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马与人的生活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也常以“马到成功”，来形容对一个人的祝福。
在古代，交通运输是特别的不方便，但驯化的家马却可以轻松的作为人们的运输工具，并为作战、贸易提供畜力，由此，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之间的融合，更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在一些地区，家马甚至可以为人们提供奶、肉等蛋白质食物，以增强人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因此，马到成功就有着另一种含义。
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研究，“马到成功”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家马的驯化史。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马匹都是经野马驯化而成的，目前历史上关于驯服野马最早的记录便是哈萨克斯坦发现的柏台遗址。
根据专家的判断，这个遗址大约是在5500多年前形成的，里边还发现了许多的马骨以及马骨工具，甚至，在陶片上还发现了残留的马奶脂肪酸，这些利用马的骨头制作的工具，以及饮用马奶的痕迹，都直接说明了那时候的柏台人已经驯服野马了。
其实，中国的家马可能是从中亚传过来的，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驯化家马的最早历史证据，便是如今位于甘肃省永靖的大何庄遗址。
该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而同样发现马骨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及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却要比这个遗址晚1500多年，因此根据这两处遗址的时间，便能证明甘肃的青海地区是当时家马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如今河南偃师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等都是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早商遗址，但这些遗址中却没有发现任何的马骨，但在河南安阳的晚商都城遗址中，却意外的发发现了马骨，可以说马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出现比较突然，仅在这个遗址的西北方向就挖掘出了100多个马坑，而每个坑中埋葬的马匹数量不同，最多的可以达到三十多匹，最少则只有一匹。
位于陕西西安的老牛坡遗址以及山东省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属于商代晚期，里边同样发现了车马坑以及单独埋葬马匹的马坑。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马骨，无疑为研究中国家马的传播和起源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动物考古学家对这些马骨进行了测量和形态观察，并进一步研究了它们的病理现象，测算和分析了这些马骨的DNA和碳氮稳定同位素。
经过他们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马骨确实属于家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揭示了一种中国全新的家马利用方式。
在最早发现家马驯化遗址的中东地区，考古学家研究了这些马的掌骨以及在陶器中的残留物后发现，这些家马不仅被人类骑乘和驾驭，还肩负着为人类提供马奶的作用。
在我国新疆地区发现的石人子遗址中，同样出土了一些马骨，专家在研究后发现，这些马的脊椎部位都有病变的迹象，所以推断这些马可能是因为人类的骑乘行为所致。
在距离该遗址不远的苏贝希墓地中则出土了一些马鞍实物，都是由皮革制成的，马鞍内还填充了鹿毛，下边则垫了毡垫。
该墓地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也说明早在战国及西汉时期，新疆地区就已经将马作为了重要的日常使役动物。
由于考古证据的缺失，导致如今的考古学家很难推断出更早的家马利用方式。
从殷墟车马同葬的场景来看，家马在晚商时期的作用显然与驾车有关，且殷墟中出土的车马坑都是两匹马拉一辆车，而商代典型的马车规制便是“二驾”。
在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中发现了四马拉一车的情况，可见当年武王伐纣，四马战车在作战时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才能一举灭商获得胜利。
在古代，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就是这个国家国力的代表，而马和战车就是战争中主要的力量，古时候，四马拉一车被称作“一乘”，因此常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来形容那些军事力量强悍的国家。
由此，也可以看出，家马在古代不仅具有强大的战斗作用，更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据《周礼·夏官》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家马从先秦时期开始与龙这样神化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可见，马的精神内涵早就超过了它的功用价值。
当然，马的精神内涵还表现在它随葬的作用，在殷墟西北岗发现的马坑，共有数百具马匹随葬，如此宏大的随葬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王权的尊贵，由此可以推断出，马匹在殷商时期与固化的等级制度就有紧密的联系。
然而，马匹在墓坑中的随葬形式也不尽相同，当时在殷墟发现的马匹都是被整齐摆放在马坑之中，而在山西发现的西周遗址除了整齐摆放的马匹之外，还发现了许多乱七八藏堆放的马匹，由此就可以看出商人和周人迥异的墓葬风格和文化传承。
马在古代的实用功能和象征含义，与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为马的重要性，古代社会才十分重视马的饲养和驯化。
马与其他家养动物的驯化相比，虽然其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马在后续的饲养环节中却衍生出了许多复杂的制度和技术，因此，马在中国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根据史料记载，秦国的每一任国君都非常重视养马，秦人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以养马为生的游牧部落，这在秦穆公时期编著的《相马经》中便有着很多的记载。
该文献中提到，伯乐将马按照品种、毛色和体型进行了划分，并同时对马的各个部位的尺寸、形状和比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总而提出了判断良马的方法，从那以后，基本上各个朝代都有许多关于养马及相马的文献典籍。
除了可以参考文献古籍之外，一些考古遗址中同样可以为研究古代养马技术提供实物证据。
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考古学家在它的东侧就发现了一组埋有大量木制战车和陶制马匹的陪葬坑，其中一号陪葬坑中的拉车马匹都是阉割后的公马，而二号陪葬坑中的马都披着马鞍。
从这些陶制品的制作细节中就可以推断，当时人们拉车更偏好于阉割过后的公马，因为其不会发情，所以在拉车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驾驭，但也因为这样阉割的公马太过温顺，因此不适合做战车的畜力，不过人们还是会饲养一些未阉割的公马，将其留作战马使用。
总之，家马虽然在人类历史上被驯化的时间比较晚，但它却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畜力和食物。
家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人类作战能力及运输能力的显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快了全球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参考资料：【《周易》、《汉书》、《史记·秦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