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利在楼顶上等着，月亮照在他的身上。
天气寒冷，路面结冰了。
楼顶上堆了很多废弃的办公用品，西北处有一间四方形的水泥房子，架在一截矮小的钢制楼梯上。
他走上楼梯，推开门，里面是电梯井道的入口。
他肩上背了一只军用背包，里面装着两根撬棒、军用背包带、绳子、两支枪和套在枪头的消声器，还有一副橡胶绝缘手套——另一副绒布手套正戴在手上。
包很沉，估摸有十公斤。
他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
他把军用背包带绑在井道口的钢管处，然后沿着电梯井道往下爬。
每个电梯钢架的间距在两米左右，布满了油渍，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从一个钢架到另一个钢架，勉强能够着，他是个小个子男人。
两个月前，他到这家珠宝行踩过点。
他特意坐汽车来的，抢劫得离家远一点。
这里规模很大，他转过几次，二楼和三楼正在搞装修，整栋大楼管理松散，有一次他走到四楼，看见一扇门没上锁。
着地后，他用撬棒撬开电梯的门，来到一楼。
室内亮着一两盏灯。
这时，他发现了两个人。
是两个保安正在柜台里看电视，一个保安泡了一杯茶，杯子旁摆了一包香烟。
他俯卧在地，慢慢朝他们爬过去，然后站起身，用手枪对准他们的头。
保安吓坏了，向他求饶：“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是打工的。
”似乎没有反抗的意思。
他爬进柜台，另一个保安突然转身想拿东西，他朝他开了一枪。
他有些紧张了，用枪托朝他的脑袋砸了两三下，直到保安不动。
他转向另一个保安，“你不要动。
”他用绳子把他绑住，然后找了一条毛巾塞住他的嘴巴。
他从电视机背面拔了两根电线，一根电线套住两人的脖子，另一根套住两人的手腕，让两人互相制衡，不好移动。
接着，他开始撬柜台下面的保险箱，撬了三只。
里面有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反正都是黄金。
他走到对面的柜台，又撬了一只保险箱。
他把这些金子全都装到一个袋子里。
他看见被他打晕的那个保安醒了，正在往外爬。
他又朝他开了一枪。
然后想了几秒，索性也向另一个保安开了枪。
柜台上有一包保安大衣，他发现自己的衣服沾了血迹，就套了一件，然后取下挂在墙上的钥匙，打开卷帘门，逃走了。
天还没有亮。
在路边，他上了一辆回家的汽车。
中途遇到武警查车，他害怕极了，但没有被发现。
他立刻下车，把两把枪中比较大的那支扔到江里。
那天早上六点多，珠宝行的保安去接班，没有人应他。
他便进入大厅找他们，却见到两具死状惨烈的尸体。
一名保安跪在椅子上，头部中枪，右颞骨崩碎；另一名保安躺在地上，头部和背部中枪，一枚子弹击穿了右眼，另一枚从前胸穿出。
两人的身下各有一滩血泊。
他浑身一惊，心想出事了，便报了警。
进入现场的警察共有25名，包括浙江省公安厅的痕迹勘察员马继雄。
由于珠宝行面积较大，现场看了快10天，直到12月15日才看完。
在死去的两名保安附近，有一只橡胶制高压绝缘手套，手套上有一个印有兔子头的”playboy”鞋印——在撬开的保险柜上，也有同样花纹的鞋印，显然是案犯在撬保险箱时踩上去的。
根据这枚鞋印的分布，他们勾勒了他在楼内的行动轨迹，也推测出他的身高1米7左右，年纪28岁上下。
手套是全新的，可能刚买回来。
警方曾试图通过手套的销售范围寻找他。
经调查，手套是江苏省常熟市的橡胶厂在当年的4月生产的，销售范围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太广，无法定位。
现场没有发现指纹。
一开始，警方搞不清楚案犯是怎么进入珠宝行的，很多进出的门窗都没有发现痕迹。
直到三天后，珠宝行的话务员告诉马继雄，珠宝行的电话打不进，挺奇怪的。
马继雄到了六楼的机房，门一开，看见一串”playboy“鞋印，电脑线和电话线已被切断。
他们上到楼顶，看见了军用背包绳和电梯井道内明显的攀爬痕迹，确认了案犯的路径。
马继雄自己试了一下，觉得下去很困难，没成功。
这就是后来所说案犯攀爬能力强，可能当过兵的由来，后来媒体进一步将其夸张为“飞檐走壁”。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是1995年12月6日。
地点在宁波，被劫的地方叫绿洲珠宝行，在宁波市中心。
当年，绿洲珠宝行是宁波市规模最大的珠宝行，面积差不多六百平米，声名波及全省，或许徐利也是慕名而来。
案发后，珠宝行停业整顿一个月，一蹶不振。
店内被劫走的黄金价值162万，震动全省。
现场勘查毫无进展，此后22年，案件难以侦破，被称为“浙江省第一悬案”。
2三年过去了。
绍兴地方小，解放路是唯一一条繁华的街道，碰上节假，解放路上人挤人，自行车都骑不动。
这条路上有三家商场，分别是供销、华谊和国商。
供销大厦共六层，历史最久，是绍兴第一家有电梯的商场。
一楼卖电器，二楼卖黄金和床上用品，三楼以上是办公室和仓库。
大厦西侧对着一条很窄的巷子，人流稀少。
一楼和二楼安有防盗窗，三楼没有。
1998年春天的一个雨夜，保安和徐利相遇在大约凌晨1点50分。
保安在商场的二楼巡逻，听见床上用品部方向有声响，循声前往。
突然，席梦思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叫了声“嘿”，朝他的左手开了一枪，他手中的手电筒被击落在地。
当时两人距离只有四五十厘米，差不多贴着身子。
那人带了头套看不到脸，保安只看到他穿了一件浅色的棉衫，身材结实，逃跑时动作很快。
保安一边往后退一边叫喊，同时听见“嘭”的落地声，那是徐利的消声器从枪头掉了下来。
一楼巡逻的另一名保安听见动静，上到二楼增援。
徐利则从二楼爬到三楼，用事先预备好的绳子，从三楼窗户滑下地面，逃走了。
此前，他是借助墙壁上的空调挂机和水管爬到三楼，进入商场的。
他想抢劫。
凌晨三点，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局接到报警，前往现场。
先检查保安的身体。
那晚他穿了一件藏青色西服，西服左边的袖子有两个弹孔，下摆有两个弹孔。
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裂的。
子弹从枪口射出后直接散成碎片，弹片威力很小，造成了衣服上的弹孔，又从左手臂擦过，灼伤了皮肤，只是轻伤。
这很偶然。
可能是枪支质量差，出现了故障，开第二枪时消声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留在了地上。
在楼内，警察找到了子弹、消声器、一枚自制手雷，楼外的花圃中发现了三枚同样的手雷，那是案犯翻越围墙时丢掉的。
楼外的墙壁上挂着一根军用背包带。
警察也试着从一楼爬到三楼，觉得难度不大，一般矫捷的青壮年都可以做到。
考虑到作案未遂，也没有伤亡，很快便结案了。
1998年，这个案子发生之前，嘉兴市一家百货商场也发生了一起黄金劫案。
和绍兴的案件相似，案犯使用了塑料制的像电线一般的绳子，从高层的窗户进入、离开。
绳子比较细滑，逃走时他的手打滑，摔了下来，不过依然成功逃脱，抢走了价值180多万的黄金。
这是个大案。
当时嘉兴劫案的破案方向是在全省范围内找相似案件，看是否为同一人作案，也就是“案件串并”。
可供串并的案件越多，线索就越多，破案的希望就越大。
由于在绍兴市的供销大厦也发现了用于逃跑的绳子，当地公安局便把此案作为有串并可能性的案件报到了省厅。
马继雄也负责嘉兴劫案。
他在省公安厅的技术科做副科长，常去侦查科看看有什么案子报上来。
他注意到绍兴的案子是在那年5月。
马继雄觉得它和嘉兴劫案没什么关系，不是同一个人所为，倒是和三年前宁波绿洲珠宝行的案子特别像。
他给绍兴市公安局打了个电话："供销大厦是什么子弹，报给我。
””5222“。
对方说。
这个型号的子弹由前东德生产，和宁波的弹壳型号一致。
他又打电话给宁波市公安局，叫宁波那边也把子弹和弹壳带上。
下午到绍兴，两个弹壳比对，是同一支手枪发出。
就这样，通过后来证明并不相关的嘉兴案，绍兴案与三年前的宁波案串并到了一起。
他们决定重新对绍兴案件进行调查。
这次，他们采集到了指纹。
他们拆开手雷，在作为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面，发现了一枚指纹。
五根引线拧成一股从盒中穿出，打火机盒子是“金利来”牌，售价598元，一般在浙江作为贵重礼物相赠，绍兴也有出售。
警察去出售的柜台仔细研究了一番，封装好的盒子内贴了一层白色的衬纸，而指纹是留在内壁上的。
他们认为指纹不太可能产生在销售环节，极有可能是案犯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另一个突破是消声器。
消声器是案犯自己制作的，由98片网罩片构成，通过网罩片上的洞孔，吸收声音。
网罩片一般用在剃须刀刀头，但从市场上买98个剃须刀单独拆下罩片的可能性很小，更有可能是从生产地买回来的。
网罩片的产地在诸暨，当年2月生产后，运往余姚、慈溪加工成剃须刀刀头，最后才做成成品运到义乌商品市场。
绍兴案发在4月，中间只隔了两个月，警方认为，网罩片应该是在诸暨、余姚或者慈溪买来的，而且诸暨兴盛五金加工。
范围一下子从华东缩小到了浙江。
这下算有了破案的条件。
可查了一年，未果。
悬案仍然悬着。
3六年过去了。
2004年1月22日，农历大年三十。
晚上11点，在家吃过年夜饭后，徐利出了门。
他搬来诸暨快六年，一直没敢下手，但是最近欠了许多钱。
他带了一根撬棒、黑色头套、一副手套、一把尖刀和一支手枪，打了一辆出租车到第一百货商场附近。
在一条街开外的地方他下车，穿过马路，一直走到商店背后才戴上头套。
像前两次一样，他爬到三楼的天台，那里有一扇敞开的窗户。
他从窗户爬入商场，屋内只有过道处有几盏应急灯亮着，模模糊糊能看清东西。
他下到二楼。
二楼楼梯旁的李宁体育用品专卖店内，一个保安正在睡觉。
睡觉的保安叫夏根法，53岁。
那天晚上轮到他接凌晨两点的班，于是先在楼梯旁边的屋里睡觉。
快两点时，他听见走路的声音，以为是同事来换岗，便问：“你来了？”徐利没有说话，刀尖向下，朝他刺去。
第一刀很用力，刺穿了夏根法的嘴，切断牙齿，把舌头割成了两半。
他准备刺第二刀，夏根法突然用手捏住了刀刃。
徐立捏住刀柄想拔出刀，夏根法顺势站起了身，刀刃挑断了夏根法右手食指和中指间的筋脉。
两人身子贴着身子，夏根法试图将刀反向刺向徐利，徐利左手握刀，右手伸进裤子口袋，直接在口袋内朝夏根法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夏根法的左腿。
徐利本打算开第二枪，和1998年在绍兴的第二枪一样，子弹卡壳了。
于是，他又被迫撤离，沿原路上到三楼逃走。
夏根法浑身是血，跑到一楼，见到人，他刚开口，血就往外冒。
后来他昏迷了两天，在医院躺了一个月，由于嘴里有淤血，脸肿得有两个大，他的家人不得不每天用手把他嘴里的血块掏出来。
这次之后，他退休在家，每天夜里两点都会惊醒。
在这次极度失败的抢劫中，徐利慌不择路，一路丢掉很多东西，包括他仅剩的一支手枪。
警察还在现场找到一条黑色儿童线裤，裤腰和裤裆间有三个洞，是徐利蒙面时套在头上的，上面找到了他口鼻部位的脱落细胞，提取到了DNA。
春节前，诸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吕国坚去省厅汇报工作，碰到了宁波刑侦总队的副队长。
他们曾谈到要重启宁波绿洲珠宝行的案子，在杭州寻求省公安厅的帮助——1998年绍兴案件串并后，诸暨也是工作的重点。
1月22日大年三十，吕国坚进入现场，直觉无论是目标、侵入建筑的方式还是所用工具，都跟宁波的案子很像。
大年初一早上，他给马继雄打了个电话：“绿洲珠宝行案件差不多又发了，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第二天，马继雄到了诸暨，比对弹壳，确定串并。
没想到，六年后案犯又出现了。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
浙江省把这起案子作为重大的、案情恶劣的案件提交到公安部，请求公安部督办，列为专案处理，代号“1.22”。
浙江的《钱江晚报》发布了公安厅20万元的悬赏公告，并写了一篇通讯，标题为“蒙面大盗九年三案，浙江公安遭遇强敌”。
2007年的一个晚上，嘉瑞珠宝行的一个店员在位于二层阁楼的值班室窗户上，发现一根正在冒烟的电线。
不一会儿，供电局的人就过来了。
那根电线将珠宝店的后窗和配电房的高压电线连上了。
店员进屋时，徐利躲在离窗户七八米远的地方，看见有人走进值班室却没有被电晕，知道计划失败，迅速逃跑。
嘉瑞珠宝行有四个黄金柜台，陈设有金银钻石，价值千万，晚上并不收柜。
收银台的背面是金库，有两只保险箱，里面摆放了一百多万的翡翠。
金库内有报警和监控装置。
店铺大门右边有楼梯通到阁楼的值班室。
值班室不大，窗户和门正对，靠墙放一张床。
床旁边有一个电脑显示屏，用来看监控。
珠宝行营业到晚上9点，下班后，店员把警报器开到报警状态，全部离开，留一个人上阁楼值班。
值班室的窗户白天开着，等到晚上，店员进去休息时会关窗户。
徐利本想趁他关窗的时候，用高压电把他杀死，再进入值班室。
那根电线长度二十米，用黑色绝缘胶布缠绕，胶布解开后有一百多米。
电线用三只铁钩钩在窗户上。
室内的窗户下，有一只绕满绝缘胶布的农夫果园饮料瓶，底部开了一个圆孔。
原本徐利设想进入值班室后，在瓶内灌水，水往下流进珠宝店。
水导电，如果店内有人，可以用电击晕里面的人。
计划周密，却忽略了常识。
高压电线一旦触地，供电局就会接到报警。
但这类手法在抢劫案中不常见，显然案犯曾多次踩点，深思熟虑。
吕国坚看完现场后，觉得和之前的三起案件很像。
比如，目标都是珠宝行；使用了很多工具；还有一点，在前三起案件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黑色绝缘胶布，例如尖刀、手雷、撬棒等都有胶布缠绕。
这次用得最多。
他告诉马继雄：“又一个”。
4 徐利1972年生，个子不高，剃寸头。
说话时不喜欢正眼瞧人，说着说着，眼神就低下去，看向地面，好像藏了很多秘密。
他是台州临海人，在家排行老七，上边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下边有一个妹妹。
他初三没念完，便辍学打工。
1990年，他在纺织厂上班，偷过自行车、皮衣和录音机。
7月，他被公安局逮捕，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那年他19岁。
1990年到1991年，他在临海一个铸造厂服刑，用铁水灌注模器做成水管。
服刑一年后，他因脑膜炎被送到台州市人民医院保外就医，住院一个月后，没被收监，直接回了家。
到了家他没钱花，就想抢劫。
半夜，他到了城南一家他踩过点的储蓄所。
他先用携带的撬棒撬开了木门，走进去，看见一个人睡在床上，他用携带的尖刀朝这个人猛刺了几刀。
那人全程没有反抗。
刺的时候，他才发现那人长头发，是个女人。
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接着，徐利用撬棒撬里面的铁门，撬了一会没有撬开。
他心里害怕，很紧张，没有继续撬就逃跑了。
那是他第一次正式作案。
未遂，却杀了人。
警察没有查到他。
那次之后，他跟随二哥徐胜在市内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
有一次客人失窃，他被怀疑，老板直接辞退了兄弟二人。
之后父亲找关系叫他在酒店学厨师。
不久，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徐利在亲戚开的汽配店打了半年工。
亲戚盘账的时候发现钱少，徐利又被怀疑。
他不承认，两人吵了很多次。
他就不干了。
没有工作，他又想抢劫。
他在人民医院住院部住过，很熟悉环境。
1993年9月，他拿一把假枪在住院部对准值班护士的头，受惊的护士打开了抽屉，他抢走8000多元。
用这钱作为学费，他去了湖州长兴卫校读书。
他听说读完以后就能去医院上班。
在卫校读书期间，徐利生活铺张浪费，虚荣心极强，好面子，很快钱就花光了。
1994年秋天，他在长兴踩点，选择了县城里比较热闹的一家商场作案。
晚上11点，他在商场后面用撬棍撬开排风扇，进入室内。
他到踩点时看好的一楼保安值班处，用撬棍猛击睡着的保安的头部。
过了一会儿，保安断了气。
接着，他来到一楼卖黄金珠宝的地方，抢了黄金、玉器、手表、珍珠……反正有什么就拿什么。
临走时，他还顺走了柜台上一条玉溪香烟。
那是他第一次抢劫珠宝行，非常成功。
一年后，宁波绿洲珠宝行劫案，他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先杀保安，再抢劫。
只是那一次他带了枪。
两把枪是1994年他特意去云南买的。
怀着发横财的想法，他从杭州坐火车去昆明，再坐汽车到文山州马关县。
文山州靠近越南，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那边遗留了很多枪支。
他在县里烈士陵园旁的一家旅馆住下，请旅馆的服务员吃饭，混熟后，经其介绍买了两把枪。
一把是五四制式手枪，另一把比五四手枪大一点。
大枪质量差，只能打一发子弹，五四手枪可以打七发。
除了两把枪，他还买了二十二颗子弹，一共花了5500元。
宁波案中，他就是仰仗这两把枪，制服了两名保安。
也正是枪支，使宁波案件引起了警察格外的注意。
在浙江，持枪抢劫很罕见。
1995年宁波作案后，徐利回到临海，叫来了二哥徐胜。
徐胜看见弟弟在玩一只金子做的、很小的狗。
他问：“黄金哪来的？”弟弟没有回答。
两人在出租房花了三四天时间，一起用氧气枪把黄金首饰融化成金块。
徐胜看见金条上印有“绿洲珠宝行”的字样，但没有再问。
他觉得大家是亲兄弟，“他来叫我了，我就帮他做。
”他们把金块分四五批卖给临海市一家金店。
取钱时徐胜在外面等，徐利进去取钱。
徐胜等了半个小时，看见弟弟拎出一只黑色塑料袋。
回到家一起数钱，一共八十多万。
数完后，徐胜看见徐利把钱藏在保险箱里。
一个月后，徐胜去看弟弟。
徐利突然用一把枪顶住他的后脑：“你怕不怕？”“当然怕了”。
——“我在宁波开了三枪。
”后来几年，赃物零零碎碎又卖了一些，总共得款二百万左右，大部分被徐利用于赌博。
兄弟俩没有明确地分赃，徐胜的吃住由弟弟开销。
后来他结婚，弟弟给了他两万元和一条很粗的金项链。
两年后，徐利把项链收回，拿去卖了。
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徐利在卫校读书期间，爱上了一个女孩。
女孩是诸暨人，个子高，皮肤白，漂亮。
他追求她，却爱而不得，对方很冷漠。
宁波抢劫成功后，徐利在临海买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连上装修，花了三十万。
另外买了一辆本田王的摩托车和一只诺基亚手机，看上去家境不错。
但他喜欢赌博，赌得很大，又输掉三十多万。
由于经常旷课，他被学校开除了。
有钱，追女孩就有了底气。
女孩毕业后在诸暨一家医院工作，徐利常去女孩工作的医院外等她。
有一晚，他冲进女孩的宿舍，情绪激动，用小刀割破手腕，血流不止。
女孩很感动，答应了他。
那是1996年，他们开始正式交往。
因为恋爱，徐利往返于临海和诸暨，两地之间没有直达车，他在转车的绍兴踩点。
1998年春，他们准备结婚。
徐利在诸暨买了一套二十多万的房子，宁波案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可能是因为结婚，他想再干一票弄点钱，于是实施绍兴供销大厦抢劫，失败。
那年12月，他们在诸暨五洲大酒店办了婚礼，用客人给的两万多礼金支付了酒席钱。
2001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徐利骗女孩说自己做药材生意，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撒谎说去进货，实际上是去赌博。
赌场上他装得像个老板，没有钱，赌钱的人愿意借给他。
赌博输多赢少，他没有工作，家里的开销全靠老婆的工资。
女儿出生后，他的赌债越欠越多。
2004年，徐利对诸暨第一百货实施抢劫，再度失手。
他只好把诸暨的房子抵押到银行，贷了二十万。
到2007年，二十万全部输光。
他又决定抢劫，还是失败。
还不上银行的钱，他只好把房子卖了，偿还银行和债主，剩下的钱拿去赌博，输光了。
婚后，徐利夫妻关系不好。
2006年秋天，徐利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他，他老婆和一名医生搞外遇。
某晚九点，他带着尖刀冲进医院宿舍，捉奸在床。
他用刀捅了那个医生，老婆把他抱住，医生跑了。
三个人谁也没有报警，但这件事在医院内部闹得沸沸扬扬，他老婆因此调去了别的医院。
嘉瑞珠宝行失手后的十年，徐利没有再作案。
他的枪在前几次作案时陆续丢失。
事实上，从1998年绍兴案件开始，他就没有得手过。
诸暨的风声越来越紧，他害怕被抓住。
他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平时到小区的棋牌室打打麻将。
他学过厨师，烧得一手好菜，在家负责买菜、做饭和打扫卫生。
2011年，老婆提出离婚。
为了瞒住女儿，他们依然住在一起，佯装如故。
2016年，他们复婚。
当年12月，徐利把户口从临海迁到诸暨，算真正定居。
直到2017年3月29日徐利被抓，老婆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抢劫杀人犯。
52004年徐利在诸暨作案，碰到的保安夏根法是当地人。
当时夏根法奋然反抗，如果徐利没有枪，就可能被夏根法制服。
事后夏根法回忆，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你要我死，我就要你死”。
这是诸暨人的脾气。
交手后，夏根法觉得徐利力气不大，不擅长近身肉搏，身材也比他矮一头。
诸暨位于浙江省中北部，四面环山，市内有一条江水贯穿其中。
历史上，这里是古越民族的聚集地，勾践在此卧薪尝胆后复国。
诸暨民风彪悍，当兵的比较多，所谓南人北相。
诸暨隶属绍兴，当地的警察说，绍兴一带，诸暨的犯罪率很高。
2005年前后，每年诸暨的命案超过三十五起，最常见的是美容厅里嫖客杀害妓女。
近几年，浙江制造业衰落，外来人口减少，加上打击黄赌毒，每年的命案约十起左右。
四起抢劫案中，有两起发生在诸暨。
尤其2004年，案发时间是大年三十，外地人基本都回家过年了。
一些物证也指向诸暨，其中指向性最明确的有两个，一是在绍兴案中的诸暨产网罩片；另一个是嘉瑞珠宝行的农夫果园瓶。
这个瓶子一度是突破口。
2007年的“五一”期间，诸暨市移动公司搞了一次"畅饮五一“的充值赠送活动。
这个瓶子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
参加活动的手机共28962部，意味着案犯是这两万多名机主中的一位。
当时智能手机未普及，也没有关联银行卡，换句话说，手机没有实名制，根本没法查实。
但至少指向了诸暨。
还有一些细节。
1998年，马继雄在绍兴的现场发现黑色胶布上粘了一根红色的女人的头发。
2007年，在农夫果园瓶上采集到两份DNA样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男一女。
男性的DNA和2004年黑色线裤上的DNA一致，都属于案犯。
警方推算，此时的案犯应是中年，母亲年迈，老母喝完饮料后儿子再喝的可能性小；而父亲喝女儿剩下饮料的可能性较高。
再往前追溯。
2004年案犯蒙面用的儿童线裤前档没有洞，也就是说，穿线裤的是一名女童。
线裤是旧的，案犯不太可能随便拿个陌生女孩穿过的线裤蒙脸。
较合理的解释是，案犯把自己女儿穿过的线裤做成蒙面工具，套在了头上。
马继雄和另外几个痕迹勘察员认为，案犯有稳定的家庭。
不是诸暨人，也是和诸暨有关系的人，最大的可能是诸暨人的女婿。
此外，他们汇总了四个案件，认为案犯还可能具有的特征包括身高一米七，可能是个退伍兵，有机械加工技能等。
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成为破案的指导方向。
诸暨市公安局在当地开展排查。
当时的诸暨公安局副局长冯建飞自2004年起一直在跟踪调查。
他认为案件在未侦破前，一切皆有可能。
他心里有疑问。
第一个案子在宁波，第二个在绍兴，然后到诸暨，似乎越作案离自己越近，从常理上说不通，“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可能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做吧？”再想，第一个案件比较凶悍，但犯罪有升级过程，好比一个人不可能出生后马上读大学。
他认为在宁波案件之前，案犯还有未被发现的犯罪经历。
那么第一起案子发生在宁波就显得很重要。
冯建飞觉得案犯不像是诸暨人，但不排除和诸暨有关系。
在中国，DNA运用于破案从90年代开始，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
1996年，浙江省公安厅建了全省第一个DNA实验室。
2003年12月，通过DNA比对，在辽宁抓捕的抢劫犯被确认是当年3月温州强奸案的案犯。
这是全国第一起通过DNA对比跨省破获的案件，它被认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依赖经验和推理的福尔摩斯式的破案方式已经过去，科学技术将越来越主导侦查的方向。
人类的基因染色体有两种。
一种是常染色体，我们现在认为的每个人的DNA独一无二，即指常染色体，在破案时可用于认定案犯。
当某个人的DNA和现场提取到的嫌疑人的DNA有15到20个位点相同，生物学叫“基因座”，便可认定。
另一种是Y染色体，它由父亲遗传，只传儿子不传女儿。
中国是父系氏族社会，儿子跟父亲姓，从遗传学的角度，只要找到与现场提取到的Y相同的人，就可以确定和案犯是同一家族。
即通过家系排查的方法破案。
常染色体用于认定个体，Y用于缩小范围。
典型的例子是去年8月告破的“白银案”，警方通过Y染色体找到了凶手的叔叔，继而确定凶手。
“122”案件也是如此。
2009年年底，冯建飞和诸暨另一名专工此案的警察在那儿呆了四个月，制作了一卷长达二十多米的绍兴平水“徐氏“家谱，但没有找到目标。
2011年，诸暨的DNA排查工作基本完成，确定案犯是诸暨人的可能性极小。
诸暨市内没找到和黑色线裤上的Y吻合的人，只找到一些相似的。
比如，绍兴市平水镇有一个徐姓的族群和案犯的Y很像。
目标还是没有找到，侦查一度陷入困境。
6案子是2017年3月告破的。
2016年，浙江省重启了这个案子，新上任的公安厅厅长特别作了批示，下红头文件说要对此案“全力侦破”、“深度挖掘”，并专门成立”1.22"专案指挥部，地点设在诸暨。
冯建飞积极地把局里二楼的食堂移到了一楼，给指挥部做办公室。
2017年春节前，公安部派人从北京过来会诊此案，提了建议，要对原有的物证进行复查——技术进步了，可能发现以前受限于客观条件而提取不到的证据。
其中，指纹和DNA要格外重视。
相比指纹，DNA比对更加自动化，全国系统是统一的，入库后可直接比对，最快五分钟就能锁定嫌疑人。
采样的成本和时间也在降低，一份基因采样的成本在四十到五十元，三到四个小时就能完成。
有的设备先进，号称七十分钟就能分析出一个人的基因样本。
从这个层面看，随着时间积累，数据库日渐完备，破案的几率将大大增加。
每年，浙江有超过八万起案子需要检验DNA，超过五十万人录入数据库。
吴薇薇是浙江最早研究DNA破案的技术员。
案件重启后，她希望能够重新提取案犯的DNA，通过最新的DNA扩增技术，把在原来黑色线裤中的Y染色体的基因座，从17个位点扩增到36个位点，缩小范围。
此前诸暨尽倾城之力排查未果，也是因为位点数太少。
2004年在诸暨发现的那条线裤，等吴薇薇2016年再次提取时，已经过了12年，DNA被提取光了。
没办法，她只好找了护膝——2004年，为了抹掉鞋印，案犯将两只护膝缝在一起套在脚上。
在两只护膝之间的接缝处，吴薇薇提取到了从手指剥落的非常微量的DNA，扩增成功。
这个实验，她做了一个多月。
吴薇薇用这份扩增后的DNA拿进数据库比对，发现最相似的族群是“徐氏”，她觉得案犯应该姓徐。
最终，警方通过指纹破了案。
很多指纹从侧面看有，正面看就没有了，光线、角度不同，指纹的清晰度就不同。
1998年提取那枚指纹，警方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枚指纹不是显性指纹，加工后才能看到。
技术处理后还得打光、拍照。
他们拍了五天，拍出了一枚可用于识别却模糊、变形的半个指纹，比对难度极大。
这是多年来指纹迟迟对比不上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则是运气。
在中国，不同的省份建有不同的指纹数据库，比对用的系统不一样。
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算法，对指纹的敏感度也不相同。
系统比对后，会自动将认为与嫌疑人相似的指纹进行排名，指纹专家再根据排名进行人工比对。
一般的案件看前50名，“1.22案”范围扩大到100名。
但浙江的系统恰好对这枚指纹不敏感，案犯的指纹排在408名，成了漏网之鱼。
春节后，省厅指纹室主任姚越武带了指纹去公安部开会。
他们重新处理这枚指纹，使之更清晰，打算在全国的数据库与其他省份的系统比对。
3月26日，姚越武到北京查了三天，3月29日，重庆一名指纹专家通过当地从日本引进的系统，发现一个叫徐利的嫌疑人，排名第八。
当时参与比对的有十二名专家。
3月29日上午10点比对出结果后，专家们意见分歧，不敢拍板。
国内的惯例是，两枚指纹达到十二个连续不断的特征点相同时，才可认定为同一枚。
当时，能够确定的特征点有六个。
姚越武看了以后，觉得很像，是这么多年比对下来最像的。
再调出这个人的资料，一是姓徐，二是诸暨人，三有一个女儿，再加上身高、年龄等和之前的推测非常一致。
他信心满满地给浙江的领导发了一条短信：“指纹特征基本对上了，我看是迄今为止最像的一个。
”到了中午，十二名专家中有九人通过，另外三名不置可否，写上：不能做出最后认定的结论。
此时，诸暨市“1.22”指挥部气氛紧张，最终决定实施抓捕。
指挥部认为，徐利就是案犯。
72017年3月29日，徐利正在诸暨市暨阳街道下坊门新村的一间棋牌室内打麻将。
两名警察破门而入，反手将他铐住。
警察见到他本人后很意外，他们以为他早就发达得不见踪影，但眼前这个人衣着破旧，身体发福，在一间简陋的棋牌室里打麻将。
徐利没有大声叫喊，只是问：”为什么抓我？“随后他被押入门外守候的警车，送往辖区内的城中派出所，关押候审。
时间是下午2点21分。
逮捕后，警方提取了徐利的指纹和DNA，和现场提取的样本完全吻合，确凿无疑。
这场跨越二十二年的追捕终于尘埃落定。
审讯从3月29日下午持续到31日凌晨。
有三组人员参与了审讯。
三组各有分工。
第一组里有一位叫郑红良的警察，是绍兴市公安局的。
郑红良是个硬汉，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破过很多凶杀案，有“绍兴神捕”的称号。
第一组他和徐利交锋，想用老警察的威力震慑徐利，令他招供。
聊了半小时，徐利态度冷漠，始终不承认自己犯了罪。
第二组，态度柔和一些，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比如：”既然你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了，就好好考虑清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顾虑不肯讲？你要想想你的女儿，你女儿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不要害了你女儿“，之类的。
徐利没反抗，也没招供。
惠建超是城中派出所副所长，此前是刑侦大队副中队长，也参与调查”122“案件。
他被排在第三组。
3月30日凌晨三点，他和徐利聊了聊。
”会咬的狗不叫“，过招后，他觉得这个人防守很深，可能很早料到会被抓，有所防备。
早上七点，他去车上睡了一会儿，想为什么这个人谈不下来呢？什么原因呢？他觉得自己对他不了解。
原来每个警察都觉得这个人很神秘，案子耗时多年，实际上给审讯的人造成了阴影。
但徐利真那么神秘吗?睡到九点，惠建超叫人把徐利的老婆叫来。
两人聊了两个小时，从徐利夫妻认识、恋爱、结婚，到离婚、复婚，都聊了一遍。
聊完后，他回家洗了个澡，用吹风机吹了头发，换了一件西装，看起来精神些。
下午三点，他和徐利见面。
“徐利，现在开始我们不谈任何和案件有关的事情。
我们就是聊聊天。
今天不是审查你，当朋友一样，一起聊聊你的人生。
”他把徐利老婆告诉他的，向徐利复述了一遍。
有时聊到一个节点，他停下来，反问徐利，“是不是这样？ 你再说一遍。
“像放电影，徐利的人生被放了一遍。
五点。
惠建超掏出手机，说：“我给你看个东西。
”他事先让徐利的老婆录了一段视频，跟徐利说些夫妻之间的话。
播完后，徐利仰面看了好一会儿天花板，说：“我想和我老婆、女儿在这里吃最后一餐饭。
我以后见不到她们了。
我想吃炸鸡。
”惠建超说：“炸鸡可以。
我马上派人买。
但是见你女儿不行。
你女儿是个高中生，在这种场合和父亲吃饭，心理很容易有变化。
和你老婆见一面是可以的。
”3月30日下午五点半，夫妻二人见面，只见了两分钟。
这是徐利被捕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她坐在他对面，不停地哭。
她伤心，也忍不住埋怨：“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反正有多少事情我是知道的，你心里最清楚。
这么多年过来了，你都是瞒着我做的是不是？我想到了这个年纪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如果真的有这个事情，真的做过，该承担的要承担的是不是？你自己想好。
”警察把徐利的右手手铐解开，在旁边看着。
他们像两个快死的人在互诉遗言。
徐利一边听，一边抽烟，眼泪也流了下来。
离开时，老婆对他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等你的，你放心好了。
”——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除注明作者拍摄外，其他图片均由诸暨市公安局和绍兴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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