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二年（1427），宦官昌盛和尹凤来到朝鲜采选处女，将永乐朝殉葬的宠妃韩氏之妹韩桂芝带来明朝。
《朝鲜世宗实录》有载“三使臣陪韩氏，率火者郑善、金安命，赍海青一连、石灯盏石十个回还，上饯于慕华楼”。
“火者金城人金儒、广州人廉龙、信川人郑同、保宁人朴根先发行赴京，使臣所选也。
”火者郑善、金安命、郑同等人一同入宫。
郑同在明朝历侍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四朝，直到成化十九年第六次出使病逝于朝鲜，在明廷服务55年。
估测郑同入明的年纪在20岁上下，与韩桂芝同年逝世，享年70余岁，与同时入宫的韩氏在宫中相伴50余年。
从域外阉人到天朝近侍作为孤立无援的外籍宦官，同籍、同乡关系是其营造个人势力的重要纽带，同入宫的朝鲜宦官、贡女必然也凭此关系互相助援，形成政治团体，以巩固在明廷的地位。
朝鲜史书证实了这一点：“（韩）确妹，选入朝，为宣宗皇帝后宫，以阿保功，有宠于成化皇帝。
与宦官郑相结，劝帝屡使郑同于本国。
”郑同入明50余年，已步入明朝宦官上层，不止与郑氏结盟，其交往圈层和助力也不局限于同乡网络。
明代得势的权宦多热衷于营建寺庙，所谓“都城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珰无人不建佛寺”。
朝鲜大珰郑同也不例外。
而这种做法不仅展现了其巨大的权势和雄厚的财力，更是其交往圈层不断扩展的有力证明。
明清时期的京西名刹洪光寺即为郑同捐修。
殿内本有郑同自撰的碑文，奈何保存不善，今已不存。
正德年间大学士李东阳见过此碑，他曾撰文说道：“至洪光寺。
地益峻，上有碑，称成化间太监郑同所建，凡费银七十万两。
因询知香山为正统间太监范弘所建，视此尤倍，其费当益多。
”碑文足证郑同家业之大。
不仅如此，当郑同得知附近的香山永乐寺为正统年间安南太监范弘所建后，更是不计所费地将之修葺一新。
郑同不仅在永安寺附近斥巨资营建了洪光寺，还为防止寺产被毁坏于成化五年（1469）请宪宗赐“敕谕”庇护永安寺，又以僧录司右觉义住持寺院。
如上文所述，对两座名刹的修建维护不仅是郑同在明朝宫廷势力的佐证，也是探寻郑同人际交往圈层的重要线索。
而正是这种交结往来为其巩固自身权势提供了重要保障。
永安寺的建立者范弘，《明史》有传：“范弘，交阯人，初名安。
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秀美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
”作为明朝官私文献中均有记载的被赐免死诏的两个宦官之一，范弘在宫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宣德七年（1432），赐司礼监太监“（金）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
诏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后期，致谨言行，惟一心之在国。
退不忍于欺蔽，进必务于忠诚。
免尔死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
”据此可推测郑同修缮永安寺背后更深层次的缘由：郑同于宣德三年（1428）入宫，和韩氏桂芝都很可能得到当时宣宗朝极为得势的安南大珰范弘的照顾；或是其希望通过对同来自域外的安南大珰范弘的维护，来证明自己对皇帝和明朝也有“一心之在国”的忠诚。
如前载，成化四年十二月，郑同等人因奉旨回朝鲜册封国王一事被言官侯英弹劾。
虽然宪宗同意侯英所言以后不再派内臣封王，但郑同仍于成化五年正月从北京出发往朝鲜出使册封，《朝鲜睿宗实录》载：“明使太监崔安、郑同、沈浍等，率京头目四十六人，前月十六日发北京，本月初十日到辽东，二月十五日二十日间当发。
”郑同很可能借建寺护寺的方式表达对明廷的忠心，并且于临行前嘱托商辂撰写碑记。
而商辂是以率同官条陈汪直罪状，力罢西厂，在《明史》中刚直不阿形象突显的朝廷清流。
而且宪宗宠爱的万贵妃“重辂名，出父像，属为赞，遗金帛甚厚。
辂力辞”。
然而，此时商辂却直言受郑公所托撰写碑文，并且碑文言“此寺之所由兴废也欤。
惟善人信士好之笃而崇之专者乃不然”，将郑同归为善人信士。
从此来看，郑同在作为朝鲜籍宦官与同籍后妃、宦官之间因地缘关系结成互相助援的政治团体的同时，又倚仗其于明廷历侍四朝颇具权势的大珰身份与当朝其他宦官、朝臣构建了密集的关系网，并借此形成合力不断稳固自己在明廷的地位。
自朝鲜来华的阉宦随着在明地位的提升，交往圈层扩展到明朝的朝臣士夫；有钱得势后捐修佛寺，营建坟寺延续香火的行为也与明廷的其他本土宦官无异。
朝鲜宦官尹凤曾在出使回原籍时说道：“本国信儒者之说，不好佛事。
中国自太祖皇帝以来，皆好佛事，洪熙最好，亲设水陆佛氏之来尚矣。
”相比于崇信佛教的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以儒家礼义典章立国，显得更加维护儒家传统。
来自不佞佛事的李氏朝鲜的郑同表现出的种种崇佛行为已与中原宦官无异，并且其行为亦表现出对于明朝近侍身份的认同。
郑同六次出使朝鲜派遣本土宦官出使本国是明朝开国以来的传统，本土宦官既有语言优势，又了解其本国国情。
洪武时期便开始派遣高丽宦官出使原籍。
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派高丽宦官金丽渊送高丽流寓人还国，《明太祖实录》载：“内使金丽渊近在朕侧，自言亦高丽人，家有老母，久不得见，朕念其情，就令归省，并护送流寓者还。
”其后派遣此类阉宦奉使至朝鲜成为惯例。
明代朝鲜内侍出使回本国，有了“明朝国家在场”的光环，其为家乡、亲属向朝鲜王廷谋求权益的例子比比皆是，隐性权力渗透进其故国的政治生活，双重身份使他们对东亚区域秩序产生特别的影响。
郑同曾六次出使朝鲜，《朝鲜王朝实录》中详细记录了其归国行程。
尤其是第二次成化五年出使，几乎将使臣的行程记录精确至每一天。
景泰六年（1455）郑同作为副使第一次回国，此时距其宣德三年入明廷已过去27年。
故其尚未入境便已迫不及待地将归乡后的重要诉求传达给了朝鲜王廷：“一、家舍或可仍修，或不得已新造，量宜布置，且审父母坟以启。
二、使臣族亲等，预先招致，若使臣欲相见，备酒果馈饷。
”大约是首次归国，此时郑同仅要求修置信川的家舍和家族坟墓并安排其探亲事宜，且在完成册封朝鲜王妃的公务后才赶往信川老家祭扫。
这期间对于国王派人给予的照应，郑同从老家回到汉城（今首尔）太平馆之后拜叩致谢言：“予在信川，殿下使人赐药，又遣宰相迎慰，殿下恩德，粉骨何忘？”全程以礼相待，没有索取也没有给朝鲜带来过多麻烦，三个月后安静归国。
成化五年，郑同作为崔安的副使，事隔十四年第二次回国。
郑同此次出使与同籍宦官崔安、沈绘同行，任务是“往朝鲜国册封故国王李瑈世子李晄为王。
太监沈绘致祭。
”明使太监崔安、郑同、沈绘等“率京头目四十六人，前月十六日发北京，本月初十日到辽东，二月十五日二十日间当发。
”郑同等人自成化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自北京出发，历时约一个月，于成化五年一月十日到辽东。
在辽东滞留月余，二月十五日渡鸭绿江至朝鲜境内义顺馆，闰二月四日到达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今首尔的慕华馆。
整个行程将近三个月。
且因援引前人故规不敢久留，欲五月返程。
在朝鲜逗留的三个月，几乎每日行程都有记录。
郑同等人此次归国出使的公务是册封朝鲜国王。
公事之后，使臣们的活动除归乡拜扫之外，也会去探望在明朝同僚的同乡家属。
比如郑同和沈绘“往见姜玉家，过圆觉寺，使头目二人点香。
又往车孝辀家，皆行茶礼”。
崔安和沈绘到郑善家影堂，“绘哭尽哀，头目等亦哭”。
除探望同僚宦官家属，他们亦会探望入明的韩桂芝的亲族韩致仁家，并互赠礼物。
从这种人情往来可以更好地洞察入明的朝鲜人之间相互照应进而形成利益集团的过程。
此次归国，郑同等人开始为家乡亲族谋取私利。
朝鲜方面都一一满足，并且客套地一再挽留，温情脉脉。
直到成化六年郑同第三次还朝，已开始直白地请求朝廷为其家人加官晋爵。
此时，朝鲜对郑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当郑同告之回程时间后，朝方一改前态，仅敷衍挽留。
郑同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使回朝鲜间隔十年，这其中涉及朝鲜欲在明朝购置弓角，却因之为武器材料而被限购的史实。
郑同与韩氏从中斡旋的同时也收取私贡别献，给朝鲜带来负担，造成朝鲜君臣对其极大不满，认为郑同必定从中谋利，痛斥其“为人甚奸黠”，并且明宪宗索取别贡，必然是“郑同作俑也。
郑同奸狡有余，可以生事，可以无事矣”。
成化十七年（1481）、十九年（1483）郑同最后两次出使直至病逝于朝鲜，与朝鲜君臣的隔阂和矛盾已然暴露无遗。
通过六次出使可以看出，在郑同与故国君臣由客气、尊重到互相索求、敷衍的过程中，同籍同族之间应有的亲情早已泯然不见。
然其中有个微妙的现象值得探究，即便后几次出使彼此剑拔弩张，在宴请行礼之时宦官仍客气地向国王叩拜，“郑同亲执御座，移北向南，上曰：‘大人前日每令我如此，我辞不获，多失礼，至今悔之，我今不敢当。
’郑同强请，上就坐”。
而后随着叩头的金兴直言：“小民父母官与族亲，皆升职，殿下天恩，说不能尽。
”这种行为在以往研究中多被断章取义地用来证明朝鲜宦官对本国的身份认同。
然而纵观郑同六次出使与朝鲜君臣长时段相处应对的历程，这种客套已经不代表情感上的认同，更多的是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礼节；倘究其蕴含的情感表达，或可视为宦官为维护其家乡亲族利益对国王的一种道德绑架。
通过对明代朝鲜人宦官郑同的入明经历、交往圈层以及六次出使朝鲜进行个人生命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自周边属国入侍中原的阉宦，向皇帝表达忠诚以邀宠固位是基本，更把“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正是由于这种“用夏变夷”的文化底气，使周边国家入华人士的身份认同倾向于中国；而自中原地区迁往周边国家的华侨，则不断以私塾、义学等方式强化华文教育和认同感以传承中华文化。
可见，在东亚文化圈中，这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群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