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作者：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两个祭祀器物坑，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代区域性文明，这成为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之一。
2019年年底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6个坑。
这一事件自然备受瞩目，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人们都在追问新的发现和它们的意义，对三星堆这个区域性文明充满好奇。
就考古学研究而言，6个坑出土的新材料必然会对过去形成的认识加以检验，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因新发现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既然要面对检验，那就有必要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研究进入新阶段自然也需要一个新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对此前研究的总结。
为此，本文拟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祭祀器物坑的内涵、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等进行扼要阐述。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
新华社发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在三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发掘之一。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已认识到三星堆是一处古代文化的中心。
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学家已获知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6平方公里，遗址上有面积为3.5平方公里的城址。
城址四周和城内有城垣，反映出城址的历时性变化和最终形成的复杂格局。
城内有多处台地和器物坑，城址内外有房址、墓地等。
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有规模巨大的人工夯筑台地，台地上有大型建筑。
历年在遗址上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等。
在三星堆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最重要者是1986年在城址内发现的1号和2号祭祀器物坑。
1号坑出土遗物400多件，2号坑出土遗物1000多件，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大量金器、玉石器、象牙和海贝。
大多数遗物前所未见，比如带鱼鸟图案的金杖，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奇特的铜树、太阳形器、“神坛”、眼形器，众多的铜龙、虎、蛇、鸟、鸡等动物形象，还有形体虽小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铜戈形器、瑗形器、方孔器、铃和挂件等。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尊。
新华社发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如此丰富和独特，这使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学术界围绕这些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由两个坑出土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扩展到文化面貌、文化源流、社会样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
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学界始终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具体的年代最初有殷墟早期至春秋的多种看法，之后商代晚期的观点成为共识。
对器物坑性质的认识分歧更大，主要观点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还有不确定祭祀目的和对象的“埋藏坑”“器物坑”。
影响最广的祭祀坑说中，曾出现过综合祭祀、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王权交替、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
在同一观点下，具体的解释往往也因人而异。
至于坑内出土遗物的功能、用途、含义等，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多样的认识在考古研究中并不多见。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类别丰富、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
其次也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是否设置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开始年代的前提，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考古材料的可比性，断代是从实物入手还是以文献或传说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年代认识。
对于器物坑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方法，如果缺乏综合的考察而仅由一类或几类遗物来得出结论，或者假设缺乏实在的证据，都会使解释出现无限多的可能性。
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也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祭祀器物坑的内涵确定三星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
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
比如，1号坑中的青铜瓿和盘可以和殷墟妇好墓的同类器相比较，龙虎尊也见于安徽阜南；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
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
三星堆的顶尊人像和“神坛”上也有尊，这类铜器也与大口尊属同时。
由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三星堆器物群的年代为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
在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还出土过年代更早的青铜牌饰等零散铜器，但它们可能是从外地传入而非当地生产，也未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坑铜器群的出现应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
三星堆遗址并不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三星堆遗址6号“祭祀坑”出土的玉刀。
新华社发关于器物坑和出土遗物的性质，解释并不求一致性，但要有合理性和可靠性。
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应能就各类遗物、各种现象得出明确而且一致的解释。
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用来表现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代表性器物如1号坑的金杖、青铜龙柱形器，2号坑高大的铜树、形象的太阳形器、复杂的眼形器、数量和形态众多的鸟、写实的公鸡等。
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
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可知，两个坑中的各类人像基本属于同类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正在进行祭祀活动。
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1号坑的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
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
2号坑最大的神树高达4米，无疑是2号坑器物群的核心。
很多学者都相信神树表达的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和若木，表现太阳的东升西降。
据铜树上的9朵花和9只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也象征太阳。
2号坑中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
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2号坑中的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所有这些遗物都表达了太阳崇拜这个共同主题。
人们通常将1、2号坑的出土物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两个坑的出土物在类别上明显不同，2号坑铜器上常见的太阳纹、鸟羽纹和眼睛纹也完全不见于1号坑。
差异即在于两群器物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权两个主题。
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本可能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器物何以会被毁坏和埋藏。
正因为不确定埋藏的原因或者埋藏过程中是否有祭祀行为，但埋藏物都是祭祀用器，所以笔者主张称这样的坑为祭祀器物坑。
这样的坑现今又发现了6个，每个坑出土物都不相同。
据已知的信息，6个坑已出土器物的大类和表现的主题似乎仍与1、2号坑器物相同。
无论最终的发掘结果如何都可以肯定，这些新发现将检验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认识和理论，新材料或能纳入原来的解释体系中，补充、丰富原来的认识，或推翻过去的认识而形成新的解释。
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这将使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
由此也说明，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向未来敞开。
以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仍可认为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和产品，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用于宗教活动，最终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如商周文化相比，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生活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或等级制。
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样貌都有其独特性。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广受关注。
这个文化并非突然出现，也没有神秘消失，它有明确的文化谱系，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有联系和交流。
在成都平原，考古学家还发现和发掘了新津宝墩等8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产生的基础。
三星堆文化也受到了成都平原之外其他文化的影响，影响涉及青铜器制造技术、权力观念和宗教信仰几个方面。
首先是来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影响。
在三星堆尚未发现生产铜器的作坊，但如此规模的铜器群应当产于当地，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