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御制紫檀重檐庑殿顶三间式大佛龛长122cm；宽55cm；高100cm备注：美国西海岸贵族旧藏，1930年代购自上海北京保利十周年秋季拍卖会“禹贡——十周年古董珍玩之夜”专场，Lot7359成交价：RMB 12,880,000 佛龛与藏传佛教清代宫廷中佛堂众多，且绝大部分都是藏传佛教佛堂。
自明清以来，蒙藏地区所贡献的佛像、法器数量巨大，加之中正殿造像数量日益增加，宫禁之内的佛堂陈设林林总总。
其中一些重要的佛像组合或古佛像会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奉旨为其量身定做专门的佛龛以示尊崇。
这些佛龛多制作精美，用材讲究，而最高级别的当属仿宫廷建筑式样的佛龛。
这类佛龛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基本上都是采用紫檀木，仿清代皇宫紫禁城太和殿的建筑样式，不过依据需要佛像的数量，规模大小不一；第二、背后往往有满蒙汉藏四体文题记。
这个佛龛就是其中精品之一。
殿后背板上，在三个龛的相应位置由右至左分别刻有汉蒙满藏四体文字。
据题记可知，此龛所供三尊分别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1769年6月29日），是三尊新造的无量寿佛，而「新造」通常都是指由清宫造办处成造的。
至于此三尊的独特之处尚不清楚，但显然是乾隆帝心仪的重要造像，通常无量寿佛的造像不会只造三尊，应当是九尊一组，很可能原来是三尊一龛，共有三龛，此龛是其中一尊。
对这三尊佛像进行「认看供奉」的人是一名叫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的活佛。
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可能来自青海广惠寺。
他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可能从康熙时期就已经来到北京，为清朝服务，定期参加宫中念经活动，曾经担任过扎萨克喇嘛和热河寺庙的达喇嘛一职。
康熙五十四年（1789年）参加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一书由汉文译藏文工作。
乾隆时，他曾经担任过掌印扎萨克喇嘛、达喇嘛以及雍和宫的主持等职，在北京众高僧大德中，地位仅次于章嘉。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曾奉旨进藏，向班禅大师颁赐封文，三十八年（1773年）参加了《满文大藏经》的编译工作，可见他在佛学方面还是相当有造诣的，也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他这个转世系统应当属于章嘉国师的众多弟子关系中的一条线，与章嘉的师徒之谊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时，章嘉国师在五台山避暑，他代掌驻京喇嘛印务，后被调往多伦诺尔迎接班禅一行，并参加当时众多的佛事活动。
《造办处活计档》中此人见于记载之处甚多，精通造像和绘画。
每次章嘉国师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便时，多由他来主持宫廷造像和唐卡的认看供奉。
类似的佛龛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也有保存，不过数量并不多，也足见其珍贵。
（撰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罗文华） 关于清乾隆佛龛的几点看法1. 对于材料形式的基本认识 本文主题——“乾隆铭紫檀殿式佛龛”，得到了一些当代学者的关注。
笔者以为，现命名“清乾隆御制紫檀重檐庑殿顶五开间佛龛”是准确的，关于造型、形制和缘起的判断是基本合理，同时需要做出一些说明。
首先，严格而言，“御制”指清宫造办之物，并非狭义“御制”。
现有佛龛的三大特点可以比较充分地证实其“御制”身份：一是内容可考、形制准确的乾隆铭文——前期研究已比较全面，在此不赘；一是整体如法、细部规范的建筑类佛龛造型——对比承德避暑山庄藏品（《清宫秘藏——承德避暑山庄藏传佛教文物特展》，1999）等同类文物可以做出明确判断；一是工艺精致，构造严谨，建筑主体、勾栏、须弥座各部位构件交接设计入微，内部和隐蔽构造合理，反映深厚的做法设计积累，绝非模仿外形可得。
其次，对于紫檀木材质的判断应当予以说明。
目前我国已经颁行红木类木材鉴定规范，针对紫檀已经形成明确的微观特征描述，进一步取样分析可以证实现有材质判断。
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木材材种判定主要依赖裸视经验、称重判定（《物料斤两价值则例》，清中期）、溶解及染色特征。
进而，鉴于古代木材定义的多义性和非植物学特性，加之材种判断中无法辨识的种、亚种及属间相似性特征等问题，使得针对古代文物材质的判断更需要依赖经验与文物材质之间的对比。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比现有清宫冠以“紫檀”称谓的材质特点，可以基本肯定本佛龛所用木材为清宫所指代的紫檀木。
2. 对于一些辅证的解读和价值判断 对于上文中“御制”判定而言，“乾隆铭紫檀殿式佛龛”自身还存在一些细节现象可以作为辅证。
第一点，殿身结构以斗栱部分为代表具有不同于常规官式古建筑的样式特点。
表面看来，这些特点似乎可以用来质疑佛龛身份；而实质上它们普遍存在于清宫造办处作品之中，反映内务府匠作真实情况。
本佛龛斗栱部分，无柱头、平身之别，且蚂蚱头、昂身弯折、栱身造型和比例与官式建筑规范相去甚远，反而在某些程度上接近以江南建筑为代表的地方做法；本佛龛大木结构下层檐额枋、柱头和穿插枋的交接关系均采用霸王拳，与实际大木结构关系迥异，可以归因于小器作与大木作各有专攻。
另有研究表明，内务府造办处匠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