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妻子的三妹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待着也没有事，岳父岳母就让她来保定帮我们看孩子。
岳父岳母听说我调到了供销科，有时候要出差，妻子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做饭，忙不过来，到了晚上还害怕，很着急，所以三妹一有空儿，岳父岳母就派她来了。
不过三妹来后不久，我就调出了供销科，已不用出差了。
对于三妹看孩子的情况我已记不起什么了，就记得她和她姐姐常在一块回忆她们小时候的趣事儿。
这期间我受过一次伤，是去路边的那个厕所时被飞石砸伤的。
我们院里的猪圈边上本有个厕所，但就一个坑，要男女混用，所以我俩从不去那儿，都是去我们院外路边上的那个公共厕所。
这个厕所是村里建的，很简陋，虽男女分开，但只有围墙，没有屋顶。
那次我去方便，刚蹲下就有一颗比枣子还大的石子，带着风声从我头上擦过，我怒不可遏，系上裤子就探头寻找投手。
那厕所的墙比人略低，就在我张望的一瞬间，又飞来一颗石子正砸在我双眼间的鼻梁上，顿时鲜血就流了我一脸。
我冲出厕所查找元凶，原来是两个小学生在相互投掷修马路剩下的大粒石子，一个躲在厕所边上，一个站在远处。
我飞跑过去抓住了远处那个孩子，他已经被吓傻了，不知所措地听着我吼。
血还在流，我不知伤势如何，感觉最紧要是先去医院，于是我跑回家拿钱。
妻子和三妹见我满脸是血地跑回来，也吓坏了。
我和她们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就拿上钱跟到最近的新市区医院。
大夫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真玄，再偏一点儿就砸在眼上了。
”原来那颗石子砸在了鼻梁右侧，离眼不到一厘米。
大夫缝了3针才把那个伤口缝上。
我带着脸上的“大补丁”往回走时，才想起应该找那个小孩儿算账。
可回到厕所边时，两个小孩儿已无影无踪。
我跟房东说了这一情况，房东的媳妇说帮我打听一下是谁们家的孩子，可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事后，我后悔没拿那孩子的书包，那样他会主动地找我，就是他不找，我也可以通过书本上的名字找他啊。
至今我的鼻梁上还留着一道细疤。
那时，女儿已经2岁半，懂得了讲卫生。
有一次她妈妈带她去她们商店玩儿，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裙子，让她坐的时候，她要用小手打抹一下要坐的地方。
商店的阿姨都夸赞她爱干净。
有了小孩儿就关注小孩儿方面的信息，这才知道保定还有个“小儿侯”，是中医门诊部的大夫，治疗小孩儿的病最拿手。
有一次我女儿肠胃不好到中医门诊部就诊，就跟别的大夫打听“小儿侯”，没想到人家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没好好搭理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小儿侯”，他给女儿开了几小包很便宜的药面，虽不太好喂，但效果不错。
后来才知道，“小儿侯”净给孩子开几毛钱的钱，给医院创不了效益，医院的人并不待见他。
另外听说，保定还有个“小儿张”，也治小孩的病，不过没有让他看过，不知怎么样。
孩子大点儿了，我们那个宽一米五的床就有点儿挤了。
为此，我在床沿上装了一块30厘米宽的铺板，用3个合页连接的，白天让它垂在床边，晚上用两个方凳支上，我们改为横向睡，就不挤了。
在我调回机修后不久，我们搬了家。
搬得很突然，没有酝酿过。
大概是1980年8月的一天，我下班后妻子告诉我，三妹在家看孩子的时候，房东老凯到屋里来跟她聊天，三妹吓得够戗，可又不敢撵他，直到他的媳妇干活回来他才走。
我们结婚刚搬来时，他就爱听房，很招人烦。
后来，又听说他不务正业，专爱拈花惹草，好像还因作风不好被拘留过。
只是他平日并不和我们亲近，最多见面点个头，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我们也就一直住下来。
可有了进我们屋找三妹聊天这样的开端，下来就难以预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觉得不能再住下去，第二天就让厂里的工友帮我找房。
说来也巧，有位工友说颉庄有准备出租的房子，就是窗户的玻璃还没有装好。
我说那没事，我先钉塑料布。
当天，我就跟着这位工友去颉庄看房。
颉庄在康庄路的北侧，与保定胶片厂隔路相望，就挨着西郊供应站，交通方便，离妻子上班的地方也不远。
出租的房子在村子的中部，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土路才到了这个院儿。
院里有5间新盖的北房，房东住着西边的3间，留下东边的2间出租。
房子南边是别人房子的后墙山，东边有墙，西边敞着口，没墙没门，但要从那儿出入，就算是大门了。
院子西边和正房并排着有一个大猪圈。
西边3间正房前边还有一个老大的葡萄架，上面已挂满葡萄。
东边两间正房前面有一架紫藤，还放着一个干木匠活的大条凳。
大条凳下堆着不少刨花儿，看来房东还干木匠活儿，跟我有相同的爱好。
房东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三四岁，大的叫大猪，二的叫二猪。
听房东一叫他们的孩子，我就想起门口的猪圈。
房东和房东的媳妇看上去都很憨厚，一看就是老实人。
问了一下房租，他们要12元。
听着是贵了点，可这房子大，每间都15平方米，一间就顶我们旧房的两间，旧房还8块呢，所以新房就不贵了。
可这一搬家，每月要多掏4元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我还是拍板租下了，我们也该享受一下大房子了。
定下来之后，我就向厂里要了那辆“东风五吨”，又叫上车间的人，让他们帮我搬家。
搬家前，我去跟房东的媳妇打招呼，她看上去很意外，但我已交了当月的房租，她也说不出什么。
往外搬床的时候，我发现床下的木柴中有一只老大个的死耗子，已成了枯干的偏片儿，估计是很久之前它碰塌了木柴堆才被压偏的。
住在这屋的时候我一直在与老鼠斗争，这也算是我的一次意外的胜利吧。
不过，我要跟这里的老鼠们说再见了，你们再也祸害不了我了。
家搬得很顺利，2个多小时东西就都就了位。
绝大多数家具都放在了里屋。
由于房子还有一点儿潮，我们把床放在了窗户边上。
外屋只搭了个单人铺，放了箱子架和箱子，另外就是炉子、水缸和面桶，显得空空荡荡的。
这次我们也可以住得宽宽敞敞了。
工友们走后，妻子和她三妹归置东西，我在窗户框上钉上了塑料布。
下午，我在我们屋前的东墙边上，用旧砖垒了一个煤池子，把转移过来的煤球放进去。
新房东说，拉煤可用他家的小车，最方便的煤场是江城路煤场。
搬家这么大的工程，我们不到一天就搞定了。
搬到颉庄后，新屋子是平整坚实的水泥地面，雪白的大墙，映衬得我那些家具都上了一个档次，就是妻子三妹睡觉的那个用木柴板搭的单人铺显得太寒酸了。
我看院里有干木匠活的大条凳，就打算用攒下的木头打一个单人床。
我跟房东说想借用条凳打点儿东西，他立即答应，还说缺什么家什他那儿有。
单人床还没打好，就接到岳父岳母来信，说给三妹找好了工作，是岳父所在的天津市汽车运输二厂的三产。
我们立即让她回了天津。
打好单人床之后，我又打了3个小凳子（现在还在使用）。
刷的油漆是向厂里管库的凌保管员要的。
刷好之后没有光亮，更要命的是一个月了也不干。
悄悄问了一下厂里的木工，才知道这漆是清苑县产的，质量不过关。
木工宽慰我说，你别着急，半年干不了你就放一年，反正早晚得干。
这漆过了八九个月才干透。
三妹走后，妻子再送女儿到棉纺厂托儿所时，托儿所不收了，理由是已招收了新的孩子，没有床位了。
前年间断着送孩子托儿所就收了，今年怎么就不行了？托人打听，原来是本厂职工也有孩子送不进去的，她们对托儿所收厂外孩子很有意见，所以这次就没有再给留着床位。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们厂的托儿所正好开张了。
虽然我们厂离家远点儿，孩子要在路上受些罪，但总算是有地儿去了。
我们刚安顿好，我的小妹妹就来看望我们。
她所在的厂子也在康庄路上，离我们很近，我们再见面倒方便了。
搬来之后，女儿很快就与大猪、二猪玩在了一起。
两个小小子很懂事，总是哄着女儿，从来不逗她。
女儿还总到房东家去玩儿。
房东俩口子很喜欢女儿，有了好吃的总要给她吃。
让人有了住在大杂院的那种邻里关系密切的感觉。
有一天，妻子下班回家，一开门发现大猪、二猪在我们屋里，原来他俩跳窗户进到我们屋里玩儿（我们开着窗户放潮气）。
他俩看主家回来，钻出门儿跑了。
这事我们都没有告诉房东，就是因为感觉关系好。
搬到颉庄后，村外的康庄路人少车少，很适于跑步，我便从9月份开始，天天长跑。
每天早上我早起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一直往西跑，跨过铁路后再跑几分钟，然后原路跑回。
直到冬天外边黑咕隆咚，天也太冷，我才中止。
天凉之后，我们把床从窗户边上搬到了屋子的里边。
1980年下半年，父亲帮岳父买了一张烤漆铁管床。
我结婚时用的就是这种床，也是父亲帮着买的，岳母来参加婚礼时看到过，她很喜欢，跟岳父念叨后，岳父也想让我父亲帮助买一张。
我跟父亲说过后，父亲就又开始找票儿，大概在1980年下半年买好，那时战友大年正好去天津为所在幼儿园进货，就请他顺路给拉到天津，送到了岳父家中。
大概在入冬前，房东给我们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生炉子时，我摘掉外屋门上小窗的玻璃，换了一块儿开好孔的镀锌板，走烟囱。
回想入冬后的生活，就记得天天吃玉米面的菜团子。
做菜团子的初衷是改善伙食，可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好吃，馅儿基本全是白菜帮子，没油，更没有肉。
吃得我光放屁。
大概1980年下半年，妻子由文化组调到木器组，仍担任组长。
组里的人员有珍同事、琴同事。
木器组除了卖木器家具，还卖棉花、电扇等。
妻子在调木器组之前，就已担任了文化组组长。
她很细心，每天交完销售款之后，都能记住有几块的底儿，也就是没上交的零钱。
一天上班她发现头天剩下的3元钱没了，就问组里的人，说是交款后退了一支钢笔。
但妻子怀疑有人拿了。
（照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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