便呈现出金弱宋强的特殊性，在双方交流过程中，南宋文学以压倒式的实力居于主体地位，金源更多地表现为对南宋文学的借鉴、吸收与研究探讨。
而金源文学作品因其成就不高，加之兵灾火劫，鲜有传入南宋者。
即便零星篇目偶有传入，亦不被南宋文人所重视。
宋人对金源文学作品更多表现为一种猎奇心理，如南宋岳珂《桯史》收录完颜亮作品时以“逆亮辞怪”加以标注。
且金于南宋有华夷之防的蒂固思想，亦使宋人不能对金源文学加以重视。
相反，金却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宽容姿态，似乎丝毫不受对立政权的影响，以公允客观的态度研究评价南宋文学，对南宋文学之精华，亦学习借鉴。
是以，金宋不平等的文学交流方式与金宋国力、外交的强弱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乃金宋文学交流的特殊性所在。
四 金宋文学流动空间的交织建构金宋双方通过各种途径的交流互动发生联系，编织出一个类似于互联网络的空间，而每一个游走于这个空间的因素，诸如书籍、文学作品的互传；金宋使者的交游唱和与出使文学作品；金人对南宋文学的讨论与批评以及南宋文人对金源文学的接受；异域文学融合等方面都是流动空间的建构基石。
金宋双方书籍与文学作品的相互传递是双方文化选择的结果，故而有一定的偏好取向。
这个取向又多少显示出其本土文化中的匹配因子，这些因素与外来文化融合之后便会生成新的文化景观。
两宋书籍传入金源大致有几条途径：一是通过金的索要和劫掠。
如靖康年间，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
(21)再有索“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宋人文集、阴阳医卜之书(原注：内元白并元祐诸名人文尤爱慕)”，“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墨迹及古文书籍”(22)。
这些索取显示出金人的文化选择，为日后金的“儒风丕变、庠序日盛”(23)的文化氛围，“苏学行于北”的文坛风气，金人对司马光的推崇以及蔡珪、完颜璹、萧贡等《通鉴》专家的出现等奠定基础。
二是由南来士大夫携带入金。
女真贵族因被宇文虚中嘲笑而不平，欲杀之泄愤，便捏造其家藏书为“反具”。
虚中自辩：“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邪?”(《中州集》，第3页)遂累高士谈致死。
其“南来士大夫家例有图籍”透露出宋儒入金时必携带大量藏书，这些藏书进入金后，或以宦门交游，或以授书讲学的方式对金源文人产生一定影响。
三是通过外交礼节遗赠。
南宋朝廷曾命王伦在对外涉事时将《资治通鉴》作为礼物赠予金廷官员，以达成祈请。
(24)王信使金时，将米芾书法作为礼物相赠，“金人宝之”(25)。
四是民间途径，可能是边界商旅或贸易，可能是私人携带等等原因。
金源文学传入南宋者甚少，《庚溪诗话》中记载了吴激名作《风流子》词由绍兴年间出使金的陈相于燕山驿壁间偶得并带回南宋。
(26)曹勋使金时，闻北地《饮马歌》曲并作词和之(《饮马歌》词序(27))，然其由金带回的《饮马歌》曲牌在南宋词家中并无响应。
金宋使者的交游唱和最能直观反映双方文学交流迹象。
宋廷使者滞留金之后，不论是出仕还是隐居均与金源人士有所往来。
宇文虚中现存诗作中有三首《上乌林天使》，显示其与女真贵族的交往。
司马朴奉使被留后辞官不受，“遨游王公之门，以寿终”(《中州集》，第500页)，可见其与金上层交往密切，有残篇《雪霁同韩公度登圆福寺阁和李效之诗》存世。
张邵、朱弁与洪皓是众多被留使节中得以生还南宋者，归途中三人有唱和之作《輶轩唱和集》。
朱弁诗中存有不少次韵之作，可以大体了解其交游情况。
如《北人以松皮为荣，予初不知味，虞侍郎分饷一小把，因饭素，授厨人与圆蔬杂进，珍美可喜，因作一诗》诗中提及自己与“侍郎文懿后”的虞卿交往。
《刘善长出示李伯时画马图》与《善长命作岁除日立春》二首皆与刘善长有关，洪皓亦有《送刘善长归北安省亲》，宇文虚中有《古剑行·为刘善长作》，可见刘善长与朱弁、洪皓、宇文虚中皆有交情；朱弁又有《寒食感怀次韵吴英叔》诗，洪皓亦有《和吴英叔寒食》，当作于三人聚会之时。
高士谈有《秋兴》诗，朱弁作《次韵子文秋兴》，宇文虚中有《和高子文秋兴》，姚孝锡有《次韵秋兴》，可见这些文人交往密切。
(28)元好问在《王无竞题名记》中云：“南中王氏，国初以好客名河东。
朱少章、姚仲纯、滕秀颍、赵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门。
”(《元好问全集》上，第764页)姚孝锡就有《次韵王无竞见寄》，宇文虚中有《郑下赵光道与余有十五年家世之旧因各题数句》，朱弁有《睡轩为赵光道作》。
再有张总侍御家宴上，因目睹宋宗室女流亡北地的悲惨境遇，宇文虚中和吴激当筵作《念奴娇》和《人月圆》，洪皓回去后作了《江梅引》组词。
洪皓滞留冷山期间，教授完颜希尹八子，写下众多唱和次韵之作。
“在洪皓的26题49首冷山诗中，记他与完颜希尹诸子交谊的就达17题35首，而与完颜彦深唱和之作竟占8题25首”(29)。
其次是与彦清的唱和之作，据《鄱阳集》收录，有6题7首之多。
其子洪适使金，亦有《次韵北使邀观常丰湖》这样的唱和作品。
金人出使宋朝也会有一些交游，如范成大使金时田彦皋馆伴陪同，后田彦皋使宋，范成大亦可能在接待之列；施宜生使宋，宋廷以其旧故张焘馆伴；又蔡松年、蔡珪、党怀英等金统治下的汉民族文人均曾出使南宋，但并无只言片语的唱和作品留存，或厄于兵火，或迫于敏感的政治归属而缄默，甚是遗憾。
出使途中的文学创作活动则是将使者的出使见闻感受内化为情感，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间接地表现金宋文学交流情况。
这种交流较前类更为深刻而隐晦，需要使者将自身本土的文学素养与进入对方的见闻感受具象化为文学作品。
换言之，使者需将本身具有的文学素养放置于对方提供的文学创作环境中，发生“化学反应”。
如乾道八年(1173)，韩元吉使金，作《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词。
唐圭璋评价此词云：“此首在汴京作。
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
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30)。
这种交流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是作者的思想情感与既熟悉又陌生化的文化环境激烈碰撞的产物。
据《中州集》收录，宇文虚中存诗50首；吴激诗25首，词5首；司马朴诗2首(一首残篇)；滕茂实诗8首；朱弁诗39首，并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行于世。
此外，还有记录出使见闻的作品：洪皓的《松漠纪闻》、范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的《北行日录》、程卓的《使金录》、王绘的《绍兴甲寅通和录》、周辉的《北辕录》、马扩的《茅斋自叙》、傅雱的《建炎通问录》、赵良嗣的《燕云奉使录》等等。
同理，金人使宋时游历南方秀美的湖光山色也会大发诗兴，聊以抒怀。
萧颐的《西湖行记》(已佚)，王竞的《奉使江左，读同官萧显之〈西湖行记〉，因题其后》，邢具瞻的《题金山寺》(已佚)，党怀英的《金山》《过棠梨沟》《西湖晚菊》《西湖芙蓉》，任询的《西湖》《苏州宴》《浙江亭观潮》(31)等皆是出使途中流连吟咏南宋风光的作品。
金人“使宋诗”的创作亦是其情感内涵与南宋文学创作环境碰撞的产物。
江南水乡的别样风光激发了创作热情，其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提供了创作素材，而那种柔婉闲适的文化气质交织形成的创作氛围让一切文学活动的发生成为可能。
如果说金宋双方的书籍传递为文学流动构建起了文化空间后通过使者直接的交游唱和与间接的出使文学创作使得流动空间得以运转，那么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讨论与接受批评则是运转之后的加速顺畅环节，是一种更加高端深刻的文学对话。
金源文学逐渐发展成熟之后，许多文人开始自觉关注文学本身及其发展规律并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如周昂、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人，然其观点散见于各类著作中并未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王若虚《滹南诗话》除外)。
金源文人在关注自身文学发展时弊的同时，对南宋文学也十分留意，尤其是那些对金源文坛产生影响的现象，比如南宋颇具影响力的江西诗派。
金人对江西诗派多为批评态度，尤以王若虚、元好问为首。
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多处抨击黄庭坚作诗、持论之不当，谓其“点铁成金”为巧立名目的偷窃行为，矛头直指江西诗派在化用前人诗句上生搬硬套、欲益反损的行为，并连带传入金源鼓吹江西作诗论者，如曾慥《宋百家诗选》一起批判。
元好问更是直言：“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
”(《中州集》，第571页)李纯甫在《西岩集序》中批评江西诸君：“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
”(《中州集》，第78页)此外，周昂、李经、刘祁等人亦持反论。
其原因与江西诗风传入金源后影响到金代诗坛的健康发展有关。
王若虚、元好问等人皆致力于整顿浮靡尖刻、用力过度而不求华实的文风，故对金代诗坛效仿江西流弊的行为与风气难以容忍，试图通过努力(包括批评江西诗派以及身体力行的创作)矫正时弊，正本清源。
除批判态度外，金人对一些南宋诗人及其作品亦有肯定接纳者。
李纯甫对“诚斋体”十分推崇，称赞“活泼剌底，人难及也。
”(《归潜志》，第87页)元好问对南宋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颇为肯定；又在其《遗山自题乐府引》中推举辛弃疾为继苏轼后第二大词人，对其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王若虚在其著作中肯定过洪迈《容斋随笔》、叶适《水心别集》、郑厚《艺圃折衷》、孙觌《求退表》以及朱熹的某些持论，而其《滹南诗话》中有近百分之三十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