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糟粕也混了进来，犯罪活动逐渐猖獗。
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控江路事件”：三个年轻人因为争夺女青年，与另外四人发生冲突，七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持刀互砍，导致两人重伤，三人轻伤。
此事一出，全国震惊。
紧接着，北京火车站发生爆炸案，造成一死八伤；从沈阳机场起飞的一架航班被卓长仁等六名持枪歹徒劫持到了南朝鲜（今韩国）。
“二王”即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俩，从沈阳犯下盗窃和杀人案件后，一路南逃，在逃跑的路上又连续作案，杀死九人，伤九人，震惊了全国，公安部为此发出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
这一系列的恶性案件，让中央领导意识到，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已成为危害四化建设的一大毒瘤，必须下重手惩治。
于是就有了后来著名的“严打”。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在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上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状况。
有的基层同志担心，这样办案证据不足，彭真说：“现在不管谁，只要够逮捕的条件，就要摸着脑袋算一个，以便依法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教一批。
”在彭真同志的推动下，1983年8月5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彭真同志明确提出了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
同年的8月24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里面详尽地阐述了刑事犯罪活动猖獗的严重情况，并建议以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第二天，中央领导就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中央很快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刘复之的报告和对报告的批示转发全国。
8月25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很快，为期三年的严打第一仗，在1983年的8月上旬打响了。
各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到了九月下旬，严打第一仗结束。
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八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赃款和赃物。
到了年底，严打第二仗也打响了。
这一仗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地都相继召开宣判大会，一大批犯罪分子被宣判并执行了死刑。
在八三年的严打中，被判死刑的，除了杀人、抢劫、强奸等重刑犯外，还有很多是犯了“流氓罪”的人。
这里面，不乏一些高干子弟，比如朱国华，他是开国元帅朱德的孙子，就因犯流氓罪和强奸罪，在严打中被判处死刑。
与朱国华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陈东平、胡晓阳等人，这些人都是高干子弟，他们平时依仗家里的权势，无恶不作，强奸、轮奸了多名妇女，民愤极大。
除了这些高干子弟，还有一些当时的知名人物，也牵涉进了“流氓罪”，比如当年家喻户晓的著名歌星迟志强，就因“流氓罪”被判入狱四年。
说起“流氓罪”，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清楚，但在七八十年代，这是一条很常见的罪名。
1979年的《刑法》中，是这样定义流氓罪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而在严打期间，为了从重打击刑事犯罪，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流氓罪的量刑标准，又做了提高，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也扩大了流氓罪的打击范围，将聚众进行淫乱活动，也归入了流氓罪的范畴。
严打期间，对流氓罪的判罚，真正体现了“从严”的原则。
这里举一个例子，西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舞会，被公安以“流氓团伙首犯”的身份抓获，经过公审后，马燕秦被判处死刑，并很快被枪决。
除了“从严”，严打期间对流氓罪的判罚，还体现了“从快”的原则。
1983年8月25日，吉林省的田某因盗窃被抓，他因怀恨在心，用铁锤将看押他的民警打成重伤，然后逃跑。
仅仅六天后，田某就被抓获归案，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作案到被枪决，前后只用了六天时间，可谓雷厉风行。
在严打中，因“流氓罪”被判重刑，甚至死刑的人，有一部分确实是罪有应得，但也存在扩大化的倾向。
像聚众跳贴面舞、看黄色录像，甚至穿喇叭裤、留长发，都被算作了流氓罪。
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却有很多人因此身陷囹圄，甚至掉了脑袋。
严打结束后，法律界也不断有人呼吁，应该取消“流氓罪”这一容易被人随意解释的罪名。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7年的新刑法，终于取消了“流氓罪”这一罪名，而将其分解为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而这些罪名都不再设置死刑，甚至废除了无期徒刑。
在“严打”运动中，也有人对运动式执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搞运动的方式，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但这些意见并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