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稷2011年夏天，我看到巴黎拉丁区一家书店的橱窗里赫然摆着一本当年畅销书，传记文学Limonov“利莫诺夫”（中译本书名为《搅局者》）。
作者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是法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著名电影编剧和制片人。
卡雷尔原本要为《费加罗报》人物传记版写一篇这个法国知识精英眼里的法西斯“小混混”的报道。
可他多次采访以后写成了一本书，一部精彩的传奇。
“利莫诺夫”何许人也，值得一位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而传记为何如此畅销？卡雷尔这样概述他的主人公：“利莫诺夫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我认识他。
他是乌克兰的流氓、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地下偶像、流浪汉；然后一个曼哈顿亿万富翁的管家、被全巴黎追捧的作家、巴尔干战争中迷失的士兵；而现在，在荒诞、混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渐入老境的他却成为一方的年轻暴徒的领袖。
他认为自己是英雄；你也可以叫他混蛋：我暂不下结论。
他的一生危机四伏而暧昧：他本人就是一部冒险小说。
我相信这也是意味深长的一生。
不只关系到利莫诺夫本人，不只关乎俄罗斯，也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我们所有人的历史。
”地下诗人们爱德华·利莫诺夫，原名爱德华·韦尼米诺维奇·萨文科（1943-2020），出生于捷尔任斯克（苏联），2020年在莫斯科（俄罗斯）逝世。
他父亲是狱卒，官至少尉，是“偏执狂制度的一个小螺丝钉”。
爱德华的睡前故事是卫国战争中死亡的战马和牺牲的同志。
而战后，他看到的则是一片瓦砾，残疾人随处可见，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孩子回到野蛮状态。
他们住在道路泥泞、住房条件恶劣的郊区。
父亲在少年爱德华眼里变得可怜起来 ：“他不愿意长大了像父亲。
他不愿意过忠厚、有点窝囊的一生。
”爱德华曾作为少年刑事犯被捕入狱，同牢犯讲述的各种盗贼残忍而九死一生的“英雄事迹”，令他“不屑做个二把刀”。
爱德华少年时期正逢解冻时代，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你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全苏联人竞相购买。
对劳改营真相的揭露意味着否定斯大林时期，这本书标志着去斯大林化。
但这似乎对少年爱德华没有多大影响。
爱德华出狱后进工厂学徒，从读诗到写诗，蜕变成文学青年：“在乌克兰的一座工业城市，出了一名写诗的学徒工，就像在今天的巴黎郊区出了一名饶舌歌手，都不算是来错了地方。
”他参加赛诗会，开始小有名气。
但是在乌克兰灰暗的工业小城，看不到出头之日。
于是他抑郁，试图割腕自杀，被关进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老医生一针见血：“你没疯。
你只是一心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医生推荐他去一家书店当店员。
书店真正的生活是打烊以后，他们读地下刊物，有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也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布罗茨基的作品，后者是爱德华嫉恨了一辈子的那种“班上的第一名”。
他也在书店朗诵自己的诗歌，把作品订成小册子传阅。
他成为比他年长很多的书店掌门人，一位“以色列部落的浪荡女子”安娜的情人。
他们一面以做裁缝为生，一面写诗。
这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利莫诺夫。
小城满足不了他的“世界眼光”。
外省青年要成名都会向首都挺进，于是利莫诺夫来到莫斯科。
为了谋生，他提心吊胆地顶着“黑户口”躲在出租屋里仿制牛仔裤，按照《巴黎竞赛报》上的照片仿制名牌皮包。
为混入文学圈，他揣着自己印刷的诗集去参加他看不上眼的诗歌朗诵会，硬着头皮听“穿着颜色像粪便的宽大的衣服”出入苏联文化馆的女诗人朗诵她们矫揉造作的诗歌。
卡雷尔通过利莫诺夫在莫斯科混圈子的过程和心态，梳理出这个时代苏联文学界的三类人。
首先是体制内的“灵魂工程师”：“肖洛霍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那一伙人，有公寓、乡村别墅，去国外旅行，到特供商店购物，荣获列宁奖，出几百万套精装全集。
但是这些有特权的人赢得了福利和安全，却失去了自身的尊严。
”利莫诺夫认识的一位童话作家就是这种“两头押宝”的年轻作家，其父是著名诗人。
朱利安.巴恩斯在《时间的噪音》中描述的苏联艺术家擅长此道。
他们“在每个变化到来之前就能感知到，他们会把耳朵贴近地面，眼睛盯着最有利的时机，潮湿的手指深入空中，领会任何风向的变化”。
大师的童话全国儿童人手一册，他有大公寓、乡间别墅，在地下社会和官方文化之间长袖善舞，“游离于顺从于勇气之间”。
除了官方文学圈和索尔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见者优秀作家，这个时代还造就了一群夹在官方文学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像利莫诺夫这样的“高贵的失败者”：“在这个时代失败者才是高贵的。
”他们不那么执着地追求真相和真理，要的就是独树一帜。
索尔仁尼琴不屑于与这个群体交往，“他的决心、他的勇气中有种非人性的东西，他要求于自己的事，也期望别人同样做到”。
利莫诺夫做不了主流作家，对体制不待见的作家也颇有微词。
他不喜欢《大师与玛格丽特》，说是堆砌；《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令他妒火中烧。
后者很有钱，与当局的关系不温不火。
最让利莫诺夫堵心的还是被阿赫玛托娃捧红的他的克星布罗茨基。
因为他们的经历相差无几。
布罗茨基的父亲也是小军官，也早年辍学，干过各种营生，比如跟个小混混劫持飞机企图飞往阿富汗，也被关进过精神病院。
他被捕入狱，罪名是他的诗“黄色淫秽”。
他在法庭上与法官的对话传出来，成了地下诗人们的金句：“谁批准你做诗人啦？”“谁批准我做人啦？可能是上帝……”肖斯塔科维奇、萨特、艾略特都是布罗茨基的支持者，布罗茨基在任何聚会上穿着朴素，坐在角落里，少言寡语，目中无人，却永远是众人瞩目的对象。
利莫诺夫则说他故作姿态，自我炒作。
布罗茨基“非苏更多于反苏”，他不是“异议人士”，但是拒绝合作，1972年，克格勃终于让他卷铺盖走人。
少了布罗茨基，地下世界对于利莫诺夫来说清净了许多。
二三流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愤世嫉俗，喝得酩酊大醉，穷困潦倒，过着朝不保夕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
残酷的是，利莫诺夫清醒地意识到他也属于他不屑的“二流”。
他的同代人对他的评价是“惹不得的青年”、巧手裁缝、有才华的诗人，动辄剑拔弩张，却又很讲义气。
最终，女人缘令他在诗坛引人注目。
开着白色大奔的高级文化官员身边穿着皮短裙、脚蹬高跟鞋的芭比娃娃埃列娜为利莫诺夫桀骜不驯的诗人形象倾倒：“他身穿白色牛仔衣，敞开的红衬衫，露出棕色的胸膛，在这个吃饱肚子、无精打采的人群中，他才是唯一真正的活人。
”利莫诺夫离开安娜，埃列娜离开官员，两人成双入对出入文坛，郎才女貌，羡煞众文青：“在勃列日涅夫惨淡经营的灰暗的时代，要说到苏联有什么亮点的话，他们两人可以作为代表人物。
”有一张照片他随身带着，无论漂泊到哪里：他身着自己用140块彩色布拼贴、缝制的上衣，长发飘飘，气宇轩昂地站着，脚下躺着一丝不挂的妩媚迷人的埃列娜。
索尔仁尼琴与利莫诺夫都在1974年的春天离开祖国。
但是前者死里逃生，信念坚定，无所畏惧，他离开苏联引起举世轰动。
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都是被强力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与故乡的语言”。
而利莫诺夫和埃列娜则是自己要移民，虽然利莫诺夫被克格勃定为“死心塌地的反社会、反苏维埃分子”，他厌恶的只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历史和那些整齐划一的公寓；埃列娜则满脑子西方明星、名模的图片，以为整个西方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他们要去巴黎拜访大诗人阿拉贡，去纽约找他们心目中的曼哈顿社交生活的女王、马雅科夫斯基情妇的闺蜜……无论以何种方式出走，在苏联官方看来都是叛国，在西方人眼里都是投奔自由世界。
最后的告别总是撕心裂肺的：“离开这个生活，这个一直那么熟悉的生活，而去过另一种虽然满怀希望但是几乎一无所知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死亡的方式。
”苏联人在纽约法国人到纽约或者美国人到巴黎是旅游，但是纽约对于两个“冷战的孩子”来说几乎是另一个星球，且不说摩天大楼和横跨百老汇的霓虹灯广告，连擦皮鞋的黑人、街上自言自语的半疯都是新奇的：“没人上来干涉他守规矩。
”有一个细节令他们兴奋不已：美国地图竟然那么准确！苏联的城市地图要么标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建筑，要么提前让人看到十五年后的城区。
两位情侣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高声谈笑，逛高级时装店，看黄片。
从莫斯科到纽约，“无异于看了一场黑白电影后再看一场彩色电影”。
两个漂亮俄罗斯年轻人自我感觉是唱片封面上“鲍勃·迪伦和他的女友”，暂时忘却了家乡的灰暗生活和在泥泞中挣扎的伙伴。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彩色影片，对于语言不通的苏联青年来说，先到的同乡是他们的救生圈。
联络人之一就是早利莫诺夫三年到纽约、令他愤愤然一辈子的“西方文化精英的宠儿”布罗茨基：“他使他的新朋友们（比如苏珊·桑塔格）睁开眼睛看到苏维埃制度的现实，这方面他有汗马功劳，索尔仁尼琴也没有把他的地位压下去，因为索尔仁尼琴待人接物十分生硬，哪像布罗茨基全身散发着光环教授的灵气，谈起诗歌俨然是个王爷，跟诗歌界的大人物都有交情。
与他交谈，犹如与博尔赫斯交谈，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学体裁。
”他是俄罗斯移民的偶像，被称为“老板”。
虽然他想不起利莫诺夫是谁，还是在气氛像“莫斯科老知识分子公寓”一样的“俄罗斯茶室”接待了他，他睿智而平易近人，警告后来者美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
“但是也让人猜到在这份和善的态度后面，隐藏着成功者的俯就谦让。
他知道虽说是后浪催前浪，这些新来者要在他们的救生舰上划好久，才登上他的头等舱”。
这对来自莫斯科的金童玉女曾出入住在纽约上东街高级公寓顶层的沙龙，给纽约社交圈添加点佐料。
女主人是上一代俄罗斯移民，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入法国社交圈的美女，男主人是出版集团艺术总监，集团麾下有Vogue杂志和《名利场》。
客人名单经过仔细斟酌，理想配方：财富、权力、颜值、荣耀、才能，总之都是Vogue时尚版的人物。
他们被领班带进去时，以为登上了喷气式飞机，姑娘立刻想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位子，梦想拿到一份模特合同，诗人则“想到他的人生目标是把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但也并不排除出本畅销书的梦想。
布罗茨基也在场，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个名模讲话。
女主人声称是他们捧红了大诗人。
金童玉女很快意识到他们不过是富豪的新宠。
他们回到小酒店的房间，一边看着电视里索尔仁尼琴训斥西方的堕落，一边疯狂做爱。
利莫诺夫为了谋生不得不去布罗斯基给他介绍的《俄罗斯事业报》做编辑，在他眼里，那是个天涯沦落人抱团取暖的地方，是一群苏联不同时期的移民怀旧、思乡的“等死房”。
这里令他厌恶的是“比布尔什维克还讨厌的”纳博科夫，因为后者只写移民小说，对他们这个小世界不屑于顾。
利莫诺夫看不惯他是出于阶级仇，看不起为文学而文学。
他日后在《失败者日记》中写道：“我梦想一场暴动。
我永远成不了纳博科夫，我永远不会迈着多毛的双腿，跟在英国人后面在瑞士草地上追蝴蝶。
给我一百万，我去买武器，到随便哪个国家去煽动一场起义。
”他乜斜着眼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流亡诗人：“深信到巴黎转一圈，在作家之家喝几杯酒，口袋里装几句失敬的诗句，就可以塑造一位诗人的命运。
他们是对已经入土的斯大林打冷拳的专家，西方知识分子关心的对象。
”他极尽刻毒地讥讽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圣三位一体”：“圣三位一体就是在穷乡僻壤吊死的茨维塔耶娃、在劳改营里找骨头啃后惊风而死的曼德尔施塔姆，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
他是做人呆板、奴相、住乡村别墅的哲学家、道貌岸然的好好先生，喜欢舒适和古书，他的一部歌颂斯大林的诗集被翻译成所有可以想到的语言出版，在他自己那个《日瓦戈医生》面前也吓得放了一个屁，来歌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怯懦。
”利莫诺夫同样看不起那些养尊处优的学习写作的美国青年：没有经历过苦难、贫困、战乱，怎么能写作？紧接着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惹恼了利莫诺夫。
他奋笔疾书，说他被当成道德圣贤，其实只代表科学界特权阶层，脱离人民，他们要掌权比当前官僚体制还糟糕。
这次他走得太远了。
他的雄文被所有报刊杂志拒绝，却被《真理报》刊登。
他不得不从报社辞职，从此失去了唯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