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变革史，更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无人能够逃脱硝烟的熏染。
谈到战争，人们的关注焦点通常在于战略战术的部署、兵员武器的输送等。
至于士兵衣食住行的需求保障——这一最末端、最基本的军需后勤组成部分，在后人的观察中却极易被忽视。
然而，对于投身行伍的士兵而言，行军作战虽是刻骨铭心的战争经历，但非常状态下的吃穿用度更是挥之不去的军中日常。
对于军队将领来说，保障士兵的穿衣吃饭也是最基本的统帅之责。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环境中，流行于中国南方民间的草鞋，曾被中共军队作为最基本的行军战斗用鞋，陪伴士兵征战大江南北，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战争图景。
穿草鞋、打草鞋成为每个士兵的军事装扮和从军技能，“草鞋经”也是军需供给部门必须要做的盘算。
而将最大的鞋厂委托给妇女群众，则体现了中共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智慧，更为中共的组织运作机制与群众动员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
此外，士兵从战争中获得的有关草鞋的个体记忆，在中共文化的塑造下，也汇聚成一种集体记忆，并在革命活动中被不断重组与加深。
在这一过程中，士兵个人的战争体验与广阔的革命实践建立起联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底层表达与国家叙事得到贯通。
而草鞋这一原本仅具功用性的器物，也升华为一种革命象征与红色记忆，被融入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并在硝烟散尽后被代代传承。
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共军队的草鞋穿着、获取与革命文化塑造等相关问题，由细小处审视中共革命与战争。
江西赣州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由80双草鞋组成的“草鞋墙”战争图景下的草鞋穿着史在战争年代，行军作战是士兵行伍生活的常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军队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吃饭，另一个就是穿鞋。
红军老兵在回忆时谈道：“那时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不怕高山河流险地，不怕艰苦困难，几不怕，不闹个人主义，就怕生病、怕掉队，怕没粮食干粮吃，怕没草鞋穿，其他什么都不怕。
”在抗战时期的反“扫荡”期间，争取一切时间与条件恢复部队战斗力，及时解决士兵的睡眠、吃饭和鞋子需求，同样是每个军事干部必须随时注意的问题。
针对鞋袜供给，八路军前方总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曾强调说：“战士在反‘扫荡’战斗中，赤足作战成了见惯不惊的现象。
正因战士鞋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大大的增加了战场上动作的困难，随着会影响到战士杀敌精神，有某些程度上的降低。
”因此，军鞋供给不仅仅关系到士兵的穿着需求，更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
据曾志回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战士们在没收大店铺时，面对各种橡胶制品，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心仪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
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胶鞋在当时无疑是罕见的奢侈品，即便是布鞋也一双难求。
红军时期，中共军队被服物资紧缺，衣服五花八门，“除花衣服不外穿外，其它衣服都穿”，打土豪得来的花布则留着做草鞋。
那时红军的军服虽难以统一，但脚上穿的都是草鞋。
每人除穿一双外，背上还要背两双和一些布条，有时间就自己打草鞋穿。
在中央苏区，战士鞋子的一部分由设在瑞金沙洲坝的鞋厂提供，一部分来自群众劳军与打土豪的获取，但最主要的还是靠士兵自己打草鞋穿。
据亲历者回忆，在中央苏区多年，“没穿过鞋袜，都是穿的草鞋”，“南方山多，溪流多，遍地是水田，穿草鞋便当，很适合南方的地理条件，也适合战斗要求”。
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许多战士因草鞋备得少，逐渐开始赤脚行军。
朱德随即指示，将没收自土豪的衣服、布匹，除发一部分给群众外，主要发给战士打草鞋或做布袜用，以减少烂脚的情况发生。
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再就部队供给工作致电林彪，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
2月，中央军委为节约战争经费，虽决定每名战士减少2分钱伙食费，但仍按月保证草鞋的发放。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开始向北移动，气候逐渐寒冷。
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窝（式样另发）。
”8月9日，徐向前在关于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出击阿坝给林彪的电报中也谈道：“每人应尽力准备一件皮衣或棉衣，无棉用羊毛，两只〈双〉草鞋或皮鞋及包脚布。
”8月20日，周恩来、李富春在对红一方面军北进前的工作指示中，亦要求部队寻找皮子和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
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每人也准备了两至三双草鞋，布的、麻的、牛皮的各种材质均有。
红四方面军战士在回忆中谈到，长征时每人都离不开三件包袱，即武器弹药、干粮和几双草鞋。
1936年3月，部队抵达西康甘孜地区北上过草地前，上级要求每名战士赶制六双草鞋。
在川南时，战士大多用稻草、梭草、竹麻、烂布筋等打草鞋。
而行至西康后，由于原料缺乏，他们只能将拾到的一些破毛皮割成小皮条，编成“皮草鞋”。
但皮草鞋不好穿，天晴时穿上脚打泡，下雨时皮子泡涨走路滑，站不住脚，易摔跤。
有的战士八九天穿一双，有的四五天穿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
由于草鞋重要、稀缺，还成为当时部队间互赠的慰问品。
为迎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动员每人拿出一至两双草鞋慰问兄弟部队。
草鞋本属中国南方民间的穿着特色，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这一传统带至北方。
抗战时期，中共官兵在训练与工作之余总会打几双草鞋以备急需。
一方面，因南方人早已习惯穿草鞋。
八路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范子瑜曾回忆：“从庄里镇出征也还是穿草鞋。
到了太原，每人发了1双鼻子鞋，穿起来感到不如草鞋舒服。
”同时，打草鞋不像做布鞋那样费工费时，“它只要有一点草或一些布条，加上几根麻绳就可以编成。
草鞋结实耐穿，夏天穿上，凉爽不捂脚，方便舒服”。
此外，草鞋在行军作战时还具有轻便、防滑等优点。
刘伯承在总结平型关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就谈道：“山地利我不利敌，敌技术兵器减少效力，草鞋比皮鞋好走，快。
”另一方面，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继续保持穿草鞋的作风，也是由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军需供给困难等因素所致。
聂荣臻回忆晋察冀军区成立时，虽是深秋初冬季节，但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飞雪。
许多指战员不仅没有棉衣穿，更是赤脚穿草鞋。
同时，草鞋也便于雪天轻装行军、翻山越岭。
日军就曾因高筒马靴在雪地里无法前进，而放弃“扫荡”计划。
草鞋虽具有较多优点，但士兵终日穿着行军作战，通常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
草鞋又极易造成脚部创伤，继而引发溃疡。
据统计，在红军时期闽赣军区的500名病员中，患溃疡者即有311名。
红17师政治部发布的卫生注意事项规定，士兵出发前必须先试穿草鞋，“不要太窄也不要太硬，否则恐怕破了足，最好预备一点白布片，遇有足上破皮或草鞋硬着不快的时候，立刻用布片包裹起来，以免越弄越大，甚至发生烂脚”。
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联合制订的卫生常识也明确提出，“注意草鞋绳子勿使磨破了脚”，以防止下腿溃疡的情况发生。
各部队为保证士兵的行军卫生健康，在抵达宿营地后，“各班总要想法烧些热水让大家把脚洗一洗，穿破脚泡，用酒把痛的地方擦一擦，活活血，或收拾一下草鞋，找双包脚布用来保护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限于南方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短缺等因素，红军将草鞋作为最主要的行军作战与日常穿着用鞋。
而到了抗战时期，活动在北方的八路军部队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与根据地生产建设的逐渐巩固，开始做到普遍发放和穿着布鞋。
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后勤工作会议明确了军鞋供给标准，即冬春两季发放布鞋四双；夏秋两季向士兵发麻，自做草鞋四双。
1942年，129师与太行军区对军鞋的发放标准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冬春两季发布鞋：战斗部队每人共发两双，师、旅、团各级司、政、供、卫及后方机关，每人共发四双，通信员、侦察员、运输员每人六双，布袜不论任何人均发两双。
夏秋两季发麻草鞋：每双发麻十二两自制，战斗部队每人共发六双，师、旅、团各级司、政、供、卫及后方机关，每人共发四双。
通信员、侦察员、运输员每人共发六双。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经济困难。
八路军前总后勤部缩减了1944年服装供给标准，全年仅发放草鞋四双，每双发麻十二两，布鞋则减为三双。
以1942年的标准为例，八路军战斗部队夏秋两季每人多发麻草鞋四双，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草鞋被作为战斗用鞋，布鞋则是供日常普遍穿着的军鞋品种。
由此，八路军中也就出现了按战时与常时状态对军鞋所做的功用区分。
抗战时期，身处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穿着草鞋。
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中，很多新战士没有鞋子穿，彭雪枫就动员老战士打草鞋，并在欢迎新战士的大会上，将草鞋当作礼物亲自分发给新战士。
张爱萍也曾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和工作机关的生活行动均应游击化，须落实毛泽东的“每个同志应准备好草鞋和板凳两个法宝”指示，即穿起草鞋好走路、好打仗，放下板凳好办公。
由于新四军部队穿着草鞋的形象特征深入敌心，日军在“扫荡”时曾采用“着灰衣，穿草鞋，假用我军番号”的伪装方式，袭击新四军孤立部队及政权机关。
1944年，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制度规定：“1.凡连以下各级人员布鞋三双，草鞋两双；2.营级干部布鞋四双（草鞋不发）；3.团以上干部布鞋三双，棉鞋一双（草鞋不发）；4.采办员、管理排长、上士警卫员、徒步通信员、运输员、饲养员布鞋三双，草鞋四双；5.侦察员布鞋六双（草鞋不发）。
”其中，为使侦察员装扮普通化、防止暴露起见，则仅发给布鞋。
穿草鞋虽是中共人士的普遍装扮，但如果不合时宜地穿着使用，也会影响革命工作。
陕西省委统战部要求公务人员在对外环境中不搞特殊化，尽量学习国民党人员的作风，避免陕北作风，穿衣说话均须注意。
例如，“一个公务人员因穿草鞋而被认为是民先、西青救而撤职，这都是由于特殊”。
因穿草鞋会给人一种身份属性特征，阻碍与潜在同盟者交朋友。
为此，中共的隐蔽精干政策要求党员在外应做到社会化，具体的指示便是禁止穿草鞋、开口即讲演等行为。
总体而言，红军战士虽将穿草鞋的习惯随长征一并带至北方，但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情况的改善，加之抗日战争局势的不断发展，北方人逐渐成为中共军队的主体力量，官兵对于草鞋的体用感呈现淡化趋势。
大多数时期，草鞋被作为布鞋供应紧张时的短暂替代品。
而在解放战争进程中，这种由所处环境改变引发的军鞋穿着变化体验再次显现。
当中共军队面临由北向南行进的空间逆转时，“穿草鞋、吃大米、走小路”成为“北人南地”的三大困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因南方雨水多，布鞋不耐穿，各连队发起打草鞋运动。
战士们起初虽对用稻草做鞋子产生过质疑，但不到两天，每人都编好四五双，有些人起初穿不习惯，脚底打了泡，穿了一两双后也就习惯了。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共军队在各个阶段穿着草鞋的行军战斗足迹，恰是中国近代战争时空轨迹的另一种呈现。
红军使用过的草鞋和纪念章“打草鞋”与“草鞋经”红军时期，中共军队在有相对稳定的后方支持时，可通过建立工厂或发动群众劳军等方式保证草鞋供应，从而减轻士兵在战斗间隙自己打草鞋的负担。
例如，红一军团曾在军事工业局下设草鞋厂，厂址位于瑞金南。
然而，部队一旦离开根据地开始行军作战后，由于流动不定，加之对鞋的消耗量急剧增加，打草鞋便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技能与行伍生活常态。
1934年11月，长征开始后，为解决部队草鞋问题，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防止士兵赤脚行军，邓小平曾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专文，提出三项具体办法：其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其二，将没收自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运输员打草鞋；其三，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的同志。
此时，草鞋问题虽已受到上级重视，但一些战士仍对情况估计不足，存在思想懈怠。
例如，红六军团第17师野战医院要求每人准备四双草鞋，有人这样盘算：“一双布草鞋，不下雨，天天走路，能穿个二十天，一天六十里，一双草鞋就能走一千二百里，四双草鞋，走尽天边都穿不了。
何苦打那么多背着压骆驼！”医院政委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即使不吃饭睡觉，每人也必须在两天内打出四双草鞋。
医务科长潘世征回忆：“我把参军时发给我的背了三年的一床夹被撕成四块，一块仍留着当被单用，一块向老百姓换麻，两块撕成布条条，坐下就搓绳子。
搓了两三丈长，找来一根柴火棍，连夜就边摸边学地打起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快天亮时，打成了一只。
”随后，潘世征还学会了将猪血涂在鞋底上以使草鞋更加耐穿的技巧。
在红军中，无论前线或后方、战士或干部，每人都必须掌握打草鞋的技能，即便是周恩来也不例外。
据勤务员回忆：“我参军不久，刚学会编草鞋。
编的草鞋总是不合脚，穿在脚上不是肥就是瘦，还把脚脖子磨去了一层皮，行军走起远路来，脚被磨得总出血。
”周恩来见此情景，亲自向他示范如何打草鞋：“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
”周恩来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很快就打好了一双草鞋，并从褥子下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撕下几条布编在草鞋口上，以防鞋沿磨脚。
红军活动在南方诸省时，根据各地物产、气候与地理环境变化就地取材，不断改良草鞋制作原料与方法，创制了各式草鞋，可细分为布草鞋、竹草鞋、麻草鞋、皮草鞋等种类。
在闽浙赣苏区，战士们最初穿的是用稻草编的草鞋，不耐磨且遇水易烂，损耗很大，一旦供应不上，就只能打赤脚。
部队经过反复实验，创制出遇潮不烂的“竹丝草鞋”。
具体办法是将春天出土的嫩毛竹在小满节气砍下，劈成长条放在石灰水里浸泡松软，取出在清水里捶打后，剥去竹皮再放入锅中煮熟，抽出竹丝编制草鞋。
此外，战士们还积极从群众中汲取制作经验。
中央红军停驻在广西秀水时，当地群众看到战士在大木板上钉几根钉子就直接开始用稻草拧成绳打草鞋的错误方法后，便向红军传授经验：“编织草鞋最好要选用糯米稻草，并且要先把稻草锤软，再用来拧草绳编草鞋。
编草鞋时，在稻草中夹带一些黄麻绳，这样编织出来的草鞋才又紧又牢又光滑。
”红军战士积累的草鞋经验，解决了长征途中的穿鞋问题，更将之带到北方，使得抗战时期草鞋传统在八路军中得以继续推展与发扬。
1938年7月，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战后，留守兵团决定开展生产运动，要求在该年9月底前，做到全部战士能够打草鞋，除现用外，每人要存一双以上；尽量发动士兵做布鞋，在11月底做到全部自给，且要再多存一双以上。
习惯与技能的养成往往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士兵出身的地域差异便从各自所掌握的技能中反映出来：“南方人会打草鞋，北方人就不会；陕北人会打毛袜手套，其他人就不会；要做布鞋那更是困难。
”对于一些实在无法掌握打草鞋本领的士兵，则通过与他人“换工”或互助的方式获取草鞋。
留守兵团就涌现出一名年轻战士，半个月帮助他人打鞋70多双，“打到手上流血，还不愿停止”。
在那时，“草鞋都是自己打成的，很少有人买它，也没有人卖它”，帮助他人打草鞋也成为一种助人为乐的美德。
自中共军队抵达晋陕地区后，在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