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舸编辑|胡一舸前言中国的坟墓起源于人们对于自己最终的归宿所进行的一种装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习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最近几年，在大同一带发现了一批元墓，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古器物。
由于家具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经常在发掘和绘画作品中见到。
因此，本课题拟以大同地区的元墓材料为主线，通过对大同元墓的布局和出土的家具进行详细的剖析，并从家具功能和装饰图案两个角度探讨大同地区的家具造型，展示元朝家具的风格。
大同地区元代墓葬分布及出土家具概况元太祖七年设立“都察院”，后元设省、路、府、县四级制度，元朝二十五年，西京道大同府更名为大同路，属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并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
同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家具，其造型、样式和装饰既继承了前代的家具，又融入了蒙元草原的文化元素，从而创造出了独具魅力的元代家具。
在介绍元代大同的家具情况以前，首先要对大同的元代墓葬分布情况，元代墓葬的壁画样式和墓葬中的家具的发掘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大同一带出土的元墓包括：大同宋庄的冯道真墓，白马城的王青墓，西郊齿轮厂原墓，西郊宋庄元墓，齿轮厂育婴元墓，曹夫楼崔莹李氏李氏墓，4处壁画墓。
这座墓是一座砖房，大部分是一座正方形的墓穴，最多也就是一座圆顶，上面的壁画大多是山水题材，反映了元代寄情山水，避世消极的处世之道。
元代墓葬的壁画布局与辽、金两代大体一致，大多绘于墓墙和顶部，甬道中也有少数几幅。
这些壁画的主题多是风景，也有少量的饮茶饮酒等生活画面，表现了墓主对生活的向往。
日常生活类题材主要有人物车马出行图、厅堂陈设图、侍奉图、杂居乐舞图等。
其中侍奉图分场景图和人物图，活动场景图画有备茶、备酒、吹笛等，人物图有男侍、女侍、妇人、侍童等。
与前代相比，大同地区的元壁墓葬有明显的不同，以山水为主题的绘画墓葬更多地出现在墓葬中，这也是宋代士人寄情山水，不求名利的一种表现。
家具的功能与形式从墓葬壁画和出土器物来看，元代家具大致有以下几类形式。
矮桌：元人建国初期，大多喜好居住在毡房或帐篷内，为了适应这一居住环境，相应地出现了一些低矮而简约的桌子，俗称“矮桌”。
这种情况在大同一带的元墓中较为常见。
如在一九五七年白马城王青墓中发现的一件长54公分、宽17.5公分、高14.8公分的方形陶制四方供桌，其案底与底脚均饰有云纹状花纹图案。
另外一尊是“云脚”，其高为49.9公分、宽26.3公分、高16.5公分（图1）。
与中原平原为容纳矮帐而形成的矮几相异。
大同一带是汉族居民的聚居区，并长久受到汉族文化的渗透，这一点从发现的众多矮案可以看出，大同一带的平民家庭普遍使用此种类型的家具。
高桌：在汉朝之前，古代人们的坐姿多是矮柜，唐朝之后才有了高柜，宋辽金元之后，高柜才开始流行，并逐渐成为平民家庭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类型。
1958年大同宋庄元代冯道真壁画墓中的“道童图”便绘有高大桌案（图2），形似古朴简约的八仙桌，云头足，桌腿高而纤细，四腿间用两条细横枨相连。
桌面薄，为木框嵌板结构，桌腿及装板为深土黄色，桌面深棕色，上置复碗三件，大盆一件，带盖罐一件，说明桌子承受力较强。
就其制造技术而言，既保留了宋朝的传统技法，又在桌台交接部位出现了一块突出的齿板，反映出蒙古元时代新的形态特点。
此外，在大同齿轮工厂的一座元代壁画墓中，还找到了两座同样的高案，但无论在壁画上还是在发掘的文物中，都很少见到这种矮形的家具，这说明，元朝对宋、辽文化的传承，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
靠背椅：元人座受到宋、辽两种文化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发展。
崔莹李氏墓葬中发现的一把长17厘米，宽16厘米，高26厘米的一把交椅。
由背，面，脚三部分构成。
椅背是一个圆弧形，连接着栏杆，栏杆朝外侧弯折，椅背上有花纹。
其四足部位较外侧边缘狭窄，与金代阎德源墓葬中的木质座椅构造有较大差异。
在椅子的侧面和下方的横刚条中间加一个肋条，在支脚的中间有一个花牙。
在王青墓中还发现一尊与坐具大体一样的陶椅，高27.6公分，面积17.2公分，形状类似于一张太师椅，呈灰白色，两足间刻云纹花纹（图三）。
巾架：巾架是一种古老的家具，与衣帽架有些相似，但上面和下面的横梁都要短一些，所以被称为“巾架”，说是巾架，其实并不是单纯的用来挂毛巾，而是一种可以挂衣服的工具。
王青墓出土了一件陶质巾架，由三角形座及架两部分组成，横杆两头为卷云纹，横、立杆之间，雕有卷云纹花牙两块，底座为三角形陶墩，雕刻云头花牙纹，通高38.4公分，座高7公分。
整个器物结构严谨，装饰得体，具有更高的实用和更高的艺术装饰，精美高雅（图四）。
盆架：在宋朝很受欢迎的是曲脚的盆架，它们的形状都差不多，但有简单和复杂的区别。
崔莹李氏墓葬中发掘的一个陶瓷盆架，造型精美，高13.8公分，口径12.5公分，座面圆，三弯脚，里外都是红色。
口沿上的一圈莲花瓣纹，腹部则是一圈比较厚的凸弦纹，三脚中间是一块云状花纹，这样不仅加强了强度，而且还有很漂亮的装饰效果。
影屏：历史悠久，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优美的装饰，显示出我国古代文人的高雅、含蓄和内敛的性格。
起初用于避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种类越来越丰富，从高屏到小床屏，枕屏等等。
屏风的造型、花纹和文字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显示出了当时的名士风雅，而且还反映出民众祈求吉祥的深层含义。
在大殿和厅堂中，屏风往往成为一道隔墙屏风；或置于书桌、窗案上，使居室，书房增色不少。
画面上方为圆形图案，下方为两片同样的云纹画，两个底座限制着影屏，起到受力稳固的作用，画面制作精巧，结构古朴，为小型建筑木作工艺之优秀体现。
家具装饰的风格与纹饰在中国家具历史上，宋朝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巅峰，它在比例上的美感掌握在细节上，在外形上的优美和刚硬中，它的内敛之美表现在它的外表上。
特别是在南宋，由于受到竹子文化的冲击，使得家具的结构更加小巧精致，整个风格呈现出一种清雅雅致的风格。
这就是宋朝家具独特的魅力所在。
这一点与北部，特别是由少数民族聚居的汉族聚居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放浪不羁的蒙古族创建了大元王朝，构筑了一片远超历代的广袤疆域，将草原文明和少数民族独有的狂野气息融汇于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
元代的上流人士们，他们的社会意识和美学趣味已经蔓延到了方方面面。
但是，他们的生活风格和奢华华丽的美学趣味，一直都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元素。
这种文化观和社会环境，必然会对宋代家具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带动了家具的工艺进步。
另外，元代的家具对辽金的某些特征有一定的传承，并且日趋完善。
从墓葬出土资料可知，元代首次出现了装饰为罗锅枨的家具，这是元人对中国家具舒适性以及实用性所做的一次家具变革，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贡献。
另外，在元朝，也有开腿的桌脚和横脚板，如《消夏图》所示：画面中的桌案，似乎是一种较低的桌脚延长而成的高案，桌脚下方也有弯曲的构造，其造型与明朝盛行的“霸王脚枨”十分相像。
从这个特点来看，应该是元人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改良之后，把原本在大地盛行的矮几，改造成为适合中原人居住的“高台”，又可以拆下来，方便随身或盘脚。
清初类似高矮两用的桌案曾流行过，后来慢慢发展成了“一木连做”，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可以拆卸和组装的作用，所以，在明朝，人们使用的是弯曲的刚条，就是普通餐桌上的霸王刚条。
元大同冯道真墓中的鼓脚彭牙方台，大同曹夫楼崔莹李氏墓，大同白马城里王青墓。
另外，在元代的家具中，多采用了倭角线条，倭角线在宋朝的家具中偶尔会见到，而到了元朝，更是被喜好曲线直线的元人所深入发展，倭角线除了被普遍用于家具的每一部分之外，还以倭角线形式构成的多种开光纹样，呈现于元瓷器中。
此外，元朝流行的是“云”字，这一类型的装饰首次出现在辽代的佛像上，到了元朝以后更是兴盛起来。
从古至今，游牧的人们都把无尽的情感寄托在蓝天和白云之上。
人们在观看、想像中，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云朵。
大同地区的一座元壁画墓葬中的家具和发掘出来的文物，大都带有云纹样的纹饰。
结语元朝的家具比较厚实，体积比较大，大多都有一种刚劲的气势，这跟草原人的粗犷性格有关，体现在家具的构图上，就是丰满的构图，富有表现力，充满了动感。
总的来说，元朝的家具造型较为丰满，纹饰较为复杂，以云头、倭角等作为点缀，表现出了鲜明的年代特色。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罗锅枨、霸王枨等风格，这也是中国古代家具改革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阶段。
参考文献：①任继昉《释名汇校》②司马迁《史记：孟尝君传》③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④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