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在内外危机刺激及时人的呼吁下，光绪中期后清朝开始思考并尝试应对边疆地区问题，其中积极开发边疆地区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应对方略之一，并付之于实际行动。
一　农业、商业等经济方面的开发（一）农业的开发19世纪60年代后，同治回乱和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入侵均导致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尤其是伊犁、塔尔巴哈台、哈密、科布多等处的叛乱和沙俄乘机占领伊犁，更使朝廷和时人认识到中国西北边疆危机的严重。
正是如此，在平定回乱之际，左宗棠等重要官员就从实际出发，向朝廷建议将新疆改设行省郡县，并在伊犁兴军屯，抵制沙俄吞并新疆。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朝廷正式谕军机大臣，基本肯定了左宗棠的设想。
左氏随后向朝廷详细汇报了垦务情况：旧种地六万亩，新报民垦三万六千余亩，兵垦四千余亩。
他称虽然回乱后该地区人口大大减少，但经官兵安抚已有起色，且吐鲁番粮石租赋也已恢复到原来的一半。
南部八城除英吉沙尔、乌什外均较北路吐鲁番富庶。
刘锦堂等亦在南路各城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塘站，百废待兴，办有端绪。
光绪六年（1880年）左氏又向朝廷奏报了新疆南北两路屯垦所取得的成绩，南北两路共收粮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余石，尤其是南路较过去多收了十万六千五百石。
刘锦棠接替新疆事务后仍执行了左氏政策。
在清朝官方的主导下，光绪后新疆地区的农业得到快速开发。
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挟眷承恳，络绎相属”。
如阜康县汉族农户“十八行省皆有”，绥来县民“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
伊犁宁远县汉民乱时散尽，后来的务农人口“系承平后由关内各处陆续迁入本境落业”。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甘肃领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不绝于途；还有奏报说大批难民从山东、直隶远徙新疆，“几于盈千累万”。
甲午战后蒙古地区的垦务进一步发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国子监司业黄恩永正式向朝廷上奏开垦内蒙古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牧地。
此际清朝主要将已垦土地清丈升科。
如除了让察哈尔左翼右翼四旗已垦成熟地亩照例升科，又让左翼四旗补交押荒银两，以重国课。
盛京将军辖下苏鲁克生熟地亩也被放垦。
庚子之役后，朝廷为应对窘迫困境，再次将开源节流对象转向蒙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借蒙古部众抵押地产、借债赔偿教案机会，张之洞、刘坤一等在《楚江三折》中将开放蒙荒作为变法自强的重要内容。
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亦向朝廷建议开垦蒙古地亩。
这次朝廷不再顾及蒙古王公反对，正式派人赴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等处督办垦务。
清朝又命察哈尔蒙地一律招垦。
除此之外，清朝还让内外蒙古查办开垦牧地事。
为此，该年十二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就奏查科布多垦田事，绥远城将军信恪亦向朝廷建议扩垦绥远城八旗牧场。
其他管理蒙古各部官员亦纷纷向朝廷提出拓垦各牧地、牧场。
日俄战后，出于所谓的裕国利民、移民实边、筹设行省考虑，垦务的推广较前更为积极。
此际除垦务大臣贻谷继续在察哈尔、绥远等西北蒙古地区推广垦务外，东三省各蒙旗大部已被放垦，余下外蒙各部再度被纳入放垦范围。
近边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处“六盟四十九旗”出现汉民潜往就食者不计其数、私租私垦之田奚止千万顷现象。
至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间，都统延杰又奏报称，巴林旗报效各项蒙荒已经一律丈清，其中荒地5000顷，山沙各荒3240余顷。
清末青海、川藏沿边也在开垦。
宣统三年七月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上奏朝廷报告青海垦务情形，该处至宣统三年已设有垦务局，所辟垦地多有垦户领种。
同时期，川藏沿边移民垦务也在开展。
与内蒙古各处相比，新政之前管理青海、外蒙古及西藏各处的将军、都统、大臣等对垦务推广不感兴趣。
但这一抵制姿态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也有改变。
如光绪三十三年，科布多参赞大臣锡恒在复奏阿尔泰地方情形时，对阿尔泰垦务筹办情况作了汇报。
外蒙古库伦地方自三多任大臣后，也拟对各旗已垦土地勘丈升科。
至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三多已在库伦设立垦务总分各局。
乌里雅苏台自宣统二年（1910年）后也向朝廷奏报拟办垦务一事，“饬劝各蒙旗”，“先行试垦”。
（二）工商业的开发日俄战后受各界鼓吹影响，清朝开始采纳时人建议，开拓边疆利源，发展边疆经济。
第一，开设各种公司。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伊犁将军马亮等就向朝廷上奏，建议设立伊犁皮毛公司，收回利权。
朝廷采纳该建议，让其“按照商律办理”。
至宣统元年（1909年）伊犁造革公司成立，伊犁将军长庚向朝廷奏报了相关事项。
很快股本招足。
除此之外，新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拟设立茶务公司，抵御俄方之侵渗。
该公司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设立。
伊犁毛皮公司的成立推动了塔尔巴哈台毛皮公司的设立。
该公司后因扎拉丰阿贪污枉法被叫停。
直到宣统三年七月塔尔巴哈台新任参赞大臣额勒浑又函复清朝外务部拟重新开办公司。
同时期边疆地区设立公司的还有内蒙古方面。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亦向清朝建议，设立蒙古实业公司，以兴边利。
又如西藏，制革工厂也已设立，地点在巴塘，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的赵尔丰派人到四川学习技术，且已学成返回。
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广西省共设立了20多个农垦公司。
第一家农垦公司为“梧州农林公司”，由黄锡铨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主要种植桂树，以桂油、桂皮等出口外销。
其后桂平乡绅吕春等又集股2万元，组建“广西种植有限公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桂平举人程修鲁等又成立了“毅实种植公司”。
宣统元年又有宣化县乡绅曹有明等组建“济福公司”，承垦荒山，植造林木。
第二，设立商会、银行。
设立商会、振兴商业亦成为此期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兴利源、振商务的另一重要举措。
热河地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试办商会，“拟定详细章程”“在郡街设立总会”。
热河商会设立效果似乎不错，“试办一年以来，市面颇形改观，商业渐臻发达”，其余各属热河都统又令一律设立分会。
察哈尔方面，光绪三十四年清朝拟在张家口设立张库劝业道，改变向来商务繁盛的张家口近因外货灌输而导致的土货困滞局面。
该劝业道此后是否成立，未得其详。
但设立商会的活动亦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张家口商会正式成立，至宣统元年农工商部又应该商会要求发给正式关防。
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乌里雅苏台将军堃岫又向朝廷奏报乌城三札两盟振兴事宜，拟仿照库伦办法劝立公会，设立商会自治所。
筹设银行也是此际清朝及时人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措施，这一应对方略的提出首先肇启于俄方对蒙古等地区经济侵渗之增强。
在此背景下，中方时人较早就建议在库伦设立银行进行抵制。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尚书载泽就力主推广银行，拟于西藏设立银行后，再在库伦地方设立银行。
清朝最终派人至库伦拟设户部银行分行。
度支部也派王秉钧至库伦与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商议设立大清户部分行一事。
除库伦设有大清分行外，晚清亦有时人建议设立蒙古银行。
1910年《国风报》又报导称驻俄萨使致电朝廷让设大清银行于内外蒙古，以挽回俄国在内外蒙古通用钞票逾八千万之数、蒙民异常信用的局面。
至宣统二年（1910年），理藩部在提交资政院第一届会议议案时，又拟于蒙古设立兴业银行，以期振兴蒙古实业。
此期间边疆地区最终也设立了不少银行。
大清银行在张家口就设有分行与分号。
另外，光绪三十四年，清朝邮传部在北京成立交通银行后，又在张家口设分行及办事处。
至迟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分行业务已到达库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大清库伦分行正式开业，地点在库伦东营西街。
隶属库伦分行的乌里雅苏台分号，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成立。
第三，其他方面的尝试。
除了以上措施，此际还有一些官员及时人提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措施。
至宣统二年（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鉴于“蒙人智识未开，毫无经商性质”，特于“禁烟罚款项下提银数百两，盖造新式房屋六大间，为商品陈列所，庶蒙汉人等有所观摩”。
（三）矿业的开发实际上，清朝开蒙古等藩部矿产的活动，早在咸丰年间就有所尝试。
但利益分配办法得不到蒙旗赞同，遭到蒙旗王公贵族消极抵制。
朝廷无奈，只得接受这一事实，官方停止开采热河蒙旗金银各矿。
光绪后，为盘活经济、抵御外国对边疆地区矿产资源的掠夺，时人再次呈奏朝廷，开发各处矿产资源。
维新运动后试开蒙旗矿产，以后“兴边利、裕国用”的尝试并未停止。
为此，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后，各处矿务开采仍以有加无减迅速进行，并向内外蒙古、新疆地区乃至西藏等地区推进。
而藩部蒙古各自的采矿活动也在利益诱导下，活跃开来。
新疆方面的矿务就得到开发。
新疆承平之时，塔城喀图山金矿一度“列厂千区，矿丁数万”，规模极盛。
同治年间动乱，矿夫四散，矿亦停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俄人提出开采被拒，后拟中俄合办，但年年亏损，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停工拆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继任巡抚潘效苏复立“宝新公司”，以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这家金矿。
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的独山子油矿，很早就被当地居民以土法采炼。
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疆商务总局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将迪化四岔沟油矿承包给商人开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地方送该矿样品于俄方检验，发现油质最佳，可与美洲之产相抗衡。
宣统元年（1909年），新疆商务总局从俄国购进提油机并聘请俄人帮助开采，终获得本地产的石油。
热河方面的矿业也得到开发，除咸同时期属下蒙旗开采后，至光绪朝，其境内各矿均已开采。
其中，尤其是银、煤、金各矿开采，相继取得了较好成绩，成为热河税收的重要依赖。
至宣统元年热河都统又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底，热河属蒙旗金银煤各矿矿税征收情况：共收七万五千四百五十两，其中委员薪水、查矿川资得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剩余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七两。
同年十二月底，该都统又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热河属下金银煤各矿税收情况：共收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
外蒙古也以盛产金矿闻名，导致蒙民和俄人纷纷前往偷挖。
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人柯乐德游历外蒙各部回京后，遂向李鸿章禀报外蒙私挖金矿事，并游说李氏让其开办蒙古矿务，可以化私为公，报效国家厚利。
随后李鸿章、翁同龢等让柯氏派员勘查，并派人将该处私挖之人驱逐，看守金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柯氏将勘察情形禀明路矿大臣，清朝遂有开库伦金矿之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柯乐德等遂改组原银行团，设立外蒙土车二盟金矿公司，即蒙古公司，购买机器，设厂开办，着手经营。
1900-1903年，该公司投资约100万卢布。
在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九年间（1900—1903年），该公司共产金9367盎司，价值约37.7万卢布。
除土车两盟外，外蒙的科布多也欲筹开矿之举，科布多前办事大臣联魁就曾电告农工商部，土默特等处矿产近有俄人私自勘测，势将开采，建议筹款自办，以保利权。
为此宣统二年（1910年）农工商部特电新大臣锡恒，速派矿师前往查勘。
如果苗质佳旺，将自筹款项，进行开办。
云南地区，光绪三年（1877年）云贵总督刘长佑就提倡“参用西洋采矿机器”，“专备开矿之用”。
光绪八年（1882年）岑毓英调任云贵总督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正式成立了云南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云南矿务招商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唐炯任云南矿务督办，于同年八月成立矿务招商公司。
宣统年间，云南又相继出现若干官商合办企业，主要有“腾越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银、铜等矿）、“个旧锡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锡矿）、“东川矿务公司”（经营铜矿及锌、铅等矿）、“宝华公司”（经营锑矿）等。
（四）渔业、盐业等的开发发展渔业、盐业、木业。
此际渔业、盐业、木业也被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吏乃至时人视为兴边利的重要尝试手段。
热河方面就非常重视蒙古盐池、渔业的开采，欲借此开发本地利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热河都统就以“热河蒙盐前以商店专利流弊滋多”为由，奏请改为官收官销，建议在赤峰县属乌丹城和翁牛特东西二旗修建局厂，先后拨给官本银五万两进行开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又招商经营蒙旗渔业。
察哈尔、阿拉善方面做法与热河相似，亦将蒙古盐池、渔业列为开拓利源之列。
如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间察哈尔都统诚勋向朝廷上奏，请求在察属各蒙旗驱逐游民、创设公司、认包蒙盐，行销旧地；并禁止民人入蒙地运盐，“以保利源”。
同年六月理藩部又代阿拉善和硕亲王多罗特色楞上呈开拓西蒙古利源一折，也将盐务列为重要内容，要求设局经营。
至宣统二年（1910年），财政极度匮乏的清朝亦开始关注蒙盐官卖一事。
朝廷应度支部奏请，决定加强全国盐务管理，统一事权，特派载泽为督办盐政大臣，产盐各省督抚为会办盐务大臣。
随后又设立了督办盐政处，并于宣统二年元月公布了暂行章程三十五条，主旨乃收盐务行政、财政大权于中央。
其中蒙盐又成为清朝关注的重要对象。
二　教育的发展（一）内外蒙古地区的“开边智”清朝上层开边智之实践主要体现为开蒙旗官智方面，不仅涉及各蒙部上层王公台吉等，更指负责管理各蒙部事务的大小行政官员。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出使美秘古墨国大臣梁诚就首次奏请朝廷，建陆军大学堂及各陆军省学堂。
同年十二月份他又奏请选派合格王公子弟入陆军学堂学习，此时主要对象虽为王公宗室满汉大臣子弟，但实已囊括蒙古王公贵胄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奕劻又正式向朝廷奏呈《陆军贵胄学堂章程》，拟就神机营旧署改建讲堂学舍先行试办。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闰四月，陆军贵胄学堂开办在即，奕劻等又向朝廷上呈《陆军贵胄学堂听讲试办章程》，除设正规班外，又设听讲专班。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陆军贵胄学堂正式开办，传谕蒙古王公到堂听讲。
至宣统元年，陆军贵胄学堂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共收听讲王公世爵三十三人，听讲员及学员一百四十三人。
其中的祺诚武、阿穆尔灵圭、贡桑诺尔布均为蒙旗贵胄。
同年又拟招收第二期学生，并另建学堂和另订章程。
新的招生章程明显体现出吸纳蒙旗王公贵胄子弟入学倾向，即除招收正班生一百六十名外，又特别招收蒙旗附班生八十名。
在最高统治阶层的号召和带领下，在京蒙古王公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也向朝廷上奏请求设殖边学堂，计划设蒙部、藏卫两科。
在宣武门内辟才胡同建立校址，每年每科招一百人。
同年该堂又新设讲堂，续招蒙部生二百名，不论满蒙汉籍，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中学根底者均可报名。
此等信息经理藩部之手很快传递给了各蒙旗，如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间驻扎宁夏部院钦差诚庆收到陆军部传来的理藩部咨文关于创办殖边学堂一事，遂又移文阿拉善亲王旗，告知此事，让遵照办理。
此间除清朝中央和部分王公贵胄开蒙古官智外，管理各蒙古地方事务的各督抚、将军、都统、大臣等也在朝廷号召下，对各自辖区的学务尝试改良，企图通过设立近代新式学堂等措施达到开通蒙智、融合蒙汉、巩固边圉的目的。
东三省的吉林省垣较早就设有外国语学堂，设有满蒙文一班，因“名称不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棣中学，而又在其内附设蒙文科。
为此，吉林提学司于该年六月十九日特扎各府州县，让招选学生送省学习蒙文，并拟“招取蒙文学生四十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该堂蒙文教员伊克塔春又向提学司呈请，先在省城创设满蒙学堂一处，拟订章程，呈请开办，终得提学司同意。
但校舍一时难措，他们遂借用尚有余屋的蒙古旗官房。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间，吉林提学司又向吉林巡抚上呈了蒙文教员伊克塔春所拟设立蒙文学堂简明章程。
其办理办法为：报考曾入学堂、有普通知识学生四十名，或再饬蒙古申送十五名，组织一班，专注重蒙文语，以期速成。
学制拟设为一年半，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均开修身、蒙文、国文、经学、历史、地理、官话、算学、图画、体操，合计每周三十二点钟。
堂中只设监督一人，校长一人，教员五人。
等这些学生稍熟蒙文且兼通各科后，择最优者留吉听差，可应蒙古之交涉，派其优者入境，以施教育，开蒙古风气，“使大地文明，咸输入于边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东督徐世昌又奏东三省设蒙务局，吩咐各学堂兼习蒙文，并招蒙王子弟入学。
东督不仅在东三省设立洮昌道，又招蒙王子弟入学校，并在法政学堂内添设蒙语一门，作为筹蒙之策。
锡良继徐世昌任总督后，派已革奉天蒙古右翼协领德荣译成蒙满汉文教科书四册，进呈御览，印刷二万部，分散哲里木盟十旗及奉吉江三省蒙边各学堂，以资传习。
德荣于宣统三年（1911年）又将学部审定初等国文教科书附译满蒙文，名曰满蒙汉合璧国文教科书，东督拿出三千两，由蒙务局印书万部，分发给哲里木盟十旗学生，并将此书上呈朝廷。
肃亲王又拨款让印十万部，以便内外蒙古采用。
属于内蒙古的归化城蒙旗学务之推广也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得到推行。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就因土默特旗蒙古子弟与汉民相处年久，语言文字渐忘，在该旗高等小学堂内附设满蒙文一科，以求保存国粹而养成通译人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又向朝廷上奏西北各边蒙民不识汉字，交通不便，请增设半日学堂，得朝廷允准。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又向朝廷奏报筹设土默特蒙旗两等小学堂情形。
该年年底有时人游历张家口时发现万全县地方已设有武备学堂一所，小学堂二所，初级师范学堂一所，另有高等学堂一所，女学堂一所，小学堂五所，当然其主要生源为定居口上的汉民，但这对传统藩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至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清朝统治即将崩溃前，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又提出了建立满蒙语小学堂的建议。
清末外蒙古地区也在兴办教育。
科布多地方于光绪三十四年间添设蒙养小学堂，自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四部落内共选学生三十名，该小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闰二月二十日开学，分成甲乙两班。
宣统元年正月科布多大臣又向朝廷奏报科布多属办学情况，急需在旧有蒙古学堂之外，添设蒙养小学堂一所，从杜尔伯特、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四部落内挑选学生数十人入学。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间，科布多参赞大臣又奏科布多政绩，称近年来科布多所办新政关于学务方面又增设蒙学，且又新建清汉学堂以开边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亦奏“蒙古风气未开，拟设蒙养学堂，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
库伦蒙养学堂拟招生四十名，沙毕衙门选送十四名，图车两盟各送十三名。
至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筹办。
宣统二年四月间新任大臣三多又奏报该处学堂办理情况，所收学生四十名。
同年九月初四日，三多又奏办库伦半日学堂及筹经费情况，称该处拟办第一第二两处半日学堂，已经咨请学部选派教员、颁给课本，等教员到后就按宪章筹备清单一律改为简易识字学塾，以符馆章。
（二）新疆、西藏地方的教育改良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已在新疆各处推广教育，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西藏地区的教育改良活动也有体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十八日，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决定在西藏地方拟设立初级小学堂二所，开风气之先，“诱化”藏民。
其学生分为两班，三年为一期，六年毕业。
鉴于此前所设九局多具形式，所选总办不堪职守，联豫决定添派候补县丞齐东源充当汉员总办，参加学务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间，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各一区已设立。
同年六月至七月，联豫又向朝廷奏报了西藏兴办学务情况：“藏中汉人约有三四千人，当不乏聪颖子弟，从前设有义学四堂，学生约七八十人，教授管理诸法无一合者。
现拟并为初级小学堂两所，分学生为两班，以三年为学期。
”“一面劝令番民选送子弟入学，与汉民一律教授，不征学费，以期逐渐开通，为将来番民自立学堂之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间，西藏除设立有汉藏文传习所外，又添设印书局一所，印刷《圣谕广训》广为散发，并拟印实学、实业等书，以开风气。
除此之外，还拟开办陆军小学堂一所，调四川武备将弁两堂毕业生十四人到藏任教，又从藏中“制营及工队兵弁”中选年少识字而聪敏者二十余人、汉属三十九族十人、藏番十人、廓尔喀四人“入堂肄业”。
联豫命徐方诏为陆军学堂总办，徐方诏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任事，正式在藏内启用陆军学堂关防，并为此移文噶厦公所。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向朝廷奏报了西藏兴学情况，称已由前藏次第推及于后藏、靖西、达木、山南等处。
至宣统二年五月，入学“人数较多，渐有成效。
今年约可添设数堂”。
宣统三年（1911年）西藏学务局向清朝学部报送了西藏教育新政材料，至该年年度止，西藏有蒙养院九所，学生二百七十四人；汉藏文传习所二所，学生三十四人；初等小学堂四所，学生五十多人；汉藏文小学堂四所，学生一百一十九人；汉文蒙养学堂三所，学生人数不详。
该地又拟另设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
（三）云南、广西等处的教育改良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间（1902-1907年）云南昆明创办了11所小学，各县设立了蒙养学堂。
三十三年，这11所小学堂合并为4所，附属于省会两级师范学堂内。
到了宣统年间，云南每个府、县至少有一所高等小学堂。
云南最早创办的新式中学为普洱府中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到了三十一年（1905年）昆明与各府、县、厅、州先后成立了一所中学堂。
三十三年，为了解决各地小学师资缺乏问题，云南除保留省会中学堂外，各府、县的中学堂全部改为初级师范。
从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云南在省会、各直隶厅、州又设立了“师范传习所”共17处。
从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10年间，云南曾在昆明建立过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学校7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建广西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倡设女校“珊萃女学堂”，同年设警察学堂，后又设高等警察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西的师范讲习社次第开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桂林设初级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复设优级师范，又开办女学师范简易科，南宁府拟设完全初级师范学堂。
至光绪末年，广西全省有小学的县份达到74%左右，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省共有中学16所。
除此以外，广西还设立不少实业学堂如农业学堂、商业学堂、蚕桑学堂等。
另外还设有讲武学堂、法政学堂、土司学堂等。
据张鸣岐奏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西毕业的学生共计7600人，至宣统元年（1909年）增至40300人。
三　文化、风俗等的融合至晚清，尤其是清末，在历史沉积、国家推动、社会互动和不同民族的水乳交融中，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融合得到进一步增强。
这一增强不仅体现为汉与非汉之间的相互融合，更体现为各民族对中国这一国家共同体的认可。
如此的融合通过文字语言、服饰、姓氏、宗教习俗的趋同，满汉、蒙汉禁止通婚到自由通婚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语言文字、服饰、姓氏方面的融合清初以来，清朝为保障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的纯正性，也为防止与汉族接触之后相互融合而迷失族性，不仅强调对自身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使用，而且也禁止采用汉族的服饰，使用汉族的姓氏。
尽管禁令频颁，但相互间的融合却不以朝廷意志为转移。
首先，语言文字方面的融合。
自康熙后，满汉、蒙汉之间语言文字方面的融合日渐增强。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清帝降谕就称：“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
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
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
”乾隆二十年五月清帝又称：“近日满洲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乾隆皇帝更称：东三省乃满洲根本，诸宜恪守满洲淳朴旧俗。
“近见吉林风气亦似盛京，日趋于下。
而流民日见加增，致失满洲旧俗”。
新疆地区回汉之间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得到融合。
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迪化同知国梁在其《南湖道中》一诗中写道：“缠头亦解华言好，笑揩连城入市圜。
”乾隆五十年（1785年），唐山知县赵钧彤到达发戍地伊犁惠远城时，亦称：“塞风已革华音杂，客状犹夸肆贾惊。
”当时新疆的汉族不仅会说维吾尔语，且喜爱维吾尔歌舞。
如纪昀在其《乌鲁木齐杂诗》游览之六中描述了从内地来到乌鲁木齐的汉族商人春社时演唱维吾尔歌曲的情景：“地近山南估客多，偷来番曲演鸯歌。
谁将红豆传新拍，记取摩诃兜勒歌。
”西南边疆地区也一样，各族之间语言文字的融合在整个清代也很明显。
据雍正《顺宁府志》记载，顺宁府一些识汉文、讲汉话的傣族，“冒籍于近方之彝，卒难与辨”。
《南中杂记》亦称：清初，许多“土司之居城郭者，亦与汉人无异，而姚安蒙化二土府，且以诗文自命，附籍螺江矣”。
至道光后，此等语言文字上的融合更甚。
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广州将军满人庆保在给道光皇帝所上甄别官员并请安奏折时，竟全用汉字书写。
道光皇帝不由发出了“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的疑问。
而随着满汉、蒙汉间交往的日益增强，此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内地居官的满蒙贵族官员的身上，亦体现在近边的各边疆地区生活的普通民众身上。
即如蒙古各部，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一开”，蒙人一改“禁习汉文”陈规，“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的现象蔚然成风，甚至“蒙古人词讼，亦用汉字”。
道光十年（1830年）二月朝廷在甄别总管时又发现察哈尔镶白旗总管常德不仅不认识满洲文字，也不认识蒙古文字，可能认识的只有汉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朝廷谕内阁又称，这次考试国子监蒙古司业，应试者三十二人中只有十二人能翻译，其他的蒙古人均不懂蒙古文。
尤其是清末边疆地区新政的推行，更促使边疆地区各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统一。
如此结果，当然与清朝及时人此际的主动作为密不可分。
如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理藩部奏藩部豫备宪政时就建议“变通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各条”，即现在“惟恐其智之不开、俗之不变，断无再禁其学习行用汉文汉字之理”。
为此建议将以上诸例一并删除。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出使大臣吴宗濂又奏中国应仿效日本，设立国语一科，统一全国语言。
而在此之前，某些边疆区域已开始从语言文字上去加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了。
如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护理云贵总督奏请朝廷就称，滇开化较晚，沿边土司地数千里，往往因语言习尚不同，与内地人民隔阂，“非先之以教育不为功”。
“今以兴学为安边计”，“既以同化为宗旨，自应以国文为主科，先之以音读、讲解、习问，继之以钞写、默写。
终之缀字、成文”。
虽然在这一语言文字的融合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特例，但总体上相互间的大融合却是总趋势。
如清末民初时，“热河人民的语言，汉人都是用国语，蒙人也大都通汉话”。
又如“达拉特旗之蒙人能操纯熟汉语者，几占十分之七。
其余亦能作简略之谈话”。
“汉化程度高的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今五六十岁老人蒙语尚皆熟练，在四十岁以下者，即能勉作蒙语，亦多简单而不纯熟。
一般青年，则全操汉语矣。
”西藏地区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融合也得到加强，至清末民初，康定鱼通境内的土司头人甲安仁、杨维周、包继昌等“不特可谈流利之汉语，即较深之汉字书报，亦能浏览无滞”。
而昌都地区因曾“驻防绿营于此安家者”，“故游此，沿途不用翻译”。
道孚县“蛮汉联婚，生子皆愿读书，不愿充当喇嘛，倾向汉人礼节，日渐浓厚”。
其次，服饰方面的融合。
清代前中期，清朝为确保满蒙的独立性，对于维持各自的传统服饰衣着等亦很讲究，不仅定有禁令，而且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也一再强调。
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清帝在立训守冠服骑射碑时又引清太宗训令称，“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尽管朝廷一再禁止满洲仿效汉族的服饰，但在大众“流行”的影响下，不少满人难免受到影响。
而满洲的女性尤其受到汉人衣饰的影响。
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帝降旨就称：“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效汉人装饰者，实非满洲风俗。
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
”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嘉庆皇帝又称：“此次挑选秀女，衣袖宽大，竟如汉人装饰，竞尚奢华。
”进入道光朝后，此等衣饰方面的融合显得更为普遍，仿效汉人服饰也不再限于满洲贵族女性了。
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道光皇帝就称：“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素称淳朴。
前因有演戏赌博等恶习，甚至服饰竞为新奇。
”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道光皇帝又称：“朕因近来旗人妇女不遵定制，衣袖宽大，竟如汉人装饰，上年曾经特降谕旨，令八旗都统副都统等严饬该管按户晓谕，随时详查。
”从道光皇帝的一再申饬中可以看出，至道光后普通满族女性服饰，事实上已经逐渐趋同汉人。
不仅是满人在服饰上逐渐趋同汉人，进入晚清后内蒙古等处的蒙古人在服饰上也逐渐趋同汉人。
“察哈尔、归化城之蒙民，因迩来移民之增进，渐次同化于汉族，与内地无异。
”再据民初时人调查称：在纯农区域中，蒙古人的高级官吏及富裕者，衣服模仿汉人，冬季穿的皮袍，外面多用绸缎，里面不用狐狸皮，就用羔羊皮。
只是衣身要比汉式宽阔，色彩最爱鲜明而浓厚的，如紫、红、绀、浅黄等。
普通蒙民的服装也有些模仿汉服，衣身喜欢宽而长，唯色彩尚蓝、绀色，只是放在荷包里的鼻烟壶和腰带上挂的割肉小刀及筷箸，则是汉人衣服上所没有的。
再者，西藏、云贵等处也体现出类似变化。
如清人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就称：“头目效华人衣冠，而妇妆不改，裙子及胫，亦其旧制，以别其民矣。
”而清末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在上奏朝廷时也称：达木八旗，改换衣冠，设立小学。
最后，在姓氏方面，随着满汉、蒙汉等民族融合的增强，各族之间的姓氏逐渐趋同。
如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乾隆皇帝在阅看宗人府奏折时就称：“近日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者甚多。
此折内文新之名，理宜连写，而乃分写，竟似汉人之名。
再宗室王瑞之名，实不能连写，又明明一汉人之名矣。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帝又降谕称：从前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名亦蒙古话。
“乃希图成话，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
吏兵二部，今后“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
进入嘉庆后，满蒙在姓氏方面仿效汉人的更多。
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六月，嘉庆皇帝称：“昨因宗人府奏移居宗室户口单内开写妻室氏族，有张氏、白氏、李氏等姓，恐系与汉人联姻，令宗人府查奏。
兹据查明前次单开汉姓有系汉军人者，有以章佳氏讹写张氏者、李佳氏讹写李氏者、博尔济吉特讹写白氏者，其中并无与汉人联姻之人。
”“以讹传讹，寖忘本始。
”道光七年（1827年）闰五月，道光皇帝亦称：近日吏部户部带领引见人员内有刑部郎中明安福、理藩院员外郎庆长安二员，命名不成文义。
旗人命名有取汉文字义者，不准连用三字，此前曾经一再申谕。
“何以旗员中仍前取名，并未一体遵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道光皇帝又批评蒙古人起用汉人姓名做法。
他称：“布里讷什以蒙古旗人，辄为其子取名福恩、福康，沾染汉人习气，殊属忘本。
”同月又批称：“冰图王旗蒙古人名，率多汉义。
”进入咸丰后，清廷中只有极少数批判满人、蒙古人使用汉名汉姓的呼声。
如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咸丰帝谕内阁就称：“蒙古地方，素性淳朴，不事浮饰。
近来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
兹据毓书奏称：蒙古人词讼亦用汉字。
”这并不是说满蒙等不再热衷汉名汉姓了，而是如此做法随着近代多民族中国的逐渐形成，逐渐得到时人的认可与赞同。
至光绪后，为了应对国家及民族危机，时人和清朝最终都趋向化除畛域做法。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两江总督端方代奏安徽廪贡生李鸿才浑融满汉条陈中就建议，满洲人士宜姓名并列。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贵州巡抚庞鸿书奏化除畛域管见时亦建议，审定姓氏、画一仪制。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南书房翰林郑沅奏化除满汉畛域时又称：满人名不系姓，拟请用旧姓译音合成一字冠于名上，以昭满汉画一。
到清末民初，满蒙各族的姓氏统一的趋势更为明显。
据日本人调查，喀喇沁右旗的边家店，拥有一顷以上土地的蒙汉户共有45户。
其中蒙古人分别有：福峰堂、郎富山、章赛佛、吴荫轩、永安堂、郎坤、李其昌等户。
若不标识蒙户，单从其姓名，已经无法辨认其族别。
（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方面的融合随着以蒙汉、满汉为代表的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强，也随着内地百姓向边疆地区商贸、屯垦和定居的增多，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也日渐发生融合的趋势。
这一融合自清代中期后就逐渐体现出来。
其中内蒙古地区体现得比较明显，即蒙古人崇奉汉人的寺庙和神灵，汉人也崇奉蒙古人的信仰。
如归绥县哈拉不达乡，本是一个纯蒙古族农业乡，该乡就有“佛殿龙王庙各一，每年于龙王庙领牲三次”。
清水河县的三十一号汉人村庄内有一座脑包（敖包），历年依赖这一脑包的庇护去保障河水冲刷，村子里的汉人于月之朔望必焚香拜祭，而附近的“蒙古于每年六月六日宰牺牲、具香猪，相率前来献赛，名曰祭脑包”。
郡王旗每年于十月初八日，在与东胜县交界处的桃黎庙举行庙祭，“汉人演剧、喇嘛跳神”。
而在热河地区，“汉人也有到喇嘛庙烧香磕头的”。
此等蒙汉之间宗教信仰的交融亦为晚清中外时人所注意。
如19世纪90年代来中国内外蒙古地区游历的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热河前往多伦诺尔时，在热河城外的不远处的一座小喇嘛庙里就发现了“把宗客巴佛像和古老的红教佛像古怪地混合在一起”的现象。
但这座喇嘛庙主要奉祀的却是刘备。
蒙汉两族的宗教交流还深入到僧侣队伍层面。
郭家屯附近的二道营子村，村里有一座财神庙，可是该庙住持却是一位察哈尔喇嘛，即“黄教的信徒”。
同样，归化城等处也体现出类似倾向。
有些村子甚至有多神一处供奉的现象，如在“察汗板升村，这里的汉人和土默特人已经混居到如此地步，连他们的庙殿也都在同一个院子里”。
马王庙村中的马王庙“有独立的殿宇：一座在正中，是关帝庙；一座在左边，是龙王庙；一座在右边，是马王庙”。
另如丰镇县城内关帝城庙左侧有圣母庙。
清代内蒙古地区祭祀文化中也融入了民族融合的特色，如致祭孔子、关圣帝君时祭品中就包括了哈达、牛乳、砖茶等民族特色用品。
清后期，随着藏传佛教信仰渐遭时人抵制，在近边内蒙古地区的宗教信仰融合方面，更多地体现为蒙古人日渐接受汉人的信仰。
如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呼和浩特无量寺游历时就发现：“近年来，这座召可以说是日趋破落。
召里的喇嘛说，这是由于当地的土默特人受汉人的影响，完全忘记了圣庙，对宗教越来越不虔诚了。
”“大约在十五年前，他们曾把伊克召的外墙装饰了一下，画上佛陀生活中的一些生动的画面。
这些画都取材于汉文的佛陀传记，因此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些图画的说明用的也是汉文，作画的也是汉人画匠。
”而延寿寺等寺院也均为汉藏式建筑风格，彩绘内容“多以汉族的寺庙所用云、水、凤、花卉，再加上藏族寺庙的特有装饰法轮、独角兽、祥鹿、梵文美术字为主”。
蒙汉之间宗教信仰的融合，还体现为在原本属于蒙古游牧地区内汉族寺庙的增多。
如内蒙古绥远地区的土默特蒙古至清代中期后其宗教信仰逐渐多样化，先后出现了致祭先农坛、关帝、孔子、文昌、观音的各类庙观。
据称，该处先农坛于“雍正五年（1727年）经归化城都统丹津具奏奉旨于城东三里许建修”，于每年春季吉亥日由土默特派员伙同归绥道、归化厅及各乡耆共祭。
文庙则早在雍正朝就已建立，致祭文庙时，土默特文庙（蒙）、八旗文庙（满）、归化城文庙（汉），分别由各级官员率众致祭。
尤其是城隍关帝信仰更受边疆地区各族民众的欢迎。
正如民初时人所称：“五日，清明，年例是日城隍神出巡，演剧。
晨十钟见蒙古男妇奔走入庙焚香者，以数百计。
俄人尝自夸云：蒙古宗教，与其西比利亚属民布利亚种族之宗教相同。
此门面之语也。
其实蒙人沾濡汉习已久，所谓宗教者，道释并尊，非如欧人之奉此教，必排彼教，不能相容也。
库伦之关帝、观音、吕祖、城隍各庙，岁时伏腊，蒙古僧俗，无不随汉人之后，奉祀惟谨。
”“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皆有关帝庙之建。
”如清代的归化城就建有众多的关帝庙，据称归化城太平街、南茶坊、西茶坊、东茶坊、翁衰坝及绥远城、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固阳等地共计15座关帝庙，其中东茶坊的关帝庙就是由西把栅、大台什、讨号板、小厂圐圙四村蒙古人于嘉庆年间修建的。
清末，在邻近东省的沿边蒙古人家中均供有关帝画像。
而西藏藏边的盐井县北也有关帝庙，系由新军“建垒二年”而成。
在内地商民的影响下，就连外蒙古地区的其他民族中的不少人也将关帝信仰逐渐融入他们旧有信仰之内。
或者说，即使表面不信奉，但内心却对之心存敬仰。
首先如蒙古人，无疑他们开始将关帝庙纳入其信仰体系，在内外蒙古地方，蒙古人均称关帝为格萨尔神，关帝庙为格萨尔庙。
再加之，关帝本乃忠义之神的象征，蒙古人对忠义精神的信奉，也会使他们天然地对关帝心怀好感，将关帝纳入其信仰体系之内。
晚清以来，蒙古人信奉关帝，还体现在他们所施功德活动方面。
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科布多关帝庙重修时，当地的王公扎萨克（台吉）中有不少人参与捐款。
其后该关庙再度破落时，又于1881年间由该处的蒙古昂邦、三音诺颜部的达赖王葛木毗勒多尔济等倡议再修。
除了关帝信仰，道教信仰也传到蒙藏地区，出现蒙藏人信奉道教的现象。
如绥远地区，清初以前，似无“道教之沿革”。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据钱良择所见，“归化城南有缪婴庙，有老僧闭关诵金刚经”，“湖广武昌人”，“十二岁时，蒙古兵随大兵下湖南，被掠至此，已四十年矣”。
据此推算，最晚至清顺治五年（1648年），道教已传入土默特。
雍正末年，又有梁姓道士游方到此，于归化城西南建五道观；乾隆八年（1743年）时，赛因乌力吉佐领下小毕克齐村蒙古毛乌肯、云木触目、道尔计色楞已成为专职道士。
而归化城垣外西南隅玉皇阁的主持为孙姓，为蒙古人；归化城北门外的城隍庙住持也为孙姓，亦为蒙古人，他与玉皇阁的主持属同一支蒙古。
乾隆年间归绥土默特蒙古人祭龙王庙、十王庙、财神庙等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不祭祀者则属极少数，将遭到当地村社社会的斥责。
生活饮食习俗方面，各族之间的融合亦在加强。
自嘉庆后满族女性就开始仿效汉人女性开始裹脚。
为此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嘉庆皇帝降旨批称：“镶黄旗查出该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俱经缠足。
”“我朝服饰本有定制，必当永远遵守，今该旗汉军秀女竟有缠足者，甚属错谬。
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
”耕种方面，土默川平原、河套地区及东部喀喇沁等地区的绝大部分蒙古牧民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几乎与内地相同。
至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已达100万人，后套一带原是达拉特旗和杭锦旗的牧地，但自放垦后沃野千里却较少见到蒙古人。
“蒙古同胞业农的也大有人在。
准噶尔旗、达拉特旗已有不少的牧人变为农人，在过着农业生活了。
”另如卓索图盟各旗的大部分，哲里木盟的一部分已经完全汉化的蒙古农民“与内地汉人为伍……其风俗、习惯亦与内地人民无异”。
不只是牧业向农业转换，蒙古人同内地汉人的融合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
如生活饮居方面。
早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就谕令称：“近年蒙古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
”尤其是近内地一带，生活起居方面“颇沾染汉人习气，极力摹仿”者更多，他们开始走向定居，出现了土木结构的蒙古包和汉式房屋。
他们的生活饮食也逐渐由以“肉乳猎物为食”，向以粮食和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过渡。
从而出现西蒙古地区“终日饮茶、食米”，“与汉民同”。
蒙古人原本逐水草而居，多汲用天然泉水，“近年因接近汉人，亦知掘井而饮”。
出行方面亦体现出一定的汉化，察哈尔、归化城的蒙古人出行时，“东南开拓之地，则渐次柔弱，妇人殆无乘马者”。
就连生老病死习俗方面，绥远、归化城等西部蒙古地区亦与汉民不断融合。
如土默特蒙古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丧葬习俗，雍正年间该地还有“凡产育婴儿殇者”，“弃置野外”的习惯，但到乾隆年间，“气绝时亦备衣食棺椁之类”。
不仅西部蒙古，东部的热河、多伦诺尔、科尔沁等蒙古地区风俗习惯也与内地日渐趋同，即“其风俗性情、习惯，固已大变，而生活状态，亦与游牧地方显有不同”。
甚至外蒙古地区也受到此等影响，即到了晚清，汉人的生活习惯也开始被不少蒙旗接受，定居、耕种等生活方式也不再是汉人的特色了。
如据19世纪90年代俄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旅行日记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寺院中的喇嘛们在最近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耕种土地”，并因此开始排挤汉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把“方木加工成木行所需要的形状和尺寸”，砍伐木材，卖给库伦当地的汉人木行。
新疆地区也一样，自乾隆后随着整个新疆地区的统一，其风俗习惯也渐渐与内地趋同。
如其年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逐渐发展到与内地相似。
为此《哈密志·风俗》就称：“元旦佳节，男女登堂拜贺新年，富者盛设筵宴款待，彼此治酒，互相请答，人情颇为醇厚。
”而纪昀在其《乌鲁木齐杂诗》中亦称：“元宵灯谜，亦同内地之风，而其怪俚荒唐，百不解一”；“元夕各屯十岁内外小童，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亦颇可观”。
（三）婚姻家庭方面的融合清代对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前后政策曾有变化。
清初，为扩大统治，朝廷并不严格禁止满汉、蒙汉之间的通婚，只是到了康雍乾时期，禁止满汉、蒙汉之间通婚的禁令才多起来。
但现实生活中，满汉、蒙汉通婚却又习以为常。
如在东北地区民间，特别是满汉杂居地区，很多旗人就娶汉族女子为妻，采用“顶名婚”，或“私相聘娶”等办法，达到通婚目的。
从而出现“红、黄带子娶民人女子为嫡妻仍用顶名办法”。
不仅是婚姻方面，继承及家庭关系方面满汉之间也在发生融合。
至嘉庆后，八旗等抱养民人之子的现象也很常见。
如道光元年（1821年）十一月，镶黄旗满洲都统英和等奏会议清查八旗抱养民人为子一案，镶红旗查出无本家姓氏者四十名，抱养属实；正黄旗护军保亮、马甲花良阿二名均系民人之子。
蒙汉之间婚姻方面的融合自清代中期以后得到充分体现。
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鄂尔多斯地方的贫乏蒙古人，不得不到口内就食，并有典卖妻子人口者。
后查实仅雍正十二三年，边民并延绥镇及各将弁等共买蒙古子女二千四百余口。
而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前，尚有边民娶买乞养者。
即此可见近边的普通蒙古部众与内地民人在婚姻方面的融合情况。
此等情况当然不仅限于普通的蒙古部众，对于蒙古王公台吉而言，他们与汉人之间也存在婚媾行为。
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就发生了“骁骑校丹木巴属下家妇女博里将自己的女儿”，“私自嫁给内地人王大建”的事情。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间，又发生蒙古台吉济木巴状告内地商民梁依栋聘娶台吉海青之女的事情。
理藩院在议复后案时按照向例，令其离异。
但乾隆皇帝却做出了相反的指示。
他称：“梁依栋不知民人不准与蒙古结姻之例，礼聘海青之女为妻，系台吉达玛琳为媒，两家情愿。
”“蒙古、民人均系朕之臣仆，今梁依栋既以礼聘，并非强娶，著不必令其离异。
”普通蒙汉之间的通婚在清代中前期的绥远、热河等处更为多见。
即内地汉人“渐次而来关外，至则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齐。
否则，不容其自撑门户”。
那些“初来之孤苦汉人，或以娶得蒙女，或以贪垦蒙人之荒，相因而入蒙籍者又若干家。
是二者，谓之为‘随蒙古’”。
东蒙三座塔地区的所谓八大匠者，“由内地随媵而来，娶蒙妇入蒙籍者，又若干家。
若王姓、李姓、周姓、张姓、白姓、朱姓之蒙古，问其先，多山东人也”。
东蒙古东南部“满汉民移住之地方，则与蒙古人混设村落，从事农作颇盛，此等满汉民，其移住之初，多为独身”，后娶蒙古妇人而生子女。
对此，清人曾描述说：“蒙汉杂处，观感日深，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
”到了道光年间朝廷亦变更了旗人之女与民人结婚的向例。
即朝廷在审理陈陈氏次女嫁给民人时做出如下判决：户部则例载有民人之女准与旗人联姻，一体给与恩赏银两，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
此案陈陈氏将次女许给高纬保为妻，业经聘定，著准其完配。
到了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为保护边陲，朝廷决定变更旧制并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而推行新政最重要的是满汉、蒙汉之间的充分融合与对国家的认同，为此朝廷决定从废弛不同民族之间禁止通婚的旧例出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清朝谕内阁就称：旧例不同民族不通婚，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
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
所有满汉官兵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
在政府的主动变更下，时人也纷纷献策。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两江总督端方就代奏了安徽廪贡生李鸿才浑融满汉畛域条陈，其中就有“满汉通婚宜切实推行”。
同年同月，南书房翰林郑沅又奏化除满汉畛域，宜变通驻防旧制、满汉通婚。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理藩部在奏藩部豫备宪政时，在启牖蒙智、化除畛域大端中，将变通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之条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并拟由各边将军都统大臣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凡蒙汉通婚者，均由该管官酌给花红，以示旌奖。
藏汉之间也一样，相互间的婚媾现象也不少。
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二月，朝廷派往西藏平定动乱的大臣巴忠在上奏朝廷奏折中就提出“将该兵丁等使用番妇之风严行禁止”的建议，可见汉藏之间存在婚媾现象。
同年十二月，又发生巴忠参奏另一大臣庆麟的事件，称其奸宿番女。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军机大臣等在议复四川成都将军鄂辉等奏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善后事宜时，再次强调今后应“饬禁兵丁雇役番妇”条。
以上使用“番妇”“奸宿番妇”均与汉藏婚媾有很大关联，这可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间琦善上奏朝廷奏折中看出。
他称：“西藏驻防弁兵原系三年一换，例准雇役番妇，代司缝纫樵汲。
迨后留防过多，更换日少，该弁兵奸生之子在营食粮者现已十居二三。
”为此在乾隆末年，由川藏入藏的周霭联也发现“自出打箭炉口，凡塘兵必坐蛮丫头”，“凡华人狎番女者，谓之坐丫头，其女为之炊、汲、缝纫，操作甚勤”。
而发表于1936年的《西康之种族》一文则称：因“山险路遥，行商不易搬移家室，在官者例不携眷偕往，于是婚姻漫无毕限，不分种族，任意配合。
益以官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
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歧种人，即蛮娘汉父之称谓），已遍布城市村镇各地。
真正夷族，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
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
这种现象导致民国时期以西康为代表的川藏沿边藏汉族结婚后大量混血儿的出现。
据1938年粗略调查显示，康定“除少数来自内地者，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
而据深入道孚县扎巴境内调查的赵留芳称，1938年前后的道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三分之二。
再据任乃强在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整个康区居民，“什八九为番，什一为汉人，百分之五六为其他民族。
汉人之中，什九为扯格娃，什一为纯粹汉人而已”。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族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也很频繁。
如昭通府，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已有汉族迁入，但因人数少，进入之后，“土司留配夷女，或因掳掠而至，积久与夷女结合”。
嘉庆初年，临安知府江濬源在《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议》中亦称：“客民经商投向夷地，挈家而往者渐次已繁，更有本属单孑之身挟资迁入，至于联为婚姻，因凭借彝妇往来村寨。
”民国《马关县志》亦载：“汉少夷多，风俗互化，用夏变蛮夷者固多，而变于夷者亦不免。
”四　电讯道路交通等的发展光宣之际，为解决严峻的边疆危机，亦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并缔结近代统一的多民族主权国家，时人将发展边疆地区的邮电通讯、道路交通等作为其中的重要方略，并进行了多方面努力，从而在旧有的驿道台站体系基础上发展出近代的电报邮政、铁路公路等交通体系。
它们不仅改进了边疆地区的交通速度，而且也逐渐转变了边疆地区的传统交通方式，对近代以后的边疆开发产生着非同一般的积极作用。
（一）电报邮政邮电是清末改善边疆地区交通、加快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成为时人议及的重要对象。
晚清边疆地区的邮政电报等设立情况与设立铁路、公路相比，总体上完成得较好，即绝大部分的提议最终都得到了实现。
如新疆地区设置电报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当时甘肃架设电线业已竣工，而新疆如遇有紧要文报，由省城迪化递至肃州转电，动辄十数日之久，联络不便。
另外，此时朝廷正在处理帕米尔勘界事宜，“英俄交讧”，文电纷驰，但消息阻滞，艰于应对，必须尽快改善电讯邮传设施。
为此光绪十八年（1892年），陕甘总督杨昌浚、新疆巡抚陶模反复电商并奏请朝廷准设关外电报，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户部筹款10万两开办，并责成电报总局通过上海进口机械，于次年兴工。
先设嘉峪关至迪化段电线，全长“三千余里，自春徂冬，历三百余日，始克竣事，立总局于省垣”。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天山南北两路展线工程同时开办，北线由乌鲁木齐向西北经库尔喀喇乌苏分达伊犁、塔城；南线由吐鲁番向西南经库车、阿克苏以达喀什噶尔。
伊塔电局与俄国恰克图的巴克图电局互相通联，伊喀边界亦与俄线衔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再设古城电局以达奇台。
全疆电线共长1万余里，东线从乌鲁木齐入关，西北接俄线绕恰克图通库伦以达北京。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疆共有1个电报总局，16个分局。
不但省内脉络贯通，还达到了“环球消息，弥若庭户”的目的。
除新疆外，晚清尤其是清末，内外蒙古的电报邮政也得到发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多伦诺尔已设立民办“民信局”“书信馆”，开办函件业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化至多伦诺尔开辟昼夜兼程步差邮路。
宣统三年（1911年），多伦诺尔邮寄代办所改称邮局，办理平常和挂号函件，增办快递信函，称“加紧信件”。
张家口地区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已建成电报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建立邮政局。
但对于广袤的西北蒙藏边陲，此类通信机构仍不全。
为此，光绪三十三年岑春煊又向朝廷建议让邮传部详细策划西北各边路电，以重交通。
与之对应，光绪三十三年科布多参赞大臣锡恒在奏呈阿尔泰地方筹办情形办法折中也做出了呼应，即“该督所请由邮传部筹办路电，实为要务，奴才窃以为阿山防务，关系甚重，不但须与新疆各城联络一气，即与神京邻省亦当声息常通。
铁路虽不易兴修，电线则不容或缓。
应自新疆绥来县接设至阿，较为直捷，计相距仅十六站。
目前驿路已通，用款自当较省”。
直到宣统元年，蒙古邮政亦由前设之张家口起，经库伦至恰克图，又于库伦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每埠设置分局。
为此，宣统元年外蒙古库伦地方也开始设有邮政服务机构，每星期分为四班，大部分公文信件得依赖俄方邮局，从西伯利亚铁路转寄。
西藏地区的电报邮政业得以建立也是清末的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间，外务部、邮传部为速筹藏境电线、邮政进行协商，欲收回利权。
因为中英条约中英方曾承诺：西藏所有邮政俟中国自设后，英局将撤离；英人所设印度边界至江孜电线，也等中国电线接修至江孜后酌量移售，交中方经营管理。
为此外务部专门致电西藏海关税务司，督其筹办。
邮政局亦咨呈外务部，专意加速架设四川至拉萨、拉萨至江孜电线，“以固主权”。
新任章京张荫棠也呼吁朝廷速筹西藏邮电事业，他建议：“慎选熟悉邮电之员先往西藏，与驻藏大臣妥筹，先设总局于拉萨，次设分局于江孜，亚东及后藏十卡子、噶大克、湿基等处，分两路以达印边，俟布置既定，然后添设分局于拉里、察木多、江卡等处，以达四川。
”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电线，现仅修至巴塘”，为此他建议：“由巴塘至拉萨以达江孜，亚东及后藏十卡子展至噶大克、湿基，亟宜勘明接修电线与邮政相辅而成。
”宣统元年（1909年）据报界消息，京师邮政总局又拟在西藏、蒙古等处逐次创设局所，递送信函，发展边疆邮政。
实际上西藏地方兴修电报并不理想，如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外交部咨询邮传部称，刻值藏中多事，电报络绎，均关紧要，自宜从速修至拉萨，方足以便交通。
由川入藏电线业已兴修，不知修至何处？邮传部答复称：该电线已于光绪三十四年由川督派员前往勘估，该年七月经外务部、邮传部会奏议复声明，川藏线路所需经费由开办经费统筹。
川督称已于宣统元年派领班吴传绪往勘，至于现在修至何处，该部也不清楚，只能咨询川督后再做答复。
总之，此际西藏铺设电报的情况比较糟糕，虽然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1907—1908年）朝廷已经议准西藏建设电线经费由边务大臣统筹开办经费拨给，朝廷也先后拨给该大臣各项开办经费约二百万两，但至宣统三年（1911年），西藏电线仍未成功铺设。
为此驻藏大臣联豫特催促朝廷赶紧办理，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边疆危机。
但当朝廷为此催促具体负责此项经费的边务大臣时，代理大臣傅嵩秌却称边务经费支绌，无款可拨，拒绝履行前议，并要求驻藏大臣用朝廷拨给西藏的地方经费铺设该电线。
朝廷虽驳斥了该大臣意见，要求仍拨给十万两，终未兑现。
此导致藏内电线在清政权彻底崩溃之前仍未全面铺设。
宣统二年西藏虽已在亚东、拉萨二埠设邮政二分局，但所有二分局办理的国内外来往信件均需委托印度邮政局递送。
光绪八年（1882年），苏浙闽粤线即上海至广州的电线接通。
因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为适应西南边疆的军事需要，清廷决定把广州线路接至广西的中越边境。
光绪九年（1883年），在张树声、盛宣怀主持下，完成了广州—梧州—南宁—龙州电报线路的铺设，全长2000余里。
除这一线路外，晚清时期广西地区于中法战争后还架设了梧州—桂林线和南宁—剥隘线等线路。
晚清云南电线初拟由广西南宁接线至蒙自，后改由湖北汉口经四川泸州接入滇东北。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工，光绪十三年（1887年）竣工。
后又陆续架设了各支线，至宣统末年云南全省已建立电报分局30余处，基本实现了电报通信的推广和普及。
（二）道路交通1.筹修新疆、蒙古等处铁路新疆地区修筑铁路的动议发端于光绪六年（1880年），当时清朝与沙俄正就《伊犁条约》进行交涉。
刘铭传上疏请改变新疆无一寸铁路可使西北“筋络运输”的局面。
其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间内阁中书钟镛条陈蒙古事宜十四条中又包括蒙古地方借款筑路项。
同年政务处会议库伦等处重大事宜时，也将铁路包括其内。
而该年九月调查完蒙古事宜的肃亲王善耆亦向朝廷提出经营蒙古八策，铁路列为第五项内容。
稍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界又报道肃亲王更为具体的筹划蒙古铁路办法。
该年九月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在议复岑春煊统筹西北各折中更特别强调了铁路交通对清朝巩固西北边陲的重要性：“窃谓规划近边，固宜藉行省为交通之计，经营远塞，尤当主交通为根本之图，宜先筹巨款，以定方针，尤宜先储边才，以图宏□。
”“伏查西北各蒙，除热河、绥远、察哈尔三处，环供神京，往来皆极便捷外，至□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山、西宁、西藏等处，□□穷沙绝域，路远天寒”，“应先利交通，以舒血脉，则一切兴革，皆有下手之方，拟请就京张铁路自张家口修一干路越西二盟直连库伦，再由库伦筑至乌科两城，□脉络连贯，风息灵捷；新疆地接诸蒙，亦应注意经营，拟由嘉峪关修□以连吐鲁番，由吐鲁番再分两枝，一由天山西连伊犁，一由天山南路而连喀什噶尔□□，则内外蒙古皆□铁路，可资转输，设官□机务灵通，垦荒□人民辐辏，兴学练兵则教员将弁具可联翩而至”。
与之对应，清朝官方也开始寻求应对方略。
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邮传部规划过由内地通往西北的两条铁路干线：一条由洛入潼至西安，走固原抵兰州，西经甘凉出嘉峪关而达新疆；一条由张家口西趋归化至外蒙古科布多以达新疆。
在新疆境内则拟建喀吐线（自喀什噶尔经巴楚、阿克苏、库车、焉耆至吐鲁番）和伊迪线（自伊犁经晶河、乌苏、绥来、昌吉至迪化）。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朝派道员黄中慧协同伊犁将军及新疆巡抚向上海英商宝林公司借款，用以修筑伊犁至兰州的伊兰铁路。
可惜由于清季动荡的政局和国力的空虚，这些良好的设想几经尝试，却最终未能付诸实现。
另外，光绪三十二年秋，清朝又派邮传部调查库恰路线情形，决定自行修筑，以杜俄方觊觎，并勘得修筑路线，即以外蒙古土谢图汗部之库伦为起点，北行经右翼右末旗、右翼左末旗、买卖城等处而达恰克图，全长约六百里，修筑经费约六百万元，拟由库伦、恰克图两处茶税充办。
不敷之处，由度支部拨给。
其路权归官，不准商办。
但清朝真正筹拟修筑蒙古铁路一事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有所进行，即随着蒙古各部边疆危机的增强，清朝力图通过修筑西北边陲各铁路巩固边疆安全。
尤其是俄方对中国蒙古地区铁路的垂涎更使朝廷及时人做出反应，去应对俄驻库伦领事提出的“张库恰铁路应早修筑，如中方无钱，俄方愿意出资以利商运”的要求。
为此，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陕甘总督升允代奏了宁夏府知府赵惟熙关于修筑西北铁路的建议，计划分筑两条干路，一条由张家口至库伦，为东干；一条由张家口至绥远城逾蒙古过凉州出关至伊犁，为西干。
宣统元年邮传部会奏此事，承认张库一线的重要性，并称已奏准俟京张铁路筑成后，再展达库伦、恰克图。
同年闰二月邮传部又在上奏朝廷的“按年筹备要政分册”中对西北铁路进行规划，即第二年勘测张绥、张库路线，第三年勘测库伦至恰克图北干线。
至宣统二年（1910年）报界又报道了清朝议修蒙古哈密至西藏运煤铁路计划。
同年十一月，陕甘总督长庚又向朝廷奏请修筑归化城至新疆铁路即“归新铁路”，北通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西北经布伦托海可达阿勒台山，总计全长六千一百七十里，经喀尔喀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三部南境和天山北路。
邮传部会奏时认为，修筑以上铁路，必须借款，而将来如何筹还本利，应俟筹有办法后再施行。
稍后十二月，资政院又上奏议决修筑蒙古铁路事，计划修筑三条，一曰张恰铁路，贯通内外蒙古，为由南至北第一要道；一曰张锦铁路，即由张家口经多伦厅，赤峰州，朝阳府至锦州；一曰库伊铁路，自东至西，贯通外蒙古，由库伦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塔尔巴哈台、伊犁，为外蒙通新疆要道。
以上各铁路为国防计，不可少，但经费难酬，修筑不易。
时人认为张恰、张锦二路，应从速筹办。
此等议案出台后，立即引起报界热议。
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库伦办事大臣仍电请朝廷，速修张库铁路。
朝廷让军咨处会议政务处将其归入荫昌等前奏，分别酌核妥议具奏。
与之对应，陆军部也拟修筑张库铁路，计划三年成功，但报界对此亦深表怀疑。
2.筹建蒙古汽车公司除筹建铁路外，此间影响最大的是试办蒙古汽车公司。
晚清，随着外蒙局势巨变，库伦等处对中国边疆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中东铁路的通车，为俄方侵入中国三北边陲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交通途径。
但中方边疆形势却相形见绌，口外至库伦交通不便，运费昂贵，极不利于巩固边圉。
此点《库伦日记》作者于宣统元年（1909年）间游历库伦后曾有过披露：即张家口至库伦“迩来坐驼一只”“脚价七十余金，货驼四五十金，车一辆”“脚价三十余金”，均“约两月余方克库”，故百货腾贵，较前动加一倍。
光绪三十三年夏，法人又在外蒙地方搞赛车会，自张家口至库伦三千路程，仅用四日行程，这更深深刺激了中国官商各界。
同期，朝廷又多次发布上谕，要求管理蒙古各地将军大臣都统等劝办实业，实心提倡，以开风气而挽利源。
在此等背景下，察哈尔商务总局保升直隶州知州赵宗诒遂会同张家口商会总理区茂洪等，联名向察哈尔都统上呈试办蒙古汽车公司事，上呈了《创办蒙古汽车公司章程》，拟定名为中国蒙古汽车公司，由创办人、口外电局人员及张库体面巨商集股十万两组成股本，主要运送行人信件与货物。
他们拟先购车两部，试行张库之间，每人初收车费三十两，一个月后减为二十两。
发起人要求给予专利年限，十五年内不准他商介入。
该都统为此上奏朝廷，请求允许，并称设立此公司乃“取他人已行之陈法，保中土自有之主权”；车行地段，遵循电报线路，“非孔道”“无窒碍”。
朝廷对此非常重视，让邮传部、理藩部妥议。
理藩部为此咨询库伦办事大臣，令其切实倡导，并劝导蒙古王公出资入股。
当他们将章程咨送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后，延祉让外蒙古车图及库伦商上三处核议，三处均表反对。
尽管反对，但邮传部和察哈尔都统仍不放弃，多次致函延祉，让开导各蒙古。
为此该大臣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各盟汇聚库伦时，再为开导。
但不久后察哈尔都统等所拟办法却激怒了延祉，即发起方不仅拟开张家口至库伦汽车路段，亦建议朝廷让库伦地方承办库伦至恰克图恰段。
发起方本想用此等“让利”方式劝服外蒙古，但此际外蒙各部乃致库伦办事大臣等均无此雄心，更未筹及此等利源，且对对方得陇望蜀做法极为不满。
外务部接库伦办事大臣电函后，于同月二十日回电称，所谓本案牵及库恰事，外务部不知，应由邮传部查复。
同月二十五日外务部又致函邮传部，告知此事，让对方查复库恰汽车事，并回复延祉。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邮传部告之外务部密查结果，即“现据查复禀称，张库行驶汽车，群知获利，集议之初，本埠争认附股，当时已有溢额折收之憾”；“查此事为张库铁路先遵导，既经查明，确系华人股本”，“自宜从速开办，以利交通”。
即此次查明结果除强调股本系华股、外人不干预外，对外蒙古各部反对各事并无回应，却仍强调了要开此项汽车线路。
如此做法进一步激起各蒙旗抵制，其后车盟图盟各王公扎萨克及沙毕衙门再次联合上呈朝廷，称“蒙人以牧放牲畜度日，汽车行走如飞，恐与人畜有碍”。
因外蒙各部极力反对，至宣统元年八月间邮传部也不得不公开表态，决定放弃此事。
其向朝廷奏复此事时就称：“汽车果便交通，蒙民虽愚或不至终于固执。
惟查此项无轨汽车，便于短路，是非有利长途。
偶然比赛，自与营业不同，不计盈亏。
”“察哈尔至库伦计程约三千里，间经戈壁，若节节设立行店，以备随时住客修车，则经费既巨，贸易无多，支持恐非易易。
”赵宗诒所请“各节，殆未深考，自应暂无庸议”。
至此由内地商人集股筹设蒙古汽车公司一事终以失败告终，朝廷和邮传部虽以此项实业之实施条件不够作为解释终止此项计划的理由，而实际上仍归因于外蒙各部的反对以及朝廷无力解决这一问题。
察哈尔商界拟办张库汽车公司计划虽因蒙部反对无果而终，但忧国忧时者鉴于蒙古“民智闭塞，实业不振，而路矿等项又恒为他人所占”的巨大憾事，终不愿放弃。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理藩部又向朝廷上奏蒙古王公等拟办蒙古实业公司事，即据科尔沁扎萨克和硕博多勒噶台亲王阿穆尔灵圭呈报称，欲以本地绅耆因势利导开内外蒙古利源，拟召集股本，创办蒙古实业公司，振兴蒙古实业，以期通化榛（木秦）荒。
公司主要业务仍想发展交通。
如宣统二年六月初五日《申报》就报道了蒙古实业有限公司更新进展，颁布了简章，但首要业务仍在于发展交通，即“开办之初必先求利便交通，然后可以着手营业，故本公司第一节营业即为兴办张恰无轨汽车”，为此公司拟招股库平银一百万两。
该无轨汽车经张家口、坝上、湾江、乌德、图林、库伦、恰克图，计约五日路程。
一百万两分为一万股，每股一百两为一正股，十两为一零股，创办人认领一千股，其余九千股均属招股，只允中国人认领，不允洋人参与。
宣统二年九月阿穆尔灵圭等向朝廷呈报公司成立事项，发起人有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塔旺布里甲拉、苏珠克图巴图尔、帕勒塔、博迪苏，定于九月初十日正式开办和收股。
九月初十日下午，该公司在灯市口德昌饭店举行开幕式，凡驻京蒙古王公均莅临，朝廷亲贵亦有十余人到会。
先由科尔沁亲王发表演说，其后赞助人涛贝勒、喀喇沁亲王、盛宣怀等亦发表演说，强调振兴蒙古实业重要性。
稍后该公司又上呈邮传部，要求协助提倡。
此次各蒙古王公兴办蒙古汽车公司似较前次动作大，阿穆尔灵圭不仅游说朝廷，而且要求京外各衙门遇事维持，减少阻力。
尽管如此，但报界仍有担忧。
此等顾虑不无道理，至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有报道称张库电车暂行作罢，即“张库电车，久已筹有端倪，日前库伦办事大臣三都护即拟实行，先购自动电车两乘，通行于库伦张家口之间，庶几平时便于交通，战时可资输送。
乃于日前派库伦兵备处科长科员各一人，实地视察该路情形，闻该路崎岖宽窄不等，非大加修筑，不能通行，而全路线又过长，因之需费甚巨，不得已暂作罢论矣”。
也正如此，原蒙古实业有限公司于宣统三年闰六月间第一次募股时，并未能按原计划开通张恰汽车，而是扩充分公司，并将公司发展计划改为在乌里雅苏台及库伦两处讲求制革事宜。
尽管由公司承办无轨电车事未能如愿，但宣统三年后朝廷和库伦大臣并未完全停止此等筹划，报界曾对此有所报道：“去岁库伦兵备处总办唐君携眷赴差时，同行二十余人，费川资六千余金，每人达三百金之多，可谓奢矣。
陆部有鉴于此，特电张君一爵在德国定购汽车两架，以图便利交通，闻张君得电后业已购定价一千四百两每架，可乘二十三人，每小时能行三十里，每百里需煤油精十六斤，每斤需银一钱，此车五月始可抵境，又闻张家口至库伦道路只有山路六十里，稍为崎岖，余皆平坦，易于修葺，略加铺平，即可行车，修路工程费用，约计万金，张君已与蒙古实业公司筹商一切，以便通力合作，早达目的。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三多又奏请朝廷，请将已革商卓特巴报效银二万两作为修路急需，请求朝廷允许。
但很快库伦局势发生巨变，一切新政被停，举办张库汽车事无果而终。
3.西南铁路的筹建中法战争后，清廷开放龙州、蒙自为通商口岸，法国要求修建铁路通我国广西、云南腹地，遭到清廷拒绝。
中日甲午战后，法方又开始实施修筑铁路计划。
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五年间（1897—1899年），法国开始修筑自河口至昆明的铁路，全长1200余里，于宣统二年（1910年）通车。
与此同时，英方长期以来也想修筑自缅甸经我国大理、昆明至四川的铁路，遭到云南各界的反对，英方图谋终未得逞，中方自修该路的计划在晚清时段内也未实现。
五　晚清后边疆地区的移民晚清后，随着边疆危机的增强，移民实边成了拯救边疆危机的一项主要对策，并被时人一再呼吁。
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称：中国东北、西北边疆地区地广人稀，“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则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方杂志》又发表了《论移民实边之不可缓》的文章。
在此等背景下，尤其是随着内地生存压力的增大，移往边疆地区的内地百姓更多。
（一）西北、东北边疆地区晚清后的新疆地区因受阿古柏等叛乱及沙俄侵略的影响，除巴里坤外，全疆失陷十四年。
兵荒马乱下，人亡地荒。
后经多方招徕，新疆人口才逐渐回升。
据光绪十三年（1887年）查报，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共有人口1238583人，其中有汉族66441人。
光宣之际，人口又有增长，约达200万人，创入清以来人口统计最高纪录。
晚清后，内外蒙古地区的移民也在增长，如内蒙古的口北三厅中的张家口厅、独石口、多伦诺尔，光绪九年的户数分别为2.4万户、0.56万户、0.9万户。
据称，至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约为215万人，其中汉族100万人。
又据1912年公布的宣统年间民政部调查数目，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7万人，汉族人口约为155万人。
100年间，汉族人口增加了55万人。
至19世纪60年代，据称活跃于整个外蒙古地区的内地商民大小商号约有500家，总人数达20余万人。
晚清后，东北地区移民也在增长，据户部清册，咸丰元年（1851年）辽宁人口为258.1万人，同治元年增至284万人，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增加到496万人。
而1908年猛增到1100万人，比两年前的户部清册多出了600万人，显然增加的主体为新移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吉林总人口为56.7万人，按照清代中国人口千分之十的年均正常增长率计算，至宣统三年（1911年）该省应该只有132万人，但实际上该年的吉林省人口已达553.8万人，其中多出的422万人，应为清代后期放垦后迁入的移民及后裔。
宣统三年黑龙江人口也达到322.1万人。
（二）西南边疆地区晚清后贵州地区移民仍在增多，如太平、庆远二府18世纪初仅各有人口2.24万人、3.6万人，但至19世纪上半叶分别达到了30.15万人、48.86万人。
据有学者称，桂西北地区的宜山、河池、思恩（今环江）、天河（今罗城）等县，从雍正初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人口分别增长了105倍、40倍、115倍，甚至高达350倍。
嘉庆、道光年间云南移民亦在增长，如昭通、东川、元江、镇沅、景东、普洱、临安、开化、广南，六府、州、厅合计总人口约为174.4万人，其中移民人口达83.9万人。
加上镇沅、昭通、东川等地的移民，移民人口达到100万人。
即约在嘉庆、道光之际，迁入云南山地的农业移民至少有130万人。
如再加上100万左右的矿山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达到230万人。
广西人口在道光末年时为830万人，至宣统二年约为850万人，没有太大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清代后期广西省内多天灾人祸等。
六　内外贸易的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增强20世纪初俄人克拉米息夫在总结清代内外蒙古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特点时曾称：“中国商人所有之店铺遍散于全蒙古各地”，“如网一般的常住店铺以及如网一般的流行小贩，故能使此等大商号稳执蒙古市场之牛耳。
”事实上晚清时段中国边疆地区内地商民的商贸网络确如一张大网，不仅紧密联系着中国内地的东西南北的“丝路”，而且也是亚欧国际贸易“陆上丝路”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与环节。
（一）边疆地区与内地间的交流清代以内外蒙古为代表的边疆地区中的不少城镇在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即以蒙古地区为例，其代表者如内蒙古“东口”的张家口、“西口”的归化城、东蒙古的多伦诺尔（简称庙）；外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
清代的张家口不仅是确保内地宣化、大同安全的“致命之咽喉”，更为库伦与内地商品往来的重要通道。
有清一代，张家口均“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它是紧密联系内地与库伦、恰克图等外蒙古地区的重要枢纽。
清代晋商正是以大同为中心，将张家口称为“东口”，“归化城”称为“西口”。
为此，旅库商民的总号多设在张家口。
张家口也就成为旅蒙商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这些商人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才前往库伦等处。
晚清时段内，每年经张家口运往外蒙等地的绸缎、茶叶、烟草、糖果等生活必需品，累积约银二千零八十三万两，由外蒙地区输入张家口的各种毛皮、牲畜、药材等产品，约合银一千七百六十七万两。
至清末，“张库通商日繁一日，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一万二千万两”。
从张家口出口到外蒙古的货物主要有“东生烟、砖茶、鞍韂、皮靴、河南绸、铜铁杂货之类”。
例如茶叶贸易，在整个蒙古北部销售茶叶的商民都将自己主要货栈集中设在张家口内的买卖城。
这些商行中最大的几家有祥发永、匡全泰、恒隆广、大盛裕、裕庆成、兴隆永、万庆泰、公和全等。
他们从张家口运往蒙古的茶叶数量非常大，运往恰克图的砖茶达三万箱，运往库伦和北蒙古其他地方的厚砖茶达一万五千箱。
成书于宣统元年左右的《游蒙日记》更详细地记载了张家口与内外蒙古乃至中外之间的商贸往来情况。
书称：“万全县城内就口上商会论之，俄设道胜银行，英德设皮毛行，共十七家，均华人充买办。
中国上下堡商一千零三十七家……出口货，烟、茶、油为大宗，酒、米、面、糖、枣、瓷器、铁器及杂货、绸缎、洋布等次之，运销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梁海等处。
而口外出产如驼马、牛羊及各色皮张、毛片、蘑菇并蓝白两旗之碱，乌珠穆沁之青盐，东西苏泥特之白盐，均为入口转售宣府十属三厅及京津、山西一带之货。
”“口上设细皮作坊……而鹿茸一项，口上设有专庄，广东、太谷帮收买金沙一项，口庄派夥赴蒙界及俄境购来，由口融成金条，销售京津一带。
”“西口”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在“长城之北，地当冲要之区，内外蒙古孔道之地。
贸易内外蒙古诸商业，亦以该城为最大。
每年交易金钱在一千余万，是诚为商务辐辏之要点”。
归化城的商业大多依赖外蒙古，“全借阴山以北之外蒙古出产，借资贸易，每年出入款项不下三千余万”。
至19世纪90年代，归化城的商业开始发生变化，主要从事蒙古草原上的批发贸易，归化城也变成了联系内地与口外的中转站。
对此，时人曾有如下评述：“归化城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来就并非由于本地的贸易，而是由于这个城市对中国与其塞外的各个领地进行贸易的所有商品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转运站和存放货物的地方。
”有清一代，归化城的旅蒙商民，主要分为两大类，“大外路”和“小外路”。
“大外路者”主要指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万利号等大的商铺，他们的主要去向是外蒙库伦、乌里雅苏台等方向。
如万利号，总号在天津，分号则在库伦、奇台、归化、宁夏、宣化、承德、锦州、张家口、包头镇、乌里雅苏台，分行则在北平、上海、恰克图及俄国之莫斯科、乌丁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处。
“小外路”主要指中小旅蒙商，他们主要前往内蒙古地区。
“大外路”的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同外蒙古库伦有着密切的商务联系。
如大盛魁，自雍正年间在归化城开业，“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宣告歇业，其间二百余年，大盛魁的掌柜们就是在这里坐镇指挥，把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归化城缴纳税款，领取票照，运往外蒙各地销售，再把外蒙贩运回来的牲畜和畜产品，经归化城转运内地营销”。
另据19世纪90年代俄人考察记载，每年归化城里的大盛魁同蒙古的贸易额不下九百万两或千万两白银，元盛德同各蒙古的贸易额也近八百万两，天义德近七百万两，义和敦近五六百万两。
以上商号均有自己专门驯养的驼队，从事内地与各蒙古之间的运输活动。
他们开在蒙古店铺里的货品繁多，远超归化城，可谓应有尽有。
“如茶叶、绸缎、布匹、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物。
”他们从库伦等蒙古换回的货物首先是“骆驼、马、牛和羊，这些牲畜都在呼和浩特卖出”。
除此之外，从北部蒙古运往归化城的还有木材，这些木材绝大多数都是由经营木材的商人采运的。
总之，即使至19世纪90年代，近代交通和城市发展已经开始影响到归化城，但这里仍然是联系库伦等外蒙古的重要枢纽，是各类商人来往于口外和内地的“西口”；同时这里也仍是“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作着百万巨额的生意，总共卖出十万多箱茶叶，将近一百万匹布及其他物品”。
东蒙古的多伦诺尔（也简称多伦或诺）“地处蒙古高原南端，居内外蒙古适中位置，西南到张家口、独石口；北连锡林郭勒草原、恰克图”，“距库伦”约七百公里。
康熙后，多伦诺尔和库伦的关系非常密切，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为征讨准噶尔、防止准噶尔部侵扰外喀尔喀，将库伦二世活佛哲布尊丹巴移驻多伦诺尔。
其后二世、三世活佛均经常来往于外喀尔喀草原和多伦诺尔之间，也正如此，进一步活跃了库伦与多伦诺尔之间的商业贸易与往来。
如乾隆六年（1741年），当哲布尊丹巴最终移回外喀尔喀时，为安顿从库伦前来并留居多伦诺尔的商民，地方当局就在“旧营东北建新盛营，建有柔远、宁人、阜财、裕本、通利5条街道”。
正是由于多伦诺尔是前往外喀尔喀尤其是库伦地方的重要商镇，朝廷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规定：凡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各部贸易，应由“多伦诺尔”等处同知验明人数，“给以印票，并将年貌、姓名、车数详载于册，以便回日核对”。
嘉庆、道光年间，多伦诺尔买卖城买卖最盛时，商号“约有三千家之多”。
道光至光绪年间（1821—1908年），该地有“商号4000家，殷实商号3000多家，每年牲畜交易额多达3000万两银”。
这里有着众多的“粮店、盐店、茶庄、口庄、关东庄”。
其中口庄就从很远的库伦、恰克图等处运来象皮、牛皮、回绒、哈罗等来此贩卖。
而位于兴隆街的茶叶、粮食（如面粉）、布匹和杂货的批发货栈，与库伦等北部蒙古地区密切相连，它们从张家口或内地把茶叶、面粉、布匹等运往库伦、恰克图。
这样的店铺最多时有四十家，都是自己“到中国内地去拉货的”。
其中仅茶栈，该处就有三家，“运进的茶叶中数量最多的是砖茶，达两万五千箱到三万箱之多”。
除此之外，多伦诺尔的小茶商主要也去库伦等外蒙古地方做零售生意，他们首先从多伦诺尔的大货栈中批发茶叶，再运销喀尔喀即库伦方向，特别是车臣汗部。
每年春夏之交，正是要大批量地向外蒙古库伦方向运送茶叶，多伦诺尔的“所有最强壮的公牛都要被赶到张家口去装茶叶运到库伦，再运到恰克图去”。
面粉等也从多伦诺尔运往库伦。
另外，来自广东方面的酒、油之类，也经多伦诺尔，最终运向外喀尔喀库伦方向。
当这些商人从库伦等外喀尔喀归来时，又运回牲畜、毛皮等，作为回头货。
如牲畜一项，1891—1892年，由多伦诺尔输往中国内地的马就达七万匹，牛有四万头，羊则有三十五万只至四十万只之多。
这些牲畜主要也来自外蒙古的车臣汗部，是由商民用以货物换取牲畜的方式换来的。
另外，这些商民还从“班第达寺以北的北部蒙古”，运来毛皮。
恰克图在库伦北七百二十里处，这里是内地和蒙古草原绝大部分货物行销俄方的重要据点。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恰克图界约，议定于库伦楚库河等处边界安设卡伦，乃迁于卡伦外之恰克图为互市之中心点，是为恰克图通商交涉之始”。
恰克图的货物绝大部分是商民用骆驼、牛车等从库伦、张家口等处运来的，每车重达四百斤。
直到1893年前后，恰克图买卖城里定居经营粮食的“汉商”店铺仍有七十多家。
他们的粮食主要贩卖自内地或俄方，在这里加工成面粉，“一部分是供当地汉人和附近的蒙古人的需要，一部分则售给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和恰克图的俄国居民”，“有些较大的商号还把自己加工的面粉运到库伦，并且也在周围各蒙古旗里出售”。
这些商人除将粮食如面粉贩卖给库伦及周边各旗外，还将俄国的各种货物贩卖到库伦及周边各蒙旗，主要包括丝织品中的“士兵呢，棉绒布，各种颜色的厚棉布，各种颜色的羽毛绒和细平布；平革制品有油性革和上等的山羊皮”；五金制品中的斧子、钉子、锯子、锉、铜丝和铁丝、钻、碗、水桶、铁皮，还有铁板和铁条；日用杂货中的各种扣子、顶针、铅笔、金属火柴盒、剪刀、眼镜等。
除此之外，他们又从库伦周边各盟旗收购各种皮张，卖给俄罗斯商人。
如仅1891年，有些商号就从自己仓库里运出一万一千张皮子，卖给恰克图的俄国商人，“总额达三万五千卢布”。
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的商货网络，主要由以下几条商路构成。
第一条为归化城至乌里雅苏台。
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商铺绝大部分为归化城内铺号的分号，即当大军进入漠北地区，随军贸易的归化城内的商民相继来到乌里雅苏台地区。
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朝廷已确定凡去新疆巴里坤、古城、哈密诸处贸易之商民，均得先经过乌里雅苏台地方，在这里领取将军执照后，再前往各处的定例。
而内地商民从归化城地方运送茶货等赴乌里雅苏台等处的人数更多、规模更大。
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朝廷查办商民张鸾私贩玉石牟取暴利案时，就查到归化城铺号三义号。
该商铺该年运往乌里雅苏台及新疆各处的货物就很惊人。
他们共有23人，货驮达134只，另有马3匹。
其货物除水湿绸缎、破碎瓷器不计外，估银11853.776两。
自乾隆中期后，茶叶尤其是所谓的杂茶、商茶、布匹、绸缎、铁器、酒油等杂货就由归化城经所谓北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乌里雅苏台，在该处请领将军执照后，又运往新疆古城、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等，或运往乌里雅苏台所属的各盟旗销售。
还有部分商号，甚至将以上商货运往唐努乌梁海地区。
他们又将油脂、皮毛、鹿茸以及蘑菇、牛、马、羊等牲口，从唐努乌梁海、三音诺颜部、扎萨克图汗部等处运回归化城。
1870年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归化城的西路贸易断绝后，不少西路商人不能经乌里雅苏台等北路前往新疆，改而向朝廷请求，绕道恰克图赴俄边贸易，这多少对乌里雅苏台地方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紧密联系乌里雅苏台的第二处城镇或商贸网点为张家口。
这就是第二条商路。
首先是官方设置的网络联系为商民的民间联系搭建了支架。
即乌里雅苏台地方戍守防兵的军粮供给等“向由察哈尔都统衙门招雇车驼挽运”，所需脚价均由察哈尔都统垫付。
等到各省拨给乌里雅苏台的军饷到达张家口后，再加以扣留。
从张家口运往乌里雅苏台的主要货物有每箱装27块的砖茶、褡裢布、大布、美国标布、烧酒、五加皮、黄酒、旱烟、鼻烟及各种素油等。
第三条为科布多至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联系紧密，早期它们都是作为军事阵地出现在清朝的战略布局中。
后来清朝在乌里雅苏台设定边左副将军，总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官兵及各蒙古事务，又在乌里雅苏台官城及科布多城另设参赞大臣，分管各城事务。
因两城均归定边左副将军统管，无论是在军事、民事方面，还是晚清后的对外交涉等方面，都密不可分。
第四条为古城、巴里坤等新疆方面。
在对新疆的统治正式确立之前，清朝主要利用外喀尔喀的军队，与准噶尔部抗争，借此平衡西北边疆各部之间的力量。
为此，其后其对新疆的作战主要用兵布阵之处仍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北疆的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
同样，随营贸易者也跟随军队，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前赴古城、巴里坤。
更为重要的是，清朝为鼓励商民从事随营贸易，以满足其庞大的军需，对经北路前往的商民实行过诸多特惠政策。
不仅如此，朝廷方面还对此类商民实行“免税”政策，即官引约为商茶的44倍，从而导致道光三年（1823年）以前，新疆古城、巴里坤等处的茶货均来自经乌里雅苏台的商货。
越至晚清，随着古城等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乌里雅苏台等对古城等处的米面等农产品的依赖更大，从而也导致乌里雅苏台与古城之间的商贸联系更为密不可分。
第五条为唐努乌梁海至乌里雅苏台。
清朝至迟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就开始对唐努乌梁海地区施行直接的治理，唐努乌梁海五旗则按期向清朝进贡貂皮、马匹等。
由于有着这样的政治及地缘关系，自乾隆后经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就开始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各部落进行着商贸往来。
（二）边疆地区同外域的交流同样，从世界角度看，内地商民在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商贸活动，也构成世界贸易网络东西方间重要的一环。
清代内蒙古的张家口，至清末俄人在张家口开栈后，每年运往库伦的茶数量竟高达30万—40万箱。
从外蒙输入张家口的货物除木材外，主要为“外八旗大中小自生口蘑、皮张、驼牛羊毛、鹿茸、黄芪之类”。
同时，张家口买卖城也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
绝大多数的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制品，都是通过恰克图、库伦一线，先运到张家口买卖城的，然后再运往中国内地。
其内地土货销售俄国者，以红茶各茶砖及大米为大宗，曲丝绸（河南鲁山绸）等次之。
由俄销售蒙境及内地者，以哦噔绸（及哈利）、金线、毕兔绒、回绒香、牛皮，并各色皮张、驼毛、黄芪、蘑菇、木板为大宗。
其中由蒙古贩运出口的生货大宗——毛皮等，全数皆经张家口、天津运往欧美各国。
有清一代，恰克图对外贸易主要对象为俄方，正如时人所称：“恰埠商务与库伦不同，库伦居外蒙中心，向称繁盛，彼此交易均属蒙人，故对蒙贸易，居十之七八，对俄贸易居十之二三。
恰埠为中俄接壤要区，俄人来此贸易者甚夥，蒙人居此者，反居少数。
故对蒙贸易仅十之二三，对俄贸易反居十之七八。
”据G.F.米勒称：恰克图中俄贸易的皮毛和生皮“绝大部分来自西伯利亚和新发现的群岛”，但它们不能满足库伦、恰克图等处中方市场的需求。
因此除俄方外，欧洲其他国家的皮货也经俄国人之手输入彼得堡，再从那里到边境。
仅英国一个国家就提供了大量来自哈得孙湾和加拿大的海狸皮及其他皮货。
另外，还有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的布匹，也经俄方运到恰克图、库伦，再经内地商民，运销蒙古各处和内地各省。
仅1728—1762年，经过恰克图海关输入中方的货物约有85%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毛皮、裘皮，约有15%是来自欧洲出产的工业品和加工制造的皮革等。
俄方商人甚至不顾沙皇政府的禁令，“把大量野兽裘皮和欧洲产的工业品皮革、麻布等货物，经由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装船，顺额尔齐斯河航运到鄂毕河的汇合处，再雇佣蒙古人骆驼或打车运往伊尔库茨克、色楞格斯克或涅尔琴斯克等处边境贸易地点”，“等待中国旅蒙商携带货物前来进行交易”。
而通过库伦、恰克图、新疆、唐努乌梁海等处出口后，又经俄人之手输向俄国及欧洲的重要商品有茶叶、瓷器、大黄等。
如输往俄国的茶叶无论是味道还是质量都要比经广州海路输往欧洲的茶叶好。
俄方自1638年由沙皇政府特使从蒙古部落首领阿勒坦汗处获得中国出产的四普特茶叶后，俄国及欧洲地区的人们开始饮用中国茶叶，且备受赞赏。
自此之后，中国茶叶开始成为俄国人争夺欧洲市场的重要物资。
另如瓷器，它们被画上欧洲人或希腊罗马诸神画像后，经俄国人之手，也远销欧洲。
再如大黄，中方输入欧洲的大黄主要由俄国和东印度两处输入。
经俄方输入的大黄因质量更好，被称为“土耳其”大黄。
整个俄罗斯帝国1777年内需大黄仅六普特零五磅，但早在1765年它却向欧洲出口了中国大黄一千三百五十普特，1778年又从恰克图进口了六百八十普特零十九磅，即从库伦、恰克图等处得到的多余大黄多被俄国人出口到欧洲市场。
总之，就近代欧亚贸易网络观之，以库伦、恰克图为代表的“三北”边疆的陆上贸易网络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南中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无疑是此时期中外贸易交往的两条主要通道。
在西方殖民势力真正征服中国之前，它们无疑是此际当之无愧的“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
结语清代尤其是晚清朝廷及时人的边疆开发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首先放垦、设立公司等经济方面的开发与办矿、兴办银行等实业的开发，并未真正实现裕国利民目的；相反朝廷和不法官员乘机渔利，导致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更为贫困。
如东三省郭尔罗斯后旗放垦，放荒地价约二两一钱每垧，实则是借查地让民人分八等不同价格补交地价，以成永业。
但如何具体保证蒙人地租权，以及地租未查前与查后蒙人利益，均成问题。
清查地亩前，民人能从蒙人手中典买或租赁蒙地，前提是付给蒙人地价、典价或租金，转卖、转典、转租行为原则上并不是导致蒙民受损、贫穷或不公的主要因素，但官府将地作价卖给民人，实则是收回了蒙人对蒙地的所有权，改以地租形式或分配少许押荒银方式进行补偿。
而用地租、少许押荒银能否保障失去牧地的蒙民生活，却不是官府官员考虑的重要问题。
更有甚者，地被放后，蒙旗并未得到押荒、岁租等好处，实际好处却被主办此类事务的地方官员分赃。
办矿、兴办银行等实业的开发，初衷也在于巩固边圉、护我利权、改善蒙古生计，但实际上也未达到如此目的。
随着各项矿藏的开采，利润大头渐被外商占据，中方所得有限利润却又被地方官紧紧控制，蒙旗所得非常有限，各蒙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直接导致地方官与蒙旗之间的冲突发生。
其次，商业贸易的发展，教育、道路交通等方面的改良，也存在严重不足。
即如外蒙古库伦、恰克图地区的内地商民，最终还是被迫撤出了该地区，其商业受到了致命打击。
这不仅导致了明清时期著名的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快速衰落，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近代民间商业的衰落。
晚清尤其是清末蒙古各旗兴学务、开边智的总体效果确实也不佳，不仅各蒙旗所设学堂有效，而且学生也非常有限，实未达到预期设想的开边智、固边圉之目的。
道路交通方面，除了清代中前期的驿站设置曾对清朝的军事征战、国家统一、边疆与内地的信息往来发挥过积极作用外，晚清许多边疆地区的电报、铁路、公路体系等并未真正建立，因此其实际发挥的效果也是相对有限的。
恰恰因为边疆地区近代的交通电讯体系未能确立，它又进一步导致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不少边疆的最终丧失确实与这一体系的严重缺位密切相关。
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也给后世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晚清清朝在蒙古等边陲地区“兴边利”等措施，客观上对发展这些地区经济、开发这些地区的资源，尤其是筹财源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也正是在“兴边利”的推动下，管理各边陲区域的地方衙门才能借此收取到越来越多的经费，借此推动晚清尤其是清末时期藩部地区的新政改良。
正是凭借此等“兴边利”活动，晚清以降蒙古地区的税赋也在日益增加。
同样，某些“兴边利”的活动，也对边疆地区旧有的经济、金融状况，有所改善。
其次，清代边疆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发挥过积极作用。
如清代内外蒙古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等地区商业的存在，对清朝有效维系外蒙古地区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时，无论是应对蒙疆战争，还是活跃蒙古各部生计，中央朝廷和以库伦为代表的蒙古地方衙门均离不开这些内地的商民。
正是内地商民的大量存在、有民可治，广袤的外蒙古草原上才有了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重要城镇的兴筑；也正是他们为清朝的外蒙古治理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源源不断的百货，清朝才能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
尤其在清末，朝廷更是需要依赖内地商民来应对日益严峻的蒙疆危机，并依靠他们去推行边疆地区的各项新政，力图保全蒙疆。
不仅如此，清代内外蒙古各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也极大地便利了蒙古王公部众的生活。
正是依靠这些内地商民，外蒙古地区王公部众日常所需的各类货物才能源源不断地运到该地，这有力地改善了他们那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
另外，清代边疆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
更为重要的是，边疆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既活跃了中国中原与边疆间内在的经贸往来，又活跃了亚欧间内外的商贸交流，正是他们构建了清代中国的陆上丝路和17—19世纪亚欧之间的陆上丝路。
再次，清代边疆地区教育文化风俗的改良，不仅对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日益羸弱状况、改善部众生计有一定帮助，而且有利于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畛域，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确立。
清代开边智活动明显促进了各藩部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而让满蒙等各族学习汉语、使用汉名、相互通婚，改变了清代前中期各民族间隔离状况，消除了相互间的隔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族由传统藩部向近代主权国家下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有利于最终实现五族共和，建设民主共和新中国。
最后，清代边疆地区的交通邮电等业务的推行，也具有积极作用。
清代前中期驿路之类官道的建设，此类交通网络的健全，不只是给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在和平时代更是商旅往来、民间人口流动和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
而近代的交通邮电体系虽在清朝统治时段内未能获得真正成功，但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清代边陲地区传统的交通模式最终向近现代交通模式的转型，将逐渐改变中央政权对边陲地区的治理模式，并逐渐淘汰帆船、马匹等传统传输工具，代之以汽车、火车、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手段，这对各地的信息交流将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国人捍卫边疆领土的完整，护我利权、巩固边圉提供了重要保障。
清代边疆开发既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更给我们带来了“殷鉴”。
清代边疆开发与边疆治理的最大弊端，朝廷未能妥善解决。
清代边疆开放的最大弊病与边疆治理模式密切相关，清代不是积极主动地利用廉吏、明吏治疆，而是用诸多“罪罢”的官员去治理边疆。
这些罪罢官员固然不能一概否定其治理能力，但他们多是在内地贪赃枉法或失职失责者。
他们将自己在边疆地区的为官行为多视为暂时的贬黜，急切地盼望被朝廷重新重用并返回内地。
清朝用这类人去治理边疆，很难期待他们有何创树、有所作为，边疆地区也很难得到较好的开发。
清朝本应该利用年轻有为、级别不高的廉吏、明吏治疆，将其作为培养选拔晋升官员的一套体制，但自清初至清末始终都未见到，相反边疆地区多被官员视为畏途。
清代边疆开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清代在统一边疆的一系列战争中曾花费过巨额经费，但当边疆地区统一后，在具体的边疆治理过程中投入的经费却有限，且多通过内地部分省份协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尤其是晚清后，朝廷财政空虚、协饷省份因战争、灾荒等亦难以为继，导致边疆治理经费严重不足。
此等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开发只能是挤压边疆地区的人民与前往边疆地区的内地百姓，导致边疆地区内在矛盾激化。
而外来的入侵与经济侵略，更恶化了这一环境，最终导致清代的边疆治理日益恶化。
此等教训告诫我们：边疆的治理及其开发必须解决好国家经济、经费及各方利益问题，否则边疆的稳定繁荣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再者，边疆开发及其治理尤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维持边疆稳定，边疆开发必不可少，而且合适时机不可错过。
清代正是在西方各殖民帝国即将全面染指中国边疆的前夕，抓紧时机完成了边疆地区的统一，并对边疆地区进行较为全面的开发，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关系。
这才最终奠定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国家内困外患下国家有机统一体的自发凝聚，内地与边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离不弃的关系。
另一方面，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一定要处理好边疆地区人民与内地移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边疆当然需要大力开发，开发固然离不开内地力量。
但作为边疆开发主政者的国家，一定要及时处理因开发而导致的边疆人民与内地移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