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他，以“垫棺作枕”的志向，花六载春秋写就“一代奇书”《白鹿原》。
他，以蒸馍喻人生，提醒浮躁不安的你我，沉得下心，耐得下心，别在馍蒸到一半时，轻易揭了锅盖，泄了气。
今晨，作家陈忠实病逝，享年74岁。
最好的缅怀，就是再读先生。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
男人下了原，女人做了饭。
男人下了原，女人做了饭，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
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
华阴老腔“混搭”摇滚，还记得这首曾令闻者拍手叫好的歌曲吗？老腔唱段的词作者就是陈忠实。
借鉴流传已久的关中民谣，加入自己对白鹿原生活场景的高度概括，何其简洁，何其生动！全曲终了，老腔艺人酣畅的唱腔犹在耳边，似含无限希冀，将我们带至黄土飞扬的百里秦川神游……秦川百里 凝云不流白鹿原上 余韵悠悠黄土地忠实的记录者，枕着《白鹿原》睡去了……△初中毕业时陈忠实（前排左一）拿着《延河》杂志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西安灞桥西蒋村。
父亲一直想让儿子离开乡村，到西安或别处去谋一份体面的职业。
为了供陈忠实和他哥哥读书，父亲常常是变卖粮食和树木，很是艰难。
高中毕业之前，陈忠实也谨慎地为自己谋划着未来，他的打算是：上上策是上大学深造，其次是当兵，再次是回乡村。
遗憾的是当年大学招生名额锐减，他落榜了，军营也对他关了门。
于是他便只得归去，时在1962年。
他感到了命运对自己的捉弄。
△1974年的陈忠实完完全全当一个农民，他难以接受。
好在对文学怀有强烈兴趣，在乡村当教师、当公社干部之余，他把自己埋进了文学创作之中。
缘于此，陈忠实变得沉静起来。
水深了才能沉静，而且沉静之中潜藏着波澜大惊。
“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
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塌实。
”△陈忠实（后排中）与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合影为了实现“文学梦”，四十五六岁的关中汉子豁出去了，他和妻子约定，先写书，如不成，便去养鸡。
在长安、蓝田查阅县志整整两年，他又告别妻儿，回到乡下，在自家祖屋里蹲了整整四年。
期间，只用了十年就攀上文学高峰的路遥，也刺激着他，“慢慢地，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作家刮目相看，我多次对别人公开表示，我很敬佩这个青年人。
当他的作品获得文学最高奖项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
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1990年的陈忠实△《白鹿原》就是在这个小桌上写成的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月《白鹿原》正式稿完成的那个傍晚，独自在家的他忽然觉得“缓不过气儿来”。
他似乎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些年，好不容易走到洞口，但“那种光明让人受不了”。
他出门蹲在河边抽烟，还放了一把火，听着夜风中哗哗作响的荒草，才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过后释放的痛快。
《白鹿原》一出世，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如同一位智慧的老农在讲述岁月的变迁，彰显出大气和浓烈的地域风采。
这部作品被评论家称为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陈忠实的书房学者赞称，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此后，《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行逾200万册。
△2006年北京人艺首次将《白鹿原》搬上话剧舞台濮存昕、宋丹丹、郭达主演的该剧引起观演热潮功名利禄非他所想，《白鹿原》获奖后，陈忠实又回到乡下，避开了热闹和喧哗。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的娃娃。
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宁静。
”早上泡馍加稀饭，或馒头玉米粥。
中午米饭，一素一荤加一汤。
晚上面条或与中午雷同，但必须喝酒，得加点花生米、酥胡豆之类的下酒菜。
打扮朴素而整洁，起居有常。
写作顺畅时，奖励自己，要么听秦腔，要么找知己聊天，要么找人“杀”盘棋。
他生活简单，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创作上。
一口地道陕西土话，不会客套，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逗乐在场所有人。
他语言简朴，却总能一语中的。
他说……朋友之交，宜得删繁就简。
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事；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
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
人生，简单如同蒸馍。
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
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
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
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图文/整编自人民日报、华商报等“文学梦伴我一生，没有其他选项”，陈老先生如是说。
你找到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了吗？无论此刻的你，在文学路上踟蹰，在人生路上徘徊，请相信：不忘初心，守得云开，终见月明。
《第一次投稿》作者/陈忠实“顾影自卑”的我喜欢上了文学，而一句“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令我失控……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
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
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是被看做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
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是我以前所未遇过的新鲜事。
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
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作到中学，我是越作越烦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
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
我第一次感到了作文的兴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
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彰，更没有被当做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
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正朝我走来了。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
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
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
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
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
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作文的要求。
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
他偏过头问：“什么事？”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他冷峻地瞅着我。
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的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
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他悠悠抽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
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
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
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面对如此好的评语和“5+”高分，我心里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有凭证证明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僵局持续……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绺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铺一半再盖一半。
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
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
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
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
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底火又死灰复燃。
作文本发下来，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下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僵局继续着。
为我抄写投寄第一篇稿的，也是他。
心头疑虑顿然冰释了，而我却更局促不安……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
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
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扬头，是车老师。
他笑着。
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
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
”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
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
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
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
”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
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
“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的两个人物的绰号。
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
我也给我的人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
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
”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
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
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
你知道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
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
我举起忏悔的手向他投诚，为我可憎的狭隘。
经过多年动乱，我依旧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
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扎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
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左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
我站起来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哽塞了棉花似的。
自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
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
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
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白鹿原》的最后——“白嘉轩轻轻摇摇头，转过身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自此，世间再无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