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独特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时代，全世界都是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军事、政治、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很多学术流派，主要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和医家等。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主要研究“法、术、势”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快速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手段和思想，受到各国国君的重视。
百家争鸣法家思想以“人性恶”立论，认为任何人为了自己都有“皆挟自为心”，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都好逸恶劳；他们认为“人性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要充分调动人的贪欲，就可以快速实现富国强兵，国家得到大治。
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十六个字，意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掌握在国君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利用“法、术、势”见不得光的手段才能治理天下，因此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尤其是秦国，从商鞅变法快速强大，到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乃至秦国治理全是运用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产生的源头可上追溯到春秋时的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他们是法家思想产生的先驱。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赵国的慎到、韩国的申不害、燕国的乐毅、秦国的李斯等人继承、实践并大力发展，成为法家学派。
战国末年，韩非对前期法家学说加以总结、提炼，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
法家思想管仲，姓姬，氏管，名夷吾，字仲，为表尊重，后人多称其为管子。
齐桓公（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建议下，不记“一箭之仇”的前嫌，任用管仲为相。
管仲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和指导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人才选拔制度，充分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使齐国快速强大起来，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管仲也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他为：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齐国管仲子产，姬姓，氏国，名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故称公孙侨，郑国人，春秋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
子产在郑国二十余年执政生涯中，对内，坚持“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刚柔并济的治国方略，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诸于众加以宣传普及，成为中国历史上以书面形式公布成文法的第一人；对外，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巧妙地周旋于晋、楚两个大国及其他诸侯国之间，为郑国争取到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使郑国逐步走向振兴。
作为同时代人，孔子对子产的评价非常高。
《论语》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管仲和子产是法家思想的先驱，在治国安邦过程中除了法家思想，还有“以德治国”的方略，所以他们二人都得以善终。
郑国子产李悝，河南濮阳人，师从鬼谷子王诩，战国时期的魏国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
为了给变法保驾护航，李悝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
与所有法家人物的命运一样，李悝变法成功了个人却没有善终，为了维护自己制定法律的权威性，他自杀了。
魏国李悝吴起，战国初期卫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法家人物，先后效力于鲁国、魏国和楚国。
他效力鲁国时，以弱胜强击了强大齐国的入侵；效力魏国，率兵战胜虎狼秦师，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
吴起后来又得到楚悼王的重用，任命他为相，进行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改革，史称“吴起变法”。
楚的国力迅速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吴起指挥楚军”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所向披靡，威震天下，成为兵家“亚圣”，留下著名的《吴起兵法》，几乎与《孙子兵法》齐名。
全力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因变法而既得利益受损的旧贵族乘机发动叛乱，反攻倒算。
吴起在得知自己无法免于一死的情况下，跑到灵堂趴在楚悼王的遗体上嚎啕大哭，贵族们乱箭齐发射死吴起，这样楚悼王的尸体也遭到乱箭穿身，新即位的楚肃王眼见楚悼王尸首被凌辱，下令严惩射箭旧贵族，灭族七十余家，临死的吴起也为自己拉上了很多的垫背者。
吴起被乱箭射死后，又被车裂而不留全身，与其它法家人物命运结局一致，同样未能善终。
楚国吴起商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姓姬、氏公孙，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听说秦孝公求贤若渴、广收人才，志向远大的商鞅便带着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治国方略，得到秦孝公的赏识，重用商鞅开始变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为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公孙贾借机说商鞅欲反，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于咸阳，商鞅同样为变法殉葬，未得善终。
秦国商鞅申不害，亦称申子，战国时期郑国人，是法家“术治派”的创始人，可谓权术的鼻祖。
韩国的韩昭侯有感于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他了解到申不害的卓越才能，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委以兴国大任，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主张“尊君卑臣”，强调君主“操杀生之柄”，将国家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
经过他为相主持变法的十五年，韩国国治兵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成为当时的强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疆土。
韩国申不害李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
李斯和韩非子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
因劝说秦王赢政灭诸侯、成帝业，在秦王赢政灭六国的事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秦统一天下后，提出尊秦王赢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
李斯建议嬴政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书》等百家典籍，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李斯因嫉妒同学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受到秦王的重用而影响自己的前程，用计毒死了韩非。
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被赵高所忌，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同样没有逃出法家人物悲惨的命运结局。
秦国李斯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当时韩国的公子。
根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韩非与后来的秦国丞相李斯一起，拜当时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为师；但韩非没有以儒家学派自居，而是继承了法家思想，总结了齐国管仲、魏国李悝、秦国商鞅、韩国申不害等各派法家的学说，吸收了儒、道两家有关法治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最后建立了体系完整的法家理论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
韩非留下了著名的《韩非子》五十五篇，最著名的有《孤愤》、《五蠹》、《说难》等，系统阐述“法、术、势”三者的运用，成为历代统治阶级不二的手段，韩非子也成为法家思想的代表。
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的著作，惊呼：“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为了将韩非子收入麾下，派大军压境韩国，韩非被献给了秦王。
秦国丞相李斯嫉妒他同学韩非的才能，担心危及到他的权势和地位，与姚贾串通设计陷害韩非，派人毒死。
韩非子也没有逃脱法家人物的宿命，没有善终，因为法家人物以“人性恶”为立论依据，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人品和道德可言，用刀的刀下死，耍枪的枪下亡，所以几乎所有法家人物最后都为法家思想殉道了。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法家思想以“人性恶”为立论基础，认为“人性恶”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专门研究人性最阴暗的部分，然后针对性的制定奖罚策略和措施，如奖励军功、鼓励耕织等，充分调动人的某些欲望，就像给人打了兴奋剂一样，能把整个国家快速调动起来，只求目的，不折手段，可以很快实现富国强军，这也是法家思想一直能得到帝王赏识重用的原因所在。
这是法家思想积极的一面，但就像兴奋剂只能让人短时间兴奋，而且长久下来，对人体是有害的一样，法家思想只适用于短期争霸称王，不适合于和平年代治理天下，秦国就是最好的案例。
秦国用法家思想实现了快速灭六国，一统天下，何其强大；但马背上打天下，岂能马背上治天下，一直极端沿用法家思想治国，15年就覆亡了，这也是西汉大思想家贾谊总结《过秦论》的核心思想。
后世所有帝王都吸取秦朝快速覆亡的经验教训，都是采取“外儒而内法”的治国方略，运用中庸之道，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兼融平衡，成为维护大一统的不二选择。
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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