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四皓画像砖，陶器，南朝。
纵38.00厘米；横19.00厘米；厚6.00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
南山四皓画像砖1957年邓州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南朝壁画墓，1958年由河南省考古工作队发掘，因出土的墓砖侧面有墨书文字“家在吴郡”等语，故鉴定为南朝刘宋墓。
墓室内甬道、墓室一砖一图镶砌的34种模印画像砖，填涂红、黄、绿、蓝、棕、紫、黑7彩，色泽如新。
南山四皓画像砖便出土于这座画像砖墓之中。
南山四皓画像砖呈长方体，正面模印一幅人物画像。
画面描绘四人皆长发垂于肩背，宽袍广袖，两两相向而坐，从右至左一人抚琴、一人吹笙，一人展卷、一人溪边濯足，神态怡然自得。
画面中四人身后香草环绕，远处峰峦叠翠，林木葱笼，空中凤鸟盘旋，画面闲适恬淡，画像左侧书有“南山四皓”四字。
南山四皓，又称商山四皓，是我国秦末汉初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著名隐士。
“四皓”事迹的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
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
吕后恐，不知所为。
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
”……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
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然上高此四人。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及燕，置酒，太子侍。
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
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
”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南山四皓”以其遁士脱俗的隐逸风度，以及适时出山辅佐贤君的事迹为后人所推崇。
成为贤德高隐的象征，成为后世重复表达的一个题材,南山四皓的文化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拓展。
本文所述南山四皓画像出土于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其中竹林七贤、王子乔升仙、南山四皓等形象集中出现在隐逸升仙题材中。
南山四皓画像砖造型严谨脱俗、线条生动流畅，意趣盎然，渗透着自然之美。
不同于汉代的德高贤达、匡扶天下的南山四皓的形象，邓县画像砖墓的四皓形象表现出的是一种卓然不群、飘逸不羁的精神气质。
邓县画像砖墓位处南北朝政治地域的交界地带，墓中商山四皓的题材便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隐逸风尚的渗透与体现。
比较研究历史上，南山四皓（商山四皓）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避乱而隐，维正统正道出仕，功成复隐。
在中国文化史上，“南山四皓”是历代文人诗词、绘画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
四皓作为一个典故为后人传颂。
四皓在历代的政治家、文人墨客的演绎之中，文化内涵日益丰富。
汉代，四皓之隐是待时而隐，适时而出匡扶太子，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
曹魏时期的曹植写有《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
刘项之争，养志弗营。
不应朝聘，保节全贞。
应命太子，汉嗣以宁。
”目前所见有关“四皓”的绘画作品，最早的一幅是1931年出土于今朝鲜境内的东汉乐浪郡故地的彩箧漆绘。
漆绘若干历史人物和孝子故事，共有九十四人之多。
其中一侧有“南山四皓”榜题，从画面来看，此时的“南山四皓”束发戴冠，须眉皆黑，与“南山四皓”并排的还有一人，榜题“孝惠帝”。
据此可知，该画面所描绘的应是南山四皓佐助汉惠帝稳固嗣位的故事。
朝鲜境内出土的东汉乐浪郡故地的彩箧漆绘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因此四皓的形象多与辅政惠帝的主题相联，四皓形象庄重、严谨，其行为举止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完美仕途的范式。
此后，四皓辅政的内容便延续下来，在不同的时期，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诠释和演绎。
南昌火车站一座东晋墓曾出土有一只彩绘漆盘。
孙机先生在对该漆盘的画像内容进行研究后，认为图中所绘四位老者即是南山四皓，因此主张把该画像定名为“惠太子延四皓图”。
表明在该时期的绘画作者心目中，“四皓”故事与惠帝密切相关。
此时的“四皓”仍然被视作参与重大政治活动的历史人物。
但彩绘的图案中人物形象、色彩同汉代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不同与汉代的正襟危坐，图像中其中一老者作抚琴状，四位老人线条流畅，形象自然、舒适，怡然自得。
漆盘色彩活泼明快，还饰有动物、祥云、香炉等图案， 可以看出是受魏晋时期仙隐思想的影响。
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曾出土彩绘漆盘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曾出土彩绘漆盘线描图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受隐逸风尚及道家升仙思想的影响，“四皓”辅政的主题逐渐开始淡化，作为高士代表的四皓逐渐成为独立主题，并被作为独立的隐士形象被突显和推崇，隐逸成为四皓题材的表现重点。
晋代皇甫谧作《高士传》记载：“四皓者… …秦始皇时，见秦暴政，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 …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
及秦败,汉高祖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已。
” 这一时期四皓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改汉代庄重、严谨，束发戴冠的形象，而是长发披肩、宽衣博带，率真自然的形象。
邓县学庄村南朝画像砖墓南山四皓线描图这与同一时期荣启期竹林七贤画像风格如出一辙。
西善桥竹林七贤及荣启期拼镶砖画线描图（局部）同时，与本文所述画像砖同时被出土的还有老莱子、王子乔与浮丘公等飞仙题材的内容。
邓县南朝墓吹笙凤鸣画像砖东晋葛洪《抱朴子》的《内篇·黄白》中还有“甪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的说法，四皓已然被视为仙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求仙社会风尚由此可见一斑。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人对四皓非常重视。
唐中期政局动荡，不少文人选择隐逸避世，加之安史之乱后，商洛四皓庙重建之后（见柳识《新修四皓庙记》），专为四皓所写的赞、铭、赋、论等作品屡见不鲜，如白居易的《答四皓庙》等等，以四皓为典进行吟咏的诗歌作品更是数量众多。
与以往不同的是，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四皓的材料进行了补充，并从历史的角度开始审视四皓。
颜师古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时谈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宇，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
苏顾《夷齐四皓优劣论》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散文中关于四皓的专论，苏文强调四皓“忠主道”，“直之德衰，则岩穴全生，刘之德盛，则衣冠就列。
夏黄公之徒知时也。
”梁肃《四皓赞》认为四皓不和刘邦合作的原因是“德宜辅王而偶生霸世”，“生非其时”，但四公“知几”。
宋代，四皓形象在诗文中、绘画作品中广泛出现，王禹偁撰《四皓庙碑》一文，云“《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
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四皓形象和内涵被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将四皓由“贤人”推至“圣人”之位。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赞誉四皓高洁品行、道德的基础上，也对前代关于四皓的记述提出质疑。
司马光、宋濂、朱熹、王阳明等文坛巨子都就四皓叙事、姓氏、籍贯、去处等内容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有云：“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 …… ”且言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
宋濂赞成颜师古对四皓姓氏、籍贯的质疑：“予方疑其诞妄不经，及读颜师古汉书注，果谓四人者匿迹远害，氏族无得而详，皆后世皇甫谧圈之徒及诸地里书说所傅会，可见古人读书精审，固有以及之者矣。
”宋人对四皓的质疑应与宋代理学兴起，宋人在认识论上本着格物致知的精神，讲求穷理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
此外，唐宋以来的崇老敬老的风尚也和四皓题材相结合，拓展了四皓文化的内涵，宋代李公麟《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就是宋代耆老会社会风尚的体现。
绘画中，四皓被描绘成为典型的宋代文人的形象，同时也是年高贤德的代表。
北宋李公麟 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局部）明清时期，四皓形象逐渐发展成为仙寿的代表，四皓被作为神仙也供奉，诗文、绘画作品中也往往着意刻划四皓银须皓首、怡然山水的仙寿形象。
明张路 商山四皓图清黄慎 商山四皓图综上所述，从四皓题材的流变可以看出，四皓题材内容的演绎主要呈现出几个向度：1.四皓是稳固惠帝嗣位政治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刘邦、张良、刘盈是故事的主线，四皓是辅助的形象，是贤德逸民的典范；2.四皓从辅政题材中独立出来，成为淡泊自然的隐士形象，率真自然；3.四皓成为道教信仰系统中的仙人形象；4.四皓成为福寿文化的象征。
自秦汉以来，四皓文化历经后代的反复演绎，从汉代早期士人心目中的儒家人格典范，到魏晋时期的率真自然、仙风道骨，再到唐代的品德高洁，宋代的年寿德贤，及至明清的仙人寿老的形象，四皓题材被不断的歌颂、审视、质疑与研究，四皓的文化内涵被一步步丰富和拓展。
正如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四皓在不同时期的形象都深刻地体现出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也真实、完整地展现出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层累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古花开，女，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馆员，致力于博物馆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