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Track)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前美国外交官约瑟夫·蒙特维利(Joseph Montville)在1987年提出的,用来指非国家行为者参与的非官方外交领域的谈判活动。
而“二轨”(Track 2)在很多文献中的定义不是非常统一。
有的用法过于宽泛,几乎包括了所有跨国的非政府冲突解决和寻求合作的机制。
有的指社会知识精英层的国际合作与对话,尤其是指那些政策研究专家。
2015年11月2日,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美方主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前国务卿舒尔茨、前财政部长鲁宾、前贸易代表希尔斯、前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纳恩,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多尼伦等美方代表出席。
中美“二轨”高层对话就是基辛格发起的。
2009年10月,他带领一批美国退休高官在北京出席了中美之间的首次“二轨”高层对话。
有评论说,这次对话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首度访华的一次预热。
实际上,中美“二轨”高层对话是“二轨外交”的一种形式。
所谓的“二轨外交”,是从外交行为实践主体的角度来对外交进行的分类。
它是一种特殊的非官方外交,如果把政府间的官方渠道定义为“一轨外交”、官方外交,那么“二轨外交”就是指运用非官方人物,包括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进行交流,通过民间友好往来加强相互信任,待政治氛围成熟后,进一步将民间成果和经验向官方外交的轨道转化,从而推动真正影响大局的“一轨外交”的顺利进行。
作为非官方渠道“二轨外交”因为其方式灵活广泛,常常能做到官方不便做的事情,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同时它又能避免纯民间交往中常会出现的偏执情绪,有助于双方了解彼此的观念和深入建立私交等。
不过“二轨外交”虽然身份上是非官方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又难以摆脱官方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二轨外交”对国家间关系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亚太地区的一些“二轨”会议就可以为敏感问题的对话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
南海、反恐等问题,都是首先在各国研究机构的对话会议上以“二轨”的形式进行讨论和磋商,等双方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才拿到官方场合来认可。
再比如,因主演电影《冬季恋歌》而红遍日本的韩国影星裴勇俊可以说是韩国对日本最好的“民间大使”。
他给日本带去了一股强劲的“韩流”,日本民众对韩国社会文化的兴趣也随之大增,纷纷去韩国实地旅游。
这不仅为韩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韩日两国的民间感情直线上升。
除了“二轨”之外,还有“一轨半”。
所谓“一轨半”,通常是民间搭台,民间人士和以非官方名义出现的官方人士出席。
“一轨半”的好处也有很多,首先是不用那么正式,有不成熟的意见可以讲,对方的看法可以去征询,甚至可以试探对方的意图。
此外,在“一轨半”场合,因为有官方人士参加,又可以很通畅地把想表达的内容传递给有关的方面。
比如前不久刚落幕的香山论坛,就是去年从“二轨”对话,升级成了“一轨半”对话。
“二轨外交”的作用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莫里森(Morrison)指出,“二轨外交”的作用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支持一轨政策。
政府政策需要有能够理解并能够帮助建立和保持政府价值的听众,而处于研究机构中的政策专家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政策参与者,因而他们成为非常重要的支持和巩固一轨政策的力量。
二是提供并试验新思想。
政治家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发明新思想,即便有新思想,政治家们也需要政策专家对这些思想进行重新包装( repackage)与合法化。
同时“二轨外交”更重要的职能是一些新思想可以通过不同国家的二轨互动来测试其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特别是那些敏感的安全问题。
三是提供思想资源的储备。
当一个思想在当前不可用时,政策专家将储备这些思想,以便在某些智力资源紧缺的时候将思想贯彻实施。
四是由“二轨”变“一轨”。
“二轨外交”的一个长期职能是它们可能演变成一轨。
随着时间的过去,高级官员正在失去对传统协议和礼节的耐心,他们有时会直接参与到非正式的二轨会谈中。
他们甚至可能直接将议题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设定过程颠倒为自下而上。
“二轨外交”已经在全球、中东、东南亚、非洲某些地区的一些政府间对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1988年建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集全球最重要的气候问题专家之力,收集、整理和汇总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
2007年,IPCC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两份关于中东的独立案例研究中,以色列在和阿拉伯以及和伊朗的谈判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国家间的有背景的学者或是以个人身份出席的官员间的非正式的秘密会谈。
对菲律宾开展的对外“二轨外交”的研究中认为“由学者、分析家、媒体、商界、私人部门代表以及其他观点制造者参与的外交活动,正在塑造和影响着外交政策,并通过协商和协作行为、网络和政策倡导等,在事实上推动着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
”作为非官方渠道“二轨外交”方式比较灵活、广泛,常能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它又可以避免纯民间交往中常会出现的偏执情绪,有助于双方了解彼此的观念和深入建立私交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二轨外交”对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可低估。
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实施的外交行为。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已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等为主的多元行动主体。
这些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今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多轨”公共外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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