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在咸阳的宫廷里就发生了一场争辩，到底该采取什么体制来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当秦始皇询问李斯的意见时，李斯在给出具体意见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治国理民的指导性原则：“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 李斯指出当今对于国家最严重的威胁就是：“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羣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人们根本就没有把皇帝当回事，动辄就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评论国家的政策。
如此，如何才能树立皇帝的权威呢？不如一禁了之！于是就是了非常著名的《焚书令》，不久以后还把不肯闭上嘴巴的儒生活埋在咸阳城外。
从此后，帝王们一直都在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
秦始皇由于手段过于简单粗暴，并没有收到他想要的效果。
人们往往比较推崇的汉武帝，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手段更为高明。
就如同鲧当年治水用堵的方法没有能够成功，大禹用疏的方法却获得了成功。
相对于秦始皇，汉武帝至少取得了表面的成功。
汉武帝亲政以后不久，下令各地推荐贤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春秋》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先后给汉武帝上了三封对策，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最后一篇策对的结尾处，董仲舒说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忧虑和李斯一样，都对人们的思想状况充满了忧虑，他们都认为应该统一人们的思想。
不过，董仲舒的建议和李斯有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用儒家之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对于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汉武帝只说了一个字：可！ 后来，一个出身儒生的官僚公孙弘向汉武帝提出建议，设立博士弟子员。
也就是说，朝廷所办的最高学校太学，开始招生了。
一开始招生的名额并不多，只有五十人，但是后来却不断扩大。
这些学生被录取到太学以后，主要学习儒家经典。
一年以后，进行考试，考试合格，就可以做官。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广义的科举，从汉武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读朝廷想让你读的书，通过朝廷的考试，就可以做官。
对于其他的那些诸子百家之说，汉武帝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加以禁绝，他只用一招就可以使得诸子百家之说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考试不考这些，还有谁会读那些东西呢？就如同今天的高考指挥棒一样，高考不考的科目，不会有什么人花很大的力气在那上面的。
于是，从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典被尊于庙堂之上，国家的指导思想被明确为儒学，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独尊儒术。
但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人们的思想统一了吗？显然，那只是汉武帝的一厢情愿而已。
且不说，有些对朝廷功名不感兴趣的人还在天下的各个角落里继续传播着诸子百家之言，比如四川就有一个叫严遵的人以传授老子而闻名。
即便是朝堂之中，统一思想也是痴心妄想。
朝廷表面上是要以儒学来统一思想，可是到底什么是儒学呢？到底谁说的儒学才是真的呢？早在战国末年，韩非就曾经有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名叫《显学》，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说道：“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
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早在先秦的时候，儒家就已经分裂为八派了，到底谁才是真儒家呢？即便是孔子复生，他恐怕也无从判定吧。
就在汉武帝生前的时候，研究《诗经》的学派中影响比较大的就有齐诗、鲁诗和韩诗，被人们成为“三家《诗》”，到底谁讲的才是真的呢？汉武帝也弄不清楚，索性在太学里允许这三家同时存在。
当时，研究韩诗的学者韩婴就曾经与董仲舒有过一场辩论，弄得董仲舒非常狼狈。
至于其他的儒家经典，也从来没有谁能掌握任何一部经典的权威。
别说拿儒学去统一人们的思想了，就是儒学内部也从来没有能够统一。
经常吵得一塌糊涂。
在汉宣帝的时候，朝廷曾经在皇家藏书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儒家经典的问题，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汉宣帝索性一股脑在太学中立了十二家博士。
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诗经》的三家以外，还有研究《尚书》的大夏侯学派、小夏侯学派、欧阳《尚书》派，研究《礼》的有后仓，研究《周易》的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研究《春秋》的则有《春秋公羊》学派和《春秋谷梁》学派。
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太学博士扩展为十四家，研究《礼》的分化为大戴礼和小戴礼，《春秋公羊》学派分化为严彭祖和颜安乐两家。
即便如此，学术的分化也还没有停止，到西汉末年，太学里允许传授的学说分化出了三十多家。
这还不算在民间传播的毛《诗》学派、《左传》学派、《周易》的高氏之学和费氏之学等等。
东汉王朝灭亡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统一思想无从谈起。
其间西晋短暂统一，晋武帝司马炎试图用外祖父王肃的学说来统一思想，不过当时影响最大却是郑玄所开创的郑学。
隋唐统一后，朝廷又开始把统一思想提上了议事日程。
唐初，朝廷派大儒孔颖达领衔主编了《五经正义》，试图以此来统一思想。
不过，在唐朝儒学始终没有能够完全立于一尊，始终面临着佛教的巨大挑战。
而在佛教之中，则是派系林立，影响比较大的就有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南山宗、三论宗等等，后来禅宗又分化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道教之中也是山头林立，有天师道，茅山道，灵宝道等等，金朝以后又冒出来个全真道！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荡，北宋初步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朝廷也试图通过完善科举来达到思想统一。
不过就在宋朝，大的学派至少有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以三苏为首的蜀学，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等等。
南宋时期，朱熹就曾经在鹅湖与陆九渊有过一次辩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著名的鹅湖之会，最后他们谁也没有能说服对方。
明朝建立后，朝廷下令编修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等，试图以此来统一思想，事实上也是竹篮打水而已。
不久，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学派就开始了新的思考。
后来王阳明在龙场的悟道，开启了王学。
而到了晚明，王学又分化出了江右王学、南中王学、闽粤王学、北方王学、楚中王学、浙中王学、泰州学派等等…… 到了专制集权达到空前的大清朝，朝廷统一思想的幻想也从来都没有实现。
且不说佛、道等在正统意识形态看来属于异端的这些思想，我们还来说儒学。
清朝官方所宣扬的儒学是程朱理学，康熙就以理学皇帝而自居。
研究程朱理学的，在清代被人成为宋学派。
但是在清朝的学术界，蓬勃发展的确实所谓的汉学派，他们主张从音韵文字训诂入手来研究经典，反对空谈义理。
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派成为学界的主流，因而他们也被称为乾嘉学派。
不过，在汉学派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到了道光以后，又兴起了以研究《春秋公羊传》为特色的常州学派。
从表面上看，人们往往觉得清代的思想界诚如龚自珍所言是“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却是暗波涌动。
思想学术界的纷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刚刚发表不久，方东树就针对性地写了一部《汉学商兑》。
一千多年都被朝廷尊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到了清朝被阎若璩、惠栋等人证明它不过就是一本魏晋时期的伪作罢了。
一个叫毛奇龄的家伙，公然挑战朱熹的权威，写了一本《四书改错》。
据说，他在手边放了一个朱熹的牌位，觉着朱熹那点儿说的不对了，就直接用戒尺责打朱熹的牌位！ 大清朝廷为了统一思想，软硬兼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软的方面来说，先是组织学者修《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时期更是修了《四库全书》。
硬的方面则是举起屠刀，毫不留情，明史案、南山集案、钱名世案、吕留良案、《字贯》案等等。
到了晚清，大清江山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尽头，朝廷还没有放弃统一思想的努力，一再公布禁书名单。
结果却发现，这些书往往因为被列入禁书而成为民间的畅销书。
人所以为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长了一颗会思考的脑袋。
虽然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不善于思考，有的人敢于思考，有的人不敢思考，但是脑袋思考的功能却从来无法切除。
汉武帝试图禁止人们思考，制定了“腹诽”之法，禁止人们在肚子里诽谤朝廷。
最终也只能证明，朝廷只能管住人们的嘴巴，却永远管不住人们的脑袋。
朝廷不断砍下几颗试图公开标榜其思考功能的脑袋，但是朝廷无法砍下所有人的脑袋。
既然脑袋思考的功能无法切除，那么朝廷所希望的“邪辟之说灭息”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无非是这些“邪辟之说”都穿上了新的外衣而已。
看看清朝，仅《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就有将近三千卷之多！假如孔子复生，不知他能看明白的又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