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友德倒在马路上，走在他前面的胥国成见状大吼：“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怎么杀人？”看到他义愤填膺，昂首挺胸的样子，头上的高帽子摘了，露出滑稽的阴阳头，刘副司令好不容易忍住笑，迅速地伸手把他的脖子往下按了按：“我这不是要斗争你，是要你保住自己的命，不要又被人家当靶子了，那就更加辜负我们司令的好意啦！”胥国成“嗯”了声，这才不声不响地和身旁的走资派们七手八脚地拖着宋友德，在刘副司令的带领下跑进了我们司令部所在的地方。
在我赶到司令部时，人们拉着躺在板车上的奄奄一息的宋友德正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我追上去，看了看满脸瘦削惨白的宋友德，用拳头擂着板车的架子：“老宋你要挺住！该死的‘工造总会’的暴徒，这仇一定要报！”晚上，我到医院去看老宋，不用说，他的生死我太关心了！病床前，肖音哭丧着脸，“医生说5到7天之后才可以看出他的生死……”“那就只好等着看了。
没办法的事。
”医护人员短时间的离开之后，肖音突然悄悄问：“怎么就这样了？是你——？”“你个傻瓜，我会那么傻？我是好意，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少受批斗的皮肉之苦，谁知道会这样？都是该死的‘工造总会’的暴徒干的！”肖音低下头沉默了。
“会好的……”我咕哝着，但我能够对她说是我尽量创造条件，让“工造总会”的狂热武斗分子把她丈夫往死里打的？也许她知道后不会太记恨我，但这事大家都认为是 “工造总会”的子弹不长眼，都怪罪对方，我有必要把我未能实行的曾经的想法告诉她么？我又不是神经病！既然不是我干的，那我对她怎样多解释？就说武斗都是那些高干的子女们为了报复而违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借着大辩论自上而下闹起来的，你怪谁去？她会信我的么？所以，我也就只好生出几声叹息后沉默了，但一个疑问萦绕在心：这“工造总会”也有马志杰这样的好枪手还是子弹误打误撞就碰上了宋友德的脑袋？幸运的是子弹并未正中要害，否则，他就会当场毙命了。
临别，我当然不能让肖音觉得我太冷漠，“有困难去找我。
”老宋确实挺住了，送到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头部的枪击外伤是彻底好了，只是留下了一个不生头发的指头大小的疤痕。
出院的同时，医生又宣告他失去记忆了，至于是不是能够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些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
我暗自高兴，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你傻乎乎的，再也不会作古正经管闲事了吧？这比我打断他的腿还要到位！这次肖音没有失去丈夫，但这个丈夫对她来说是更加不合格了，而且还成了她的累赘。
宋友德出院之后不久，初秋的凉意还没有令人满意地铺洒开来，那时候我们很忙：忙于造反、忙于武斗、忙于防御——害怕对手派来不要命的刺客来报复……苍天并不怜悯可怜的人。
一天，肖音有急事外出，不得不带上三岁多的儿子，把宋友德独自锁在房里，虽然时间也就一两个小时，宋友德却破门而出，爬到了附近一栋三层办公楼的最上面。
那时候人们忙于闹革命，也没有人在里面上班，他不知怎么从残缺的栏杆中掉下来，头部碰到地面的石块，把原本受伤的脑袋碰了一个指头大小的凹坑。
这个洞和枪伤的洞比起来虽然没有贯通，但它造成伤者颅内大出血，以致鼻子和耳朵都有少量血液渗出，在肖音找到他的时候，他早就没了气息。
知道宋友德归西，我掩饰住内心的喜悦，装出悲伤的样子，在县委机关没人管事而肖音找不到车的时候，我在我们司令部找到一辆车，把宋友德的遗体运回了他的老家，掩埋在附近的小山坡上。
我含着泪在他的坟前三鞠躬。
我也不知道我的泪是怎么出来的，但决不是假的。
武器被收回去了，不打砸抢了，不造反了，我们司令部也就慢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些和我一起造反的大多都有工作单位，他们在慢慢的复工过程中各干各的去了。
我呢？我还健在，但我只有每月27市斤的粮食指标，我要生存下去，就得捞钱，不能成为由老婆养活的窝囊货。
其实，陈佼蓉不足3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4口，也太勉为其难了。
于是，我只得又打起做生意的主意。
本钱呢？上次“出师未捷钱先死”，妻子在单位储金会借的钱还没还完，找她是筹不到一个子儿了，我只好把手表放到寄卖商店，得到九十多块钱，又揣着希望要去干了。
干什么呢？我苦笑着回忆上半年的成绩。
TND，人背时了什么都做不成，几次做生意过后，我的手头只剩下了一根扁担和一对还算好看的篾箩筐。
望着这最后的本钱，我哭笑不得。
突然，我的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出了另外的方式，那就是挑着货郎担到县城周边的郊区去试试。
我在县里当头时，不止一次地看到商业和供销部门的材料里面都提到过这玩意儿，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方式。
我的货郎担装载的是当时不需要凭票供应的而且相对轻巧的商品：妇女的用品如针线、纽扣；学生的用品如练习本、铅笔、毛笔；大人小孩都能用得着的膏药、清凉油、袜子、小手巾；儿童玩具如吹起来后可发出唢呐声音的塑料泡等等。
开始几天还没有走得太远，晚上可以回家吃住。
后来走出点门道来了，便索性走得远远的，可以好多天不回家。
这样做最主要的好处就是让陈佼蓉找不到我唠叨，没法和我算账。
在这里插入一个与Ｃ通信的情节。
自从在Ｃ那里借了10块钱之后，解决了我回老家的旅费问题，现在差不多两年了，但我一直没有能力归还。
说实话，在我的内心深处，确实感觉很是对不起她：人家热情款待，甚至用身体招待都做了，临走还以借实际上是骗的方式从这个年轻女子的手里弄走了她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
现在无论如何得有个交待。
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编造了一通没有及时还钱和通信的理由，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文·革及其随之而来的武斗等，使我们的通信受到影响。
其实信发出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是猴子拔毛——胡（猢）扯。
文·革和其间发生的武斗，确实造成了各行各业不同程度的混乱，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在勉为其难地运行，即就通信来说，并未真正中断过，只是可能迟到一些时日，偶尔也会造成邮件的丢失。
但这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产物，在此之前，这些不良现象也是存在的，只是频率低些罢了。
另外的一个理由是以前给她去了信，寄了钱，但由于地址不准确被退回来了。
当然，我还利用信件和钱的邮寄完全分开这种形式的存在，在并未给她寄钱的情况下说钱也寄出了，请收到后给我回信。
在把信件丢进邮箱之际，我忍不住笑了。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不是真的要赖她的钱，只是先糊弄她一下，以后手头有钱了一定会真的寄给她。
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讽刺我终于还是没有忘记她和在她那里借的钱，虽然这一次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看到我的汇款单，但她衷心地希望我不是名副其实的骗钱骗色的家伙。
悄悄看完信，我只能记下地址，笑着将信付之一炬。
这天来到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
这是春天真正笼罩大地的时节。
在山路上望着处在半山腰的村落，在夕阳斜斜地照看下，只见傍晚的炊烟在房子周围的树林间飘散出来，把那些嫩生生的树叶和高大翠绿的竹子染上浓淡不匀的淡蓝色，倒也真的像一幅绝美的画卷。
只可惜为了生计，我没有时间和心情来欣赏。
在不轻不重的货郎担的压抑下，当我走进村子的时候，身上已是微微发热起来。
想起以前乘坐汽车，在这样的山路上，虽然有些摇晃颠簸，但却可以很快地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现在我是摇着拨浪鼓，缓缓而来。
山村居民喜欢豢养的狗几条一伙地照例吠叫着出来迎接。
对这些讨厌的家伙，我是早有准备的：我的拨浪鼓的杆子就是一根结实的长棍子，如果有不识相的恶犬胆敢冲上来，我可以将它赶走。
现在，当我摇动拨浪鼓的杆子的时候，突然想起以前很多时候手里是握着一支钢笔（有时候是毛笔）写写画画，其作品要么成为领导的报告或文章，要么成为批示，现在这笔杆变成了一根打狗棍，禁不住苦笑，酸泪差点随之滚落下来。
转念一想，这算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挥动拨浪鼓的杆子赶走了狗，这才听到这户人家的屋内传来带着颤音的“乓乓”之声，原来是他们家请了弹棉花的在加工棉被。
我把担子在这家门前的小晒场上放下，向大门口走近几步，仔细看门口的4个孩子，他们大的七八岁，小的三五岁，大些的3个可看出是两男一女，那个小的从外貌上是无法分辨男女。
两个小的坐在七八寸高的门槛上，一人拖着两条鼻涕，其中的一个的鼻涕还是青绿色的；两个大的则蹲在门口玩抓子儿游戏，女孩的两条小辫子在那些挣扎出来的散乱头发之中胡乱摆动。
在他们旁边的木板壁上，一张残破了的布告吸引了我的眼球，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年多以前由我签署的“关于禁止买卖耕牛的布告”。
看着下面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我只能摇摇头：在Ｃ那里，报纸上的照片可以哄到路费和午餐，此时此地，我能够用这个名字哄得到食宿？不可能！没有照片为证，人家会把你当做骗子。
就只当没有看到吧。
我对着堂屋大声地：“老板，家里好热闹啊！”一男一女两个弹棉花的住了手，因为他们本来就刚好弹完，改为铺网纱了。
男的抬头回应我：“老板在厨房里。
”“哦！两位好手艺，把这棉花弹得雪白！”“棉花是弹得雪白了，但我们的肚子里只怕变黑了。
”男的不懂呢还是无意区分肺与肚子的区别？他头也没抬地一边铺网纱，一边回应我。
“呵呵，不至于把肺弄黑吧？告诉你，就是肺不舒服了，可以弄点甘草、陈皮——没有的话就用自己晒干的橘子皮也行——一起熬汤喝。
当然，有冰糖加点就更好啦！包你喝几天就没事了。
”弹棉花的一对男女不约而同地看了我一眼，男的“哦”了一声，“看来你对中医很内行噢。
”“呵呵，懂一点吧。
”一个四十多岁也就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扎着一条白不白灰不灰的土布头巾，提着一只水桶从冒出炊烟的厨房里走出来：“那你怎么不开个诊所，还当什么货郎啊？”她说着，把旁边的一把只有半边靠背的椅子递给我，“坐吧！”“你的主意很好，和我想的一样，我这一回去就改行。
”这是真话，她提醒了我，我没有必要到处屁颠屁颠，一天跑到晚才能捞到饭钱，或许比讨饭的还不如！女主人在厨房旁的竹笕里接满了一桶从后面山上流下来的泉水，进厨房去了。
我走到货郎担边，拿开上面的一层，把下面仅有的3个鸡蛋拿在手里，走进厨房。
在厨房的幽暗中适应几秒钟之后，我看到了灶门前坐着一个老头，清瘦，看起来七八十岁了，不时咳嗽几声。
。
可能是老人怕冷，他既帮忙烧了火，自己又可以烤火。
我把鸡蛋递给女主人：“大姐，我只有这3个了，是和人家做买卖换的，没有在供销社卖掉，就在你这里换一餐晚饭吃怎么样？”“吃就吃吧，又没有什么好的吃，还要你拿蛋来干什么？”“这是我的意思，如果空手吃饭，我就不好意思啦！大爷您说是不是？”我转向老头，算是打个招呼。
老头只是对我笑了笑，又咳两三下。
“他是我的公公，78了，耳朵很背的，他肯定没听到。
”“噢！”我把鸡蛋放在灶上，对老头挥挥手，赶紧走出厨房，因为呆在里面完全没有便宜占，只能让鼻子和眼睛遭受柴草燃烧不完全冒出的烟雾的刺激。
突然悟到这个老人是真正给媳妇帮忙的烧火佬，哑然失笑，但愿他不是因和媳妇关系暧昧而获此美称的。
我幸好出来得快，否则，我的货郎担可能就要遭到那几个孩子的洗劫了，因为他们已经站在我的货郎担周围叽叽咕咕。
我问两个大孩子：“你们看起了什么？要买什么？”女孩腼腆地一笑，抬起双手以手掌朝外的姿势短暂地在眼前遮了一下。
男孩则对女孩说：“姐姐，你的本子不是写完了吗？找妈妈要钱买一个？”“噢，对对，你们是学生，是应该有本子。
”我从筐子里面拿出两个本子，给他们一人一个。
“多少钱一个？”女孩问。
“5分。
怎么样，你们学校那里也是这个价是不是？”我看着女孩裤子膝盖处破洞上针脚粗疏的补丁问。
女孩点点头，对弟弟说：“你去找妈妈要钱。
”男孩正要跑开，我一把抓住他的肩头——拉他的手吧，脏兮兮；拉他的衣服吧，担心扯破，所以只有抓他的肩头，“不要去，我不要你们的钱，算我送给你们的。
”3个鸡蛋加两个本子，共计两角五分是不算多的，吃一餐晚饭也差不多够了，因为我还在县政府工作时，在食堂吃一餐也就这个标准，只不过还要三到四两粮票。
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不给粮票也应该没什么。
我之所以到了这家就不挪窝了，是考虑到他们家既然请了弹匠，肯定就会多做点饭菜，多我一个人吃也就不会让主妇太为难。
在我这样乱哄哄地想着的时候，女主人到堂屋来叫弹匠夫妻——我猜应该是——到厨房去吃饭，顺便也叫了我。
我们走进厨房，仔细看才知道房子还是很大的，进门最右边是灶台，中间摆了一张坐8个大人吃饭一点儿也不挤的大方桌，桌子的左边有个火塘，里面摆着一个差不多箩筐大小的发白的树蔸，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被烧得发黑。
现在里面没有火，但从火塘中间铁挂钩上悬吊的熏得漆黑的水壶可以看出，这里天天在用火。
经过火塘继续往左是一扇门，应该是通向另有作用的房间。
我们大小9个人围着桌子坐下就餐时，这才发现桌子中间摆了一个大盆子，里面装着满满一盆煮熟了的红薯。
我知道，六十年代的苦日子过后，人们虽然能够吃饱，但对于凡丘县之类的山区县来说，作为主食的大米产量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往往用红薯、玉米等杂粮来补充。
当然，女主人还是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米饭。
虽然我算计着给了女房东饭钱，但我自然不好意思贪嘴吃人家的白米饭，所以把米饭倒回了锅里，夹了一碗红薯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女主人还是客气地要我吃饭，但我说我喜欢吃红薯。
回顾自己这半生，只有在为匪的将近百日里是过着饥一餐饱一餐，吃了上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日子，其它日子我都是不愁吃穿的，即使在过六十年代初的两三年苦日子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过来了。
所以，我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基本上不计较食物质量的好歹，何况红薯还是甜甜的东西，只是吃多了废气排放多，但大多独自走在山路上，臭屁嘘嘘又何妨，难道怕熏蔫了身旁的草木？在吃饭的过程中，通过断断续续地聊天，我知道了女主人的丈夫和儿子、女儿都在公社水库和干渠的培修工地上，这两个大孩子是她的小孩，两个小孩子是她的孙子女。
吃过晚饭后，天黑下来，弹匠走了，女主人把4个小孩全部赶进了堂屋左边的大房间，对我指指堂屋后面隔出来的房间说：“你就睡这个房吧。
这是我女儿的房间，他们去工地把床上的铺盖全带走了，我刚才用才弹的棉被给你铺上了。
”“好好！麻烦你了。
只是这新被子我怎么好意思睡？”我有点犹豫，“我还是和老大爷挤一晚上算了吧。
”。
“你就不客气了，出门在外，谁还带了锅灶床铺？你和老头睡不好的，他一天到晚咳咳咔咔，你只怕会睡不着。
再说新被子，刚弹好是要压一压的。
”女主人长得并不怎么样，但其直爽大方越来越显现出来。
“那我就只好说感谢啦！”看到刚才被女主人赶进房间的大女孩在房门口探头探脑，头发比先前更加乱蓬蓬，我立即从我的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蝴蝶结递给她。
女孩怯怯地不敢接，“这要多少钱？”“不要钱！拿着！”我走过去递给她。
女孩望着母亲。
女主人却转向我，“你先给了他们本子，又要给她这个……”“小女孩用的，不值钱。
”小女孩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得到母亲的批准，接过蝴蝶结，蹦进房去了。
“小疯鬼！”女主人咕哝着也进房去了。
通过木板壁的缝隙，我看到隔壁厨房里有火光一闪一闪，便走过去看。
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老头一个人在火塘边烤火，那个大树蔸已经被架好，被旁边燃烧着的树枝所引燃。
铁钩上的水壶也发出细细的嘶嘶声，看来他已经烤了一会儿了。
老头看到我进去，对我伸手指指旁边的椅子：“来烘一会儿？”我出于礼貌，笑着在他对面的靠背都只剩下一根直立的木棍子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知道椅子上一定积满了灰尘，为了不使老人难堪，我也就没有吹一吹，就让它们沾在裤子的臀部吧，只要不是鸡屎，等会儿在老人看不到的地方拍拍不就基本干净了？再说，整天在山间的土路上奔走，哪能不沾染扬尘？所以，这点灰尘也就可以不予计较啦。
我伸出双手做出烤火的样子。
山里的春夜确实冰凉，但我还没有冷到必须烤火的地步，只是借着这个机会稍稍消磨点时间。
还没有坐定，一个男孩闯进来，把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扔在火坑边上，“爷爷给我火钳！”他肯定是要把红薯好好掩埋在灰烬下面，稍后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烤红薯了。
不料老人不但不放手中的火钳，反而把红薯夹着扔出火坑，“才吃得饱饱的，吃什么苕啊，要睡了的！”这男孩噘着嘴还没离去，另一个小一点的也钻进来，把一个糍粑递给他爷爷，“给我烧！”“这就有鬼，才吃饭好久啊？吃得进去？走！”老人做出挥火钳要打人的样子。
两个男孩只好溜出去了，其中那个小些的还回头对老人愤愤地伸出手指，嘴里“哕”了一声。
我笑了，对未能闻到烤糍粑的香味感到一丝惋惜，但我们小时候也是喜欢经常来这一手的，糍粑在火的炙烤下渐渐膨胀起来，冒出诱人的香味的情景此刻倏地浮现在眼前。
坐定之后，眼睛很快就适应了老人身边的幽暗。
火光一闪一闪地通过打开了的房门照进了里面的房间，通过这光，我可以窥见厨房后面的房间的大致陈设了，我也因此能够确定这是老人的卧室了。
里面主要的是一张床，但很简陋，四角各树立着一根用来挂蚊帐的木条，所有木质部分不知是根本就没有油漆还是因为年深日久漆已经剥落殆尽，看起来通体就是那种酱萝卜的颜色。
床虽然简陋，但还是比较宽大的，围着已经有好几个补疤的黄不黄灰不灰的颜色难辨的蚊帐；床上的卧具在火光明亮时可以看到粗糙的纹路，这无疑是农村人自己纺的棉纱，再送到农村专门织布的人家织出来的土布，被套上印染出了青灰色的大花纹。
被子看来是主人起床时被随意掀开一角，所以就胡乱堆叠着。
垫单就不好形容是何种颜色了，大概和蚊帐是比较般配的。
床前摆着一张抽屉桌，桌上除了搪瓷茶缸、铜制的水烟袋、剪刀和柴刀等之外，就是灰尘了。
在随意观察老人的卧室的同时，我的鼻子虽然被火塘内的烧柴燃烧发出的烟气折磨得疲劳不堪，但还是隐隐觉得有什么气息非同寻常，仔细一思忖，猛然感觉出是从老人的卧室里面发出的丝丝尿臊气在刺激我的嗅觉细胞。
于是，我再往里间扫视，看到了老人床下的夜壶釉层在火光的照射下发出明亮的光点，这当然是它里面的存货在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我立即起身对老人摆摆手，示意不烤火了，并大声地对老人说：“您慢慢烤火吧，我去睡了，明天还要早起呐！”不知老人是否听清，但见我退出来时，老人对我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这老头在那时候真是活在古稀之年，怕冷是正常的，对于我们这般年纪的人来说，现在倒不是很需要，于是，我快步跨进了女主人给我安排的隔壁房间。
我没有时间欣赏这本来就没有一点特色的所谓闺房：因为主人已经把她的行李搬走了，加上他们的这所房子属于山区民居中最普通的等级，质量并不怎么样，所以就没有一点值得特别欣赏的价值了。
不过，这间房子的窗户用白色的皮纸糊着窗扇，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猜想，这栋农舍的窗户，为了采光和遮风，应该都是这样处理的，因为玻璃他们买不起，而且也难以远程运输。
这几天每天都走几十里山路，觉得很累，倒在新弹好的棉被里，很快就沉沉睡去。
睡得好时，美梦就来添彩：好漂亮的水库，岸边居然美女如云，她们怎么穿得那样破破烂烂？我总想在她们衣服的破洞中偷觑其中的春光，但她们嬉戏打闹，花枝乱颤，我又总是不能如愿。
忽然，她们下饺子般地投入碧水，哈哈，破衣烂衫似乎全漂走了，我兴奋地紧跟着跳进水库。
啐！这水怎么这样暖烘烘的？忽然，“哔哔啵啵”的响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睁开眼睛一看，通红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