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炜华口述 黄树祥整理上杭才溪乡的王集成，是福建开国少将，出生于1907年，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起义。
1930年，王集成在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组长。
我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后也编入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组任宣传员，我是他的助手。
我们一起战斗，一起生活，一起行军。
他大我七岁，犹如兄长一样支持、关心我。
某日，他让我爬上双脚木梯，在一面高墙上写大字标语。
我们根据高墙的高度、长度设计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我灵活地爬上梯，他怕木梯脚滑动，双手牢牢扶住。
我们写一字移动一步梯子，一直坚持写完。
这七个大字很远都能看到，招来了很多群众，有人大声念了出来。
那时的宣传标语都是由政治部拟定。
譬如“红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贫苦农民当家做主”等等。
我们宣传组是一支很活跃的小队，只有五六人，但任务很重要。
宣传标语、口号传达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主张，唤起工农群众的热情和觉悟，鼓舞战友。
我们采取的方式方法较多，例如演话报剧、集合演讲、说快板、唱民歌、贴彩色小标语、散发红色传单、喊口号、深入群众讲革命形势等等。
毛主席在长汀接见我们时说：“革命宣传就是点革命之火，这火可以燃遍全国。
”红四军三纵队在闽西和赣东南地区，进行过三、四年的革命战争。
当时红四军接到命令：令红一军团执行“打南昌、九江，截断长江，会师武汉，配合全国总暴动。
”当时毛泽东前委书记感到红军力量还较小，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不能拿鸡蛋碰石头，虽然不很同意中央命令，但毛泽东作出组织上服从，另方面提出善意的“停止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的建议。
红四军在长汀城南郊的梅林大校场，召开动员出征大会，执行攻南昌、九江的命令。
以王集成为组长的宣传队干得很积极，很活跃，我们制作了许多小彩旗子，每把都写着革命口号，发给参会群众。
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个个非常激奋，我们宣传员带着大家振臂高呼口号。
当时百姓以难舍难分的心情，列队站在红军行进路旁，慰问战士，送草鞋、塞鸡蛋，嘱咐红军多打胜仗，早日回来，表现了浓浓的鱼水之情。
我只有14岁，比较矮小，行军时王组长很照顾我，帮我提着写大字标语用的石灰桶或背背包。
我们宣传组超前赶后进行宣传，很辛苦。
第一天走了四五十里路，在古城住宿。
我是学生出身，从未走过那么多路。
住下后，王组长吩咐我用热水洗脚，容易解除疲劳，教我挑血泡，鼓励我克服困难，打消了我第二天不能走路的顾虑。
他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交待我晚上要盖好被子，等等。
在高墙写大字标语时，王组长要我们务必注意安全，注重工作质量，交待我字要写端正，不能有错别字。
我高小毕业，比较喜欢写字，从小写得多，所以宣传组的标语大部分是我写的。
我按照王组长的指示，每次都认真写，决不贪快潦草。
1930年底，我调到三纵队政治部办公厅，具体工作就是刻蜡板、印文件、编战报和办公厅的其他事务。
虽然离开了宣传组，但和王集成经常有工作联系，还能得到他的关照。
在办公厅工作，政委张赤南，司令员萧克十分关心爱护我，他们送给我一个铜脸盆和一条毛毯，教给我革命道理，传授许多知识，安排我作党委会记录，让我收管党费、重要文件等。
时不时见到王集成，有困难向他讨教，他一如既往地帮助我。
解放后，王集成将军在铁道兵工作，我和他都在北京，彼此见面的机会多。
同乡、战友、老领导的关系，把彼此的感情拉得很近，很亲密。
平时互相探望、问寒问暖，关心工作，也关心生活，经常在会场里会面，深感亲切。
每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团拜、开庆祝会时，谈得甚热烈。
我离休后练练书法，他要我的书法作品，我当然尽心写好送给他，他也很满意。
我们常有电话来往，互相关心，为家乡建设联办些事情，促成办好。
每个春节互相拜年，互致祝愿，深表亲密战友之情。
王集成将军曾担任过光荣红五团的共青团要职，我和邱子明共写《红五团的光荣历程》时，他提了建议：“青年团的作用，建议请王集成同志写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