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和一个纽约长大的年轻导演聊天，他如此形容美国第一和第二大城市的区别：“在纽约，你一伸手就可以抓住身边的人，你会觉得那些人是真实存在的。
在洛杉矶，你也伸长手臂，但你的手仿佛是透明的，你觉得自己触碰到了那些人，却抓不住他们。
”移居洛杉矶逾三年，我的感受和他完全一样。
起先我以为是疫情的原因，所有的交互都在线上一个个方框里进行。
然而，即便城市重新开放，即便认识了新朋友，即便每周三次要踏进教室上课，即便周末乘地铁去城市的不同角落采风，我仍然感到这座城市并不真实。
我们的感受并不极端。
早在1980年代，法国著名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在文化笔记《美国》中，就把洛杉矶看成其重要概念“拟像”（simulacre）的范例。
在他看来，洛杉矶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有的只是无限延展的“电影化的外表”。
“电影化的外表”可以有很多层不同的含义。
来到这座城之前，我理所当然地把电影看成是对现实的模仿、加工或想象。
换言之，先有现实，再有电影；现实是真实，电影是虚拟。
来到洛杉矶之后，我却感到电影和现实的关系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谜团。
两年前，我去了离洛杉矶不远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住在周边的“先锋镇”里。
一到那里，就觉得自己走进了西部影片的片场，全都是古朴的木建筑，每一栋矮楼上都挂有巨大的招牌，用老式的广告体写着“银行”“旅馆”“酒馆”等字样。
我天真地以为这就是早期加州小镇的模样，后来才知道这个镇子原是1940年好莱坞搭造的片场。
如果你有心，洛杉矶城中有很多类似的街道和建筑，起先是电影拍摄地，而后生长为这座城现实的一部分，好比中国城里的中央广场，这里的建筑用色之大胆简直令人咋舌——黄色的屋檐，蓝色的钩边，粉色的墙面，不少建筑的上半部分还是京派宫殿，下半部分就成了粤派民居。
在你用“中西合璧”为这种杂糅的风格做解释时，或许并不会想到最初这个广场就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
经过了年月的洗礼，“虚拟”已经与“真实”雌雄莫辨。
更大程度上，洛杉矶整座城的诞生之初或许就来自影视作品的虚构。
罗曼·波兰斯基的《中国城》借用一段“阴谋论”讲述了这座城腐败的原罪，尼古拉斯·雷的《无因的反派》则把洛杉矶和青年反叛文化直接联系在一起，而由雷蒙德·钱德勒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漫长的告别》《湖上艳尸》）则把洛杉矶描绘为一个声色犬马的罪恶之城。
腐败、叛逆以及犯罪等主题会在《洛城机密》《速度与激情I》《穆赫兰道》中延续。
同时，随着《爱乐之城》的成功，洛杉矶也被定义为一座梦想之城，近几年有关好莱坞往事的电影接二连三地问世，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延续追梦这一当代城市精神。
洛杉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以外，剩下一半也多是从全美各地搬迁而来。
他们或许和我一样，首先是从电影里认识这座城，而后当真正进入这座城的现实层面，还依然有一种电影比现实更真实的感受，后者也被波德里亚称为“超真实”（hyperreality）。
2007年上映的电影《血色将至》改编自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石油！》，后者则是基于爱德华·多汉尼这位石油大亨真实的人生。
不久前，我去了位于西好莱坞的多汉尼故居，果然是石油大亨，山顶豪宅和花园都气宇轩昂。
但是整栋房子，我都觉得就像其他的精品酒店，唯一真实的只有地下室的保龄球馆，这是《血色将至》最后一幕的发生地。
更令我惊讶的时候，是我看到多汉尼本人真实的照片时竟然觉得他是个冒牌货，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那个角色才是正版。
换而言之，虚拟已经变得比真实更真实。
在波德里亚看来，“超真实”的形成是因为后现代的世界已经由“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这些“拟像”将想象塑造为真实，切断一切与“真实”之间的联系，将“真实”纳入自身，取消了区别“真实”与“非真实”的意义。
除了大量出现在电影里的洛杉矶建筑、街道，让我感到真假难分之外，更令我感到焦虑的是，我常常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是某些电影角色的模仿者，或者说是赝品。
来洛杉矶的第一年，我的四个室友中有两个是来好莱坞追梦的年轻演员。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类型，一个举手投足都在复刻崔娃，另一个则在模仿碧昂斯。
很快，我似乎可以捕捉到每个人正在努力成为的对象，有时候我一周可以从三个不同的人嘴里听到一字不差的“人生忠告”：“不要在言语中贬低自己”。
而后，我意外发现，这句话来自某位好莱坞明星最近的访谈。
久而久之，我不知道我遇见的人是否只是几个影视剧角色类型的虚拟化身，我甚至恐惧我好不容易认识了一个有个性的人，那个人或许很快就会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催生出一大批仿冒品。
很多年前，美国有对父母被爆出把七个孩子关在家里，不让他们接触外界，只让他们看电影。
当时，我身边就有朋友想去采访，想知道完全通过电影认知世界的孩子对现实的理解是怎样的。
如今，我想告诉这位朋友，不用去采访了，就来洛杉矶看一看吧。
钱佳楠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