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苏皖皖 杭州博物馆迎亚运特展“与古为新：从中原到江南—中国礼制与尚古文化的源与流”于 9 月 16 日在杭州博物馆南馆盛大开幕。
正式开展的前一日，杭州博物馆副馆长、“与古为新”策展人许潇笑化身讲解员，亲自带着文博时空的记者入展一观。
展览共分为五个篇章。
一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序厅这条贯穿整面墙的时间长轴。
从新石器时代起，直至清朝末年。
在这条时间轴前静静的站一会儿，什么话都不用说，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厚重、文明的延续，扑面而来。
序厅 1序厅 2许潇笑介绍，在序厅部分做这样的梳理，上方是器物，下方是古人对这些器物的图绘（器物图谱），以图和物两者之间的关联来体现器物制作背后的观念及其流动。
中间的部分是将主要历史事件与礼制事件结合在一起。
礼制文化的缘起要追溯到中原，既然是在杭州做这个展览，侧重点上更偏向于江南文明的表达。
尊古：从中原到江南初章“尊古”展厅 1初章“尊古”，由“古人之象：从中原到江南”与“复兴礼乐：再造古人之象”两部分组成，向观众们讲述了礼器的缘起，将礼器视为象征“古”的核心载体。
《左传》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作为一种源自上古的典范，“礼”象征着天地与祖先、王政与秩序，隐含了德行与仁义、祥瑞与高贵、敬畏与悲悯。
初章“尊古”展厅 2许潇笑介绍，在“古人之象”的环节，展厅使用橙红色调的装饰，用旭日东升作为意向，来营造出文明初兴的平原意象。
初章“尊古”之“古人之象：从中原到江南”从新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古人对礼的重视不曾减轻半分。
展厅中陈列了一尊青铜鼎以及一组青铜编钟，对应的是古礼的两大体系——礼器与乐器。
在中国文明当中，青铜和玉都是具有较高象征性的材质。
夏商周三代以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制作原料后，它的象征性也越来越强，特别是随着列鼎制度的形成，青铜逐渐成为天命所有者的一种象征。
春秋 青铜编钟 杭州博物馆藏此组编钟共九件，此为其中五件，形制、装饰花纹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春秋 青铜编钟（局部） 杭州博物馆藏右侧：西周 夔纹青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下方：西周 夔纹青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西周·夔纹青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禁”是用来摆放礼器的桌案，在其上可以对礼器进行组合摆放。
此禁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十六个镂空的长方形孔，左右两面各有四个镂空的长方形孔，四周均饰精美的夔纹。
许潇笑介绍，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三件，一件在陕西考古研究院，一件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次来杭州博物馆出差的这件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
战国 “越王州句自作用”青铜剑（剑格铭文） 杭州博物馆藏“越王州句”即文献记载的“越王朱句”，为勾践曾孙。
在位时曾两次伐齐，灭滕、郯两国，有学者将其统治期间称为“越国霸业的顶峰”。
吴越地区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所铸青铜剑形制多样、纹饰精美、工艺高超，曾为当时人们追捧，《庄子·刻意》曰：“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
”这柄剑的剑茎上铸有两道刻满纹饰的箍，便于缠丝线。
剑格两面有7字篆书铭文“越王州句自作用”，此剑也因此得名。
原始瓷组件战国 原始瓷甬钟 杭州博物馆藏甬钟，本为青铜制，为打击乐器，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下大型祭祀或礼仪场合必备的礼乐工具。
通常侧身悬挂，根据大小不同，敲击的部位亦不相同。
原始瓷甬钟，是仿制青铜甬钟器形制作的陪葬用的明器。
许潇笑介绍，江南地区在礼器的制造与礼仪制度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但是在物质文明的呈现形式上,两地存在着一些不同。
最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地区多采用原始瓷作为礼器材料，青铜礼器在江南并未绝迹，但是在这里人们更倾向于用当地特色的原始瓷来表达自己对礼的理解。
原始瓷礼器在江南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体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
复兴礼乐：仿古之风盛行初章“尊古”之“复兴礼乐：再造古人之象”两宋时期，人们继续追溯着夏商周三代的辉煌，仿古与尚古之风盛行。
当时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能够回到三代之治，以文治与德治为方针，利用孔子所说的儒家礼制思想来维系国家的发展。
在宋代就已经有“出土”的概念，他们拥有接触到古物的机会，对其也有一定的了解。
展览第一篇章的第二部分“复兴礼乐”，就是讲宋人通过对古时各类器物的不断再造以及研究，包括图像的绘制来追思过去，追寻古代的理想之志。
北宋 “宣和三年”兽面纹铜尊 故宫博物院藏此尊是仿照《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祖戊尊”制作的，与实物相符。
宋代祭地之坛称为方泽坛，在都城北郊，方形形式，高二层，尺寸皆取偶数，此器即为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
北宋徽宗时期，仿古之风盛行，宋徽宗对礼器形制的考证十分认真，不仅礼器全部仿制古器制作，而且器形的选择也要徽宗本人决定。
正如赵佶在政和三年（1113）七月乙亥的诏书里所要求的，“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配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北宋 “大晟”“黄钟清”铜钟 湖南博物院藏“大晟编钟”，是北宋宫廷大晟乐府的乐器。
宋徽宗崇宁三至四年（1104-1105）在京师所铸，式样仿照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
钟体一侧刻有宫廷乐府名“大晟”，另一侧铸有律名“黄钟清”，标注音高。
除了拥有宫廷乐器的尊贵身份，大晟编钟还是一种“律器”（校音器）。
大晟钟铸成后被发送到全国各个州府，作为标准音律为其他乐器“校音”。
宋 钱氏“东涧”铭龙首衔环铜瓶 临海市博物馆藏相传金兵进犯之后，钱镠（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建立者）的后人带着秦鲁国的大公主随着宋氏逃难到了台州临海。
这件铜瓶就是逃亡时一同带去的仿古礼器，从铜瓶巨大的体量上可以看出，它与身份尊贵的公主是可以相匹配的。
也表示礼器作为身份象征的传统一直都在延续。
南宋 分裆鼎 湖州市博物馆藏南宋 分裆鼎（局部） 湖州市博物馆藏南宋的这件分裆鼎，腹部以云雷纹衬地，饰三组兽面纹。
内壁铸有阴线竖向四行铭文，记载当时一官员奉王命外出巡视农田，划分品阶造册登记，得到赏赐贝，作父乙祭器。
此鼎在造型与纹饰上与《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父乙鼎”完全相同，其腹部铭文更是与“商父乙鼎”在内容、行款及字体上完全相同，应是以《宣和博古图》为范本制作的。
南宋 兽面雷纹贯耳铜壶 余姚博物馆藏南宋 兽面雷纹贯耳铜壶（局部） 余姚博物馆藏南宋时期仿制的青铜礼器越来越强调装饰性，并且体现出宋代比较独特的风格。
这尊兽面雷纹贯耳铜壶因为器型比较大，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通身的纹样，在器物表面以带圈状一层一层拼接而成。
这种装饰特点，在其他的一些小件的铜瓶、铜壶、铜钫上也可以看到，这也成为宋代仿古礼器身上非常独特的特点。
初章 器物图文对比 许潇笑介绍，宋代在仿制古礼器时，会在古人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自己的创新，差异就会体现在器物的造型或纹样上。
从北宋开始，仿制的古礼器在一些图谱里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古代器物作为印证。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的了解到这点，展区内墙壁周边装饰着一圈线描图，这些图均出自宋代对古物的著录，从北宋的第一本官定的古器物图谱《三礼图》，到吕大临的《考古图》等等。
墙面上的图像和陈列柜中的实物之间形成对比，希望表达宋人对待古器物的观念之间互动的关系。
初章展厅许潇笑介绍，宋代在南渡之后，中央财政较为吃紧，但是对于礼器的制造却未见马虎。
纵使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礼器的制造的传统一直都在延续。
根据学者的研究及文献记载，南宋的帝王郊庙祭祀主要是用陶制祭器物，因为陶器厚重古朴更具有历史感。
同时可以看到随着材质的改变，以陶瓷制作相关的礼器、供器和陈设器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初章展厅 2初章 鼎（一组）许潇笑介绍，整个展览专门设置了三组比较特别的装置，第一组就出现在这个展区。
从鼎、觚、鬲三种代表性礼器中选择了鼎，将不同时期的鼎集中到一个展柜中进行陈列。
从新时期时代的黑陶鼎、春秋的青铜鼎，到战国时期比较具有江南特点的原始瓷鼎，以及汉代的陶鼎，再到南宋时期的龙纹鼎，最后到明清时期的样式与前期发生了很大差别的青铜鼎。
观众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同一件物品在不同时期的样式差别。
特别是明代的方鼎，它的体量非常之小，可见鼎在这个时期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陈设用物，不再具备礼器的功能。
这种连续的设计，是想告诉观众虽然它们在视觉上是形似的，但其实内涵经过了不断地打破再重组。
后代的创作并不是直接地拿来，或者是挪用，每个时代的器物都是当代人对器物不同理解的体现，样式相同的部分则表达了各朝各代对古人的追思。
金石学，让复制与流传成为可能第二章“思古”展厅第二篇章“思古”讲述的是金石学在宋代的兴起与清中晚期的复兴。
所谓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古人好古并非停留在对古器物的收藏及仿制阶段，众多的学者、文人精英对古物都曾做过深入研究。
第二章“思古”展厅 2在本篇章中观众可以看到众多拓片，以及金石学古籍善本，这些都是金石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将热爱耕耘成一门学问，如此热爱甚至至死不休。
比如元代鲜于枢墓出土了三代以及唐代的一些古物。
第二章“思古”展厅 3元 龙泉窑青釉鼎式炉、龙泉窑青釉贯耳瓷瓶（一对） 杭州博物馆藏龙泉窑青釉鼎式炉即仿照青铜鼎造型制作的香炉，用于焚烧香料，自宋代以来一直被沿用。
瓷质贯耳瓶仿自青铜投壶，流行于两宋，后代皆有烧造，是中国瓷器中的重要瓶式。
这组器物 1989 年于杭州苗圃元代鲜于枢墓出土。
鲜于枢是元代著名书法家，历任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小官，37 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
许潇笑介绍，鲜于枢墓中出土的“两瓶一炉”是在宋元期间文人墓葬当中非常有时代特点的随葬器物组合。
在它的边上元代朱道宁夫妻合葬墓中的一组随葬品，虽然两组器物材质、外观稍有差异，但已然可以体现当时的“流行风尚”。
元 红陶炉、红陶贯耳壶（一对）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元 红陶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元 红陶贯耳壶（一对）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这组红陶器出土于元代朱道宁、施守真夫妻的合葬墓，器形仿早期青铜器，古朴大方，纹饰精美繁复，安放于墓室封门处。
朱道宁生于南宋，殁于元朝，此二壶一炉红陶器的使用，或深受南宋祭祀礼仪的影响。
这一组红陶器也为研究元代的陶质仿古礼器提供了具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
明宣宗和乾隆谁更尚古？第三章“怀古”展厅第三篇章“怀古”，观众可以领略到由古礼器演变而来的各式各样的“新”器物，它们是创造者情感的寄托和艺术审美的表达。
此刻，时间轴已来到了明清时期，礼器依旧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不同以往的是礼器不再只能居庙堂之高，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世界，在当时的寺庙、文庙、学府祠堂中经常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第三章“怀古”展厅 2这个空间内陈列的展品可以用精致小巧来形容。
它们不同于三代礼器的沉稳厚重，变成了可供文人鉴赏把玩的艺术品，虽然它们的造型上还带着古器物的影子，但通过材质与制作技艺的改变可以看出这些器物体现的是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趣。
第三章“怀古”展厅 3第三章“怀古”展厅 4宋 哥窑青釉双耳簋式炉 故宫博物院藏这件簋式炉模仿青铜簋造型，是传世哥窑瓷器中的典型器。
瓷炉通体施灰青釉，釉面满布开片纹，有黑色大开片和黄色小开片两种，即所谓“金丝铁线”。
圈足修足规矩，足端不施釉，露铁褐色胎，呈现“铁足”特征。
说到文人书斋案头的陈设把玩之器，就不能不提明代仿古器物中的“明星单品”——宣德炉。
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1428）下令重修鼎彝礼器，并亲自参与设计监造的一款铜香炉，简称“宣炉”。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风磨铜铸成的铜器。
明宣宗朱瞻基为了制作出精品的铜炉，在朱瞻基的亲自督促下，整个制作过程，包括炼铜、造型必须自《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再从内府密藏的数百件宋元名窑中，精选出符合适用对象、款制大雅的形制，将之绘成图样，呈给其亲览，并说明图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