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艾滋病的时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洁身自爱（好）”这几个字总会跟着出现，无论是感染者的自我反省，还是未感染者的好心劝告。
甚至在大大小小的媒体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一边在呼吁“不能歧视艾滋病人”的同时，一边又在强调“洁身自爱”。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好意，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即便是出于“好意”，其实也暗藏着某种程度的“歧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洁身自爱”的反义词是什么，你是否想到“滥交”？是否想到“私生活不检点”？那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你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对艾滋病人做出了自己的道德判断。
01. 艾滋病不是道德病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20年预防艾滋病最新核心信息”显示，近年来，中国新诊断报告艾滋病感染者中，95%以上通过性途径感染，其中异性传播约占70%。
在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中，性传播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而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这句陈述都是根据现有数据做出的客观判断，但如果你下一句话跟的是“所以，我们要洁身自爱”，那就是一句你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歧视言论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因为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性是肮脏的，这也就导致涉及到性的疾病也比其他疾病“低人一等”。
苏珊·桑塔格曾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
”当然，我们对任何一种疾病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价值判断，然而当我们谈论艾滋病人的时候，我们对其感染原因的追究和责任推断，会远远超过对病情本身的关注。
在真相浮现之前，“罪有应得”的预设就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埋好了，如果病人恰好是违背了道德所造成的感染，那么偏见将会再一次得以强化。
过分强调“洁身自爱”的道德判断，会导致什么问题呢？首先，对艾滋病人过分的道德化判断，会让主流群体难以接受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处境会越来越边缘化。
2009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26%的医务工作者在得知感染者的身份后，表现出“歧视”或“非常歧视”的态度。
而超过12%的受访者表示，自被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感染后，曾至少一次被拒绝就医。
其次，为了免于道德指责，感染者会变得更加沉默，不敢求助于亲朋好友，不敢求助于国家医疗系统，甚至有可能放弃治疗，而积极接受治疗对于艾滋病的病情和传播的控制都相当重要。
艾滋病病毒如果能控制到“U=U”的水平，将基本失去通过性途径传播的可能性。
最后，未感染者会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洁身自爱”，艾滋病就离自己很遥远，而真正忽视无保护性行为才是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因素，如此一来，反而会增加他们的感染几率。
事实上，许多感染者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己的固定性伴侣所感染的。
02. 恐慌式宣传加剧歧视我们需要加深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很多时候，关于艾滋病的大众宣传都在剑走偏锋。
目前，对艾滋病的污名化宣传已经少有早期的常识性错误，而是转变为更深层次的、带有严重倾向性的恐慌式宣传。
像“地铁站出现艾滋针”、“大盘鸡里滴艾滋血”这样拙劣的谣言，仍然能够时不时笼络一部分观众，更别提那些如地摊文学一般香艳猎奇的性传播案例了。
在这些案例中，真实性不再是最重要的部分，情绪是否传达到位、偏见是否能得到印证是首先被考虑的，因为它关系着数据和曝光。
所以我们常常在艾滋病常识科普和拒绝歧视的宣传中看到这样的描述：《19岁女孩得艾滋，传染324个男人：你可以任性，但一定要珍惜生命》《生日收到伴侣送的寿衣：欢迎加入艾滋俱乐部》《成都MC浴室调查实录：约炮与猎奇，艾滋与群交，快感与人性》……有时候我们即便是真的在做破除偏见的事，也要为此套上一个可能会加剧另一种偏见的外壳，这样的宣传，很难说是在破除偏见还是在树立偏见。
公众的有色眼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宣传如果过分强调并发症，或者过分与猎奇的、耸动的、负面的性传播案例相关联，久而久之，会让大众越来越难以理性理解艾滋病，而是简单粗暴地把它与“滥交”划上等号，歧视也就随之而来。
对艾滋病的恐慌式宣传还造成了另一种大众焦虑——恐艾症的诞生。
患有恐艾症的人，常常过分追踪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推断自己是否可能感染艾滋，这种过分焦虑、紧张的状态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当这样的群体面对艾滋病人时，歧视似乎是一个必然做出的选择。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3. 为艾滋病正名到底什么是“歧视”？讲述“艾滋病歧视”的电影《费城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歧视常常表现为行为、语言、态度上的不平等对待，这种不平等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