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明代的茶文化繁荣鼎盛，瀹饮开启千古茗饮之宗，茶具也有了开创性的变革，紫砂壶的问世，更是给茗饮世界注入了一股清风。
在紫砂壶的历史上，被视为“正始”大家的供春无疑是一个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因为其生平细节的神秘与未知，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更增添了供春其人令人恍惚的传奇性色彩。
其作“供春壶”，因造型新颖精巧，色泽古朴，光洁可鉴，温雅大方兼而有之，质地薄而坚实，实为难得的艺术珍品，自问世后就享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的美誉。
数百年来，“供春壶”经文人墨客渲染，已经神乎其神，而真正传世者却少之又少，更因仿制者众多，至今已难以辨识。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动摇供春和供春壶在紫砂壶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至明朝，中国的饮茶之风由唐宋以来的华丽精致转变为自然淳朴，所饮之茶也由团茶转变为散茶。
因此，“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的宜兴陶壶异军突起，盛极一时，士大夫饮茶多“以砂者为上”。
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有云：“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
”“名手”供春，被列为紫砂壶“正始”之大家。
据《阳羡茗壶系》所载，供春是吴颐山的家僮。
吴颐山即吴仕，字克学，一字颐山，号拳石，宜兴人，正德九年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著有《颐山私稿》传世。
早年，吴颐山曾在金沙寺读书，供春随侍左右，空暇之余，“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其壶“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
”宜兴地区有着悠久的冶陶史，可以追溯到陶朱公范蠡，甚至更为久远。
但让紫砂壶由初创时一般民间粗糙的手工业品上升为人们喜爱的日用工艺美术品，其功当首推供春。
供春虽出身贫贱，然才智巧思，迥异常人，所制茗壶古朴风雅，曾创“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式样。
同时，他改进制壶工具，“削竹为刃”、“斫木为模”，提高了制壶技术。
清吴梅鼎《阳羡茗壶赋》赞其曰：“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
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供春之壶，后世颇为爱惜珍重。
明张岱《陶庵梦忆》有言：“宜兴罐以龚(供)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
”周澍《台阳百咏》也说：“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数十年，则值金一笏。
”正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是也。
明·供春紫砂树瘿壶，高10厘米、通长19.3厘米、通宽12厘米，国家博物馆藏相传，宜兴实业家储南强所收的树瘿壶(鋬下有“供春”二字铁线小篆刻款)，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
此壶以外形似银杏树瘿状而得名，造型古朴精工，温雅天然。
泥质成素色，纯薄坚实。
壶身作扁球形，凹凸不平，榖绉满身，纹理缭绕，寓象物于未识之中，大有返璞归真之意境。
储南强(1876—1959年)，字铸农，又名青绾，别号简翁，宜兴人，前清拔贡。
早年热心教育事业，在乡里兴学，先后创办“知新小学”、“劝学所”等。
民国初期，被推举为宜兴县民政长，曾两任南通县知事，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
执政期间多有建树，深受地方拥戴。
50岁时，登报声明，脱离仕途，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张公洞的保护开发。
关于树瘿壶的流传经过，储南强自有记述：“强上年(1927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
壶为山阴傅叔和氏所藏，傅之前，藏西蠡费氏(念慈)，西蠡之前，藏愙斋(吴大澂)，又前则出于沈均和。
沈之前，尚待考。
”由于壶盖久失，吴大澂当年曾请黄玉麟配制过，是为“瓜蒂盖”。
壶归储氏后，因为配盖和壶制不称，携带到上海，商诸黄宾虹，请当时名手裴石民另配，即现存的“灵芝盖”。
盖的外沿，有潘稚亮镌刻的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还请潘稚亮刻了一方“春归”之印，寓意供春归来。
并拟于家乡西氿建“春归阁”珍藏，留有《请潘稚亮刻“春归”二字而作绝句》为证：“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尝如是云。
神物忽来寄兴发，春归二字剧芬芳。
”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为避日本人觊觎掠夺，遂携壶而隐。
1952年，储南强把一生所有集藏捐献给国家。
此前，他已将倾注心血的两洞无偿移交政府。
其在《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的跋中写道：“本人以年齿就襄(时年77岁)，子孙皆效力公家，无继续之意趣。
若举赠好友，或苦于不均;安置名山，又不易保障。
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决于贡献本邑社团。
一生下世，便算收场……物皆稀世，愿共视而为珍;艺有专长，皆卓绝于今古。
”当初储南强与苏南文管会洽谈，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
其中的一件紫砂“圣思桃杯”仍在南博，已成为镇院之宝，而国宝级文物紫砂“供春树瘿壶”现典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供世人瞻仰。
如今谈到供春壶，大家必举树瘿壶作例子，但是这柄壶的鉴别问题，仍不免有所争议。
吴大澂是清末金石学家，也是紫砂的爱好者，曾延请壶艺名手黄玉麟仿制过砂壶，前后共八个月。
1934年，李景康、张虹在《阳羡砂壶图考》一书中直言“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又说“然以龚(供)春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都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可能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把树瘿壶现世后，上海的施镇昌在1941年也得到了一把相似的壶。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分别为龚心钊、袁体明、宣古愚和吴湖帆等人所收藏，这种雨后春笋般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
此外，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的紫砂六瓣圆囊壶，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八字楷书款，据称也是供春所制。
当代壶艺大师顾景舟原来一直认为此供春壶是真品，弥留之际又说是黄玉麟所作。
而早在其《宜兴紫砂壶艺概要》一文中就写道：“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大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大做文章，至混淆视听，以讹传讹。
”徐秀棠等人更是从供春树瘿壶的泥料质地、制作工艺、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
总之，关于供春树瘿壶的鉴别，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但供春壶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其“世间茶具堪为首”的文化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本文原刊载于2016年《茶道艺术•卷一》）编辑 | 李秀娜校对 | 赵 阳审核 | 孙丽梅刘 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