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的话语，甚至是笔下的文字，都无法让人从中尽览事实，”1909年10月16日英国《泰晤士报》关于大清王朝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如此写道，“至少在清国，这个在过去的历朝历代里推崇卖弄笔下功夫，以年龄论资格，将国家的公众生活变为惰性的形式主义，只有以活跃的腐败和阴谋才能再次将之挑旺的国家里，完全是这样。
五十多年来，与西方强制性的接触，并没有给清国人留下太多的印象，至少，在巨大的官僚体系下，人们无法学习崭新的事物，也无法遗忘陈旧的传统。
”1909年的中国，仍然挣扎在新与旧的纠结之中。
三月份，清政府逼不得已，下诏书预备立宪；四川的革命党起义，失败；清政府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的地方自治；于右任一年之内两次创办报刊，仅三月被停刊；武术家霍元甲与美国大力士擂台竞技，轰动上海；当年十月份，张之洞去世……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序的中国。
这种无序不单单是清王朝还处于一个摇摇欲坠，但仍然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改变自己生存颓势的态度，还在于，尤其随着西方各国的侵入，这种强有力的逼迫，让他们应对不暇，急忙忙作出下意识的反应，根本无法考虑长远的后果。
内忧外患之下，一切都处于暧昧不明的境况之中。
旧的依然不舍得放手，新的又没有成型。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让人看不到未来，只有依靠千年延续的惯性，牵扯不断地蹒跚前行，正如开篇所言，人们无法学习新的事物，因为无法遗忘陈旧的传统。
《帝国回忆》是选编于1901-1911年间发表于英国《泰晤士报》上，关于晚清改革的一系列观察报道。
这些报道无一例外都代表了西方的视角，一个欧洲的视角审视大量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东方人在西方人的笔下总是具有某种奇观性，他们注视着盘着辫子，裹着三寸金莲，吸着鸦片，迂腐未开化的人类，总有种恍如隔世的疏离感。
在一篇关于中医的文章中，文章作者直接把清朝的医生归于无知，声称“他们唯一的外科手术，是用一根肮脏的长针刺穿疼痛部位，以指望驱走长期停留在那里的邪恶灵魂”；在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叙述中，《泰晤士报》的记者，敏锐地记录下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一座满足于肮脏与隔离的城市，徒留空洞无力的自尊”；在对西方思想艺术的引介上，《泰晤士报》的记者解释，为何大仲马和狄更斯的翻译作品给清朝的读者留下的印象不深刻，因为在天朝人的意识中，“两性关系中的那些浪漫和感伤的成分，对于东方伦理来说，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所以一般欧洲小说的主角在清国人的意识里，都是些具有堕落的道德意识和精神极可能不健全的人物”。
张之洞去世时，《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毫无经验者”。
除了能够高谈阔论，写得一手的好文章，拥有一个清廉的高大全人格之外，他最大的能力就能够把一切事情给办砸。
所以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话，张之洞其实丝毫不值一提：“作为人格的标志，他所能诉诸欧洲人的，则是一个诚实者和他一心塑造的‘文圣’的形象。
但对于他的国人来说，在家长制的传统里孕育、成长起来的他，是一朵在古代人文和捍卫陈旧信条的努力中培植出来的姣美花朵”。
在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中，以大清王朝为代表的东方形象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奇观”，这种奇观不单单是因为中西方文明的冲突，更多的还是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的蒙昧。
所谓天朝意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西方和世界整体的交流和沟通。
这种文化的愚昧所塑造的奇观，一方面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好奇，另外一方面也让西方意识到东方文化所具备的那种其特性，可以形成互相的参照。
在《泰晤士报》的一系列的报道中，涉及到众多事件，无论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还是废除科举制、建立新式学校；无论是清末立宪运动，还是武昌起义，都有着巨细靡遗的观察和分析，他们关注着这个庞大的帝国的几乎任何细节，从统治阶级到普通人民，从教育到医学，从政治到军事。
西方不但观察着东方，还体验和参与着东方的建构。
他们携带着同情与厌恶，高高在上的怜悯与对他者的恐惧掺杂在一起。
任何变革和革命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碰撞着这个帝国，让它从沉睡中惊醒，力图操控，但又还力不从心。
他们的态度决定了她们的对策，既想置身事外，又想分享成功的利益。
这种心态一直决定了英国与清王朝的关系，也让中西方文明的冲突处于一种奴役与顺从，反抗与压制的双重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