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正文十八大以来，一些“落马”官员因行事作风、沉迷奢侈爱好、利用职权大捞特捞等原因被老百姓“赐名”，其中包含的情感或揶揄、或讽刺、或挖苦，短短两三个字便活化出腐败官员的形象。
每一个被“赐名”的“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有的是玩物丧志的痴迷，有的是左拥右抱的沉沦，有的则是权力变现的嚣张。
五花八门的落马贪官“绰号”腐败官员绰号往往是民意的风向标，绰号背后能释放出重要信号，反映出群众对贪腐官员的讥讽和愤怒。
雅贿雅腐得“雅号”江西峡江原县委书记宋铜以支付紫砂壶款等名义收受巨额钱款，被称为“壶哥”。
宋铜所收受的贿赂中，购壶款达1200余万元，纪检部门查获的紫砂壶有两三百把。
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因嗜好喝茶，被人称作“茶主任”。
周建华被查后，办案人员在他办公室清点出393块普洱茶茶饼，这些茶饼中，贵的几万元，便宜的也价值千元。
河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则痴迷摄影如同“犯毒瘾”。
正是这种正中下怀的“私人定制式”腐败，让“摄迷”秦玉海越陷越深。
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但“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
“奇葩”外号显差评被称为“许三多”的浙江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被称为“徐三多”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达，均因“钱多、房多、女人多”而获民间“鉴定”，为群众深恶痛绝。
于江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落马的陈安众，“贪玩”出了名，曾以好酒贪色留下“三八书记”的绰号：“一米八的个子，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
”还有部分官员因惯常表演，秀“清廉”，直到事发落马，演技穿帮，身败名裂。
2011年1月，时任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谈到高房价和幸福的话题时讲道：“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万庆良因此被网友称为“六百帝”。
权力变现“捞”臭名一些官员因长期钻营某一领域，从中获利而臭名昭著，被老百姓冠以各种绰号。
江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光荣被称为“收款机器人”，他在九江经开区任职期间，共受贿5365余万元。
其中，大部分为地产开发商所送，仅商人赖拥军便向其行贿3800万元。
上项目、搞工程常常被一些官员作为增添政绩和仕途升迁的手段，他们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任上，一度让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的绰号；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拆迁而出名，在担任成都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他被成都市民称为“李拆城”。
官员“贪腐绰号”背后藏着啥猫腻？官员有绰号的不少，其中包括一些优秀干部。
比如“活菩萨”(孔繁森)、“孺子牛”(牛玉儒)。
当然，贪腐官员的绰号往往会更“醒目”。
细数近年来查处的贪官，如“李拆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季挖挖”(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武爷”(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王指倒”(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区长王洪钟)、“曾大人”(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五毒书记”(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诸如此类，无需解读，谁都可以看出，这些绰号预示着官员的什么嘴脸。
群众心里有杆秤，给谁起、为何起、起什么，绝对是一针见血，准确恰当。
群众“赐”给官员什么绰号，完全是“脚上的燎泡——自己走出来的”。
譬如，群众称孔繁森是“活菩萨”、牛玉儒是“孺子牛”、杨善洲是“草鞋书记”，拥戴之情溢于言表。
而对那些“武爷”“拆城”之类的贪腐官员，其绰号无不折射出群众的憎恨与嘲弄心情。
对于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多听听百姓给自己起的绰号，就可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于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多听听百姓给官员起的绰号，便可管窥一豹，顺藤摸瓜，进而查明就里，惩腐肃贪。
对于从严治党而言，贬抑的绰号更具有指向意义。
一般来说，贬抑的绰号都包含了一个故事，或者说明了一种态度。
群众畏其权势、投告无门的时候，只能通过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尽管绰号式的概括不一定全面，也有很强的情绪色彩，但其指向性极为精准，很可能成为一个干部错误言行的“速写”，当然也足以成为线索，让有关部门“顺藤摸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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