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质量立市”对温州经济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不外乎两点，一是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打假治劣和信用建设两手抓，使一度猖獗的假冒伪劣现象得到较为彻底的整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区域性、系统性的质量问题很少出现，如皮鞋、低压电器、泵阀、服装、汽摩配、教玩具等一大批温州产品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质量信誉。
这在温州这个民营经济一统天下，而且小微企业星罗棋布的地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
二是品牌建设破茧成蝶，特别是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温州先后获得38个中国名牌产品称号，领先于全国同类城市，构成了温州品牌建设的高光时刻。
中国名牌标志2008年因为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中国名牌被推到风口浪尖，宣告停止运作。
不管世人对中国名牌如何盖棺论定，中国名牌（也包括驰名商标）在温州品牌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健康发展中的重大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
温州的民营企业大多组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使象现在如日中天的正泰、奥康企业，在创办时也只是投资三五万元的小厂。
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出生于草根，单靠自身力量创建知名自主品牌，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
看世界500强企业，除了新兴产业外，传统产业的品牌企业大多有上百年的历史。
2001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推出“中国名牌”评选活动，为民营企业品牌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一个可能。
温州的企业家们对这种品牌机遇是敏感的，创造条件积极申报。
由于中国名牌产品采用年度目录申报制，2002年奥康、康奈、红蜻蜓皮鞋和康泉热水器首先斩获“中国名牌”称号；2003年正泰、德力西、天正的电器，报喜鸟、法派、庄吉、美特斯·邦威的服装；2004年高邦衬衫；2005年鸿升的水嘴、华峰氨纶、华峰聚氨酯、温州人造革、人本轴承、人民电器、金狮啤酒、吉尔达和蜘蛛王皮鞋；2006年瑞立汽车制动系统、环宇电器、华通机电、森马服装；2007年大虎和东方轻工的打火机、红黄蓝和乔治白服装、爱好笔业；共计30个企业的38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这些企业和产品凭借“中国名牌”这个公共区域品牌的平台，快速从区域性品牌成长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品牌，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类的产品更是受益匪浅。
200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温州正在建设品牌强市》，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2006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顶尖的11号能源馆，历来是西门子、ABB、施耐德等国际名牌的擂台，今天出现了唯一的一家中国电气制造企业，那个外形半透明的极富现代感的展馆上，蓝色的CHINT简洁大方，引人注目。
这是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的正泰，与跨国公司同台竞技”。
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在创办于1984年，投资仅5万元的一家企业。
中国特色的品牌建设就是企业拼一把、国家拉一把、社会帮一把的发展模式，对民营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温州“中国名牌”企业品牌墙2008年温州获得中国十大品牌之都称号。
2019年“中国品牌城市百强榜”发布，温州名列全国地级市第二名，仅次于苏州市。
时过境迁，距离中国名牌停止运作已有十二三年的时间。
回顾温州38个中国名牌产品，就会发现“强者恒强”的现象，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天正，奥康、康奈、红蜻蜓，森马、报喜鸟、乔治白、法派，华峰、瑞立、人本、爱好等等依然是我国相关行业的领军品牌，依然是温州品牌的中坚力量，有所变化的只是部分具体的产品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变化发生改变。
品牌“强者恒强”既是温州的优势，说明温州企业生命力强盛，品牌生命周期较长，但也是温州品牌的劣势，“强者恒强”的背面就是“品牌固化”，十几年的时间占据温州各行业品牌前几位的几乎没有新的、大的变化，说明温州品牌新动能力量薄弱。
新兴行业也少见出现具有正泰、奥康、华峰、森马、瑞立等行业地位的新品牌。
“品字标”品牌训练营活动“品牌固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拉一把”的力度减弱了，“中国名牌”停止之后，至今没有新的国家级公共区域品牌平台（驰名商标虽然存在，也是奄奄一息），虽然近几年国家设立了“中国品牌日”，加大了品牌宣传，但是对企业自主品牌的支持力度毕竟有限。
国家级公共区域品牌平台的缺失，使企业在创建品牌的过程中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一点点前挪，在各行业品牌市场几乎饱和的状态下，靠蜗牛的毅力与速度，很难复制“品牌暴富”的奇迹。
前几年浙江省在时任省长李强的大力支持下，率先设立“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提出了“标准加认证”模式的新的公共区域品牌构想，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现在江苏省、上海市等地也推出了类似做法，说明各地也充分认识到公共区域品牌平台的缺失极大不利于品牌建设。
但是省级的公共区域品牌毕竟有诸多局限性，品牌影响力大多局限在省级范围。
即使在省际互认、国际互认上下功夫，恐怕也难以一蹴而就。
中国名牌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质量时代依然需要国家级的公共区域品牌平台，让民营企业的自主品牌在这个平台上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