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认为是从《诗经》到元曲的变化过程。
元之后的明清到民国，以至当代，诗歌形式再没有任何变化。
古典诗歌的衰落也就常常以此为划分节点。
事物总是发展的，当旧的形式不能满足新的表达需要，人们自然会在旧有形式上求新求变，变无可变，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对古典诗歌而言，这种发展变化最显而易见就在于他的形式。
诸种形式之中，六言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四言只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代，五言、七言自经成熟则一直是古典诗歌主要形式。
为什么四言自《诗经》后，就再也没有昔日的辉煌，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繁荣？四言诗能产生并流行数百年，首先是由上古音韵的客观环境决定的。
彼时语言以单音节词为主，四言两字一拍的“二二”节奏形式既简单，表达上又比较灵活，相较三言，容纳也大。
一经发展，便显示出极大的活力。
从上到下，自民间到王公贵族，广受欢迎。
也正因为如此蓬勃，才有了周代的采诗制度。
孔子说《诗》可兴观群怨，实际上于审美之外，道出了诗歌的教化作用。
这正是政府注重采诗的原因。
采诗官行游天下，举国上下四言歌谣随处可闻，当是周人的盛况。
这也是采诗官必要的存在条件。
上古时代，以刀为笔，以甲骨、龟背为纸，写个字还是复杂的象形，文化语言类传播只能是口口相传。
这才有了在今天看来是公费旅游，玩着玩着就把活干了的采诗官。
而口口相传的东西不会太长，否则记不住，不易传诵，采诗官记录上也就不会有太大难度。
故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较短，《周颂·清庙之什·维清》就只有18个字，比四句的五言还短。
最长的《七月》尽管也有300多字，但因为《诗经》需要配乐歌唱的音乐性，重章叠句较多，有时候还会夹以衬字，这也是《诗经》的一大特点。
比如这首《扬之水 》：扬之水，白石凿凿。
素衣朱襮，从子于沃。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扬之水，白石皓皓。
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扬之水，白石粼粼。
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但随着竹简制作工艺的成熟和毛笔的书写普及，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著作风起的现象，古代语言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大量的合成词成为广泛交流的日常用语，西周时期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表达已经到了以单音节、双音节并用为主的表达，这对于已经流行数百年，产生了审美疲劳的四言诗，明显显得不合潮流。
人们需要更活跃多变的表达方式。
五言诗的出现便是探索的结果。
如果说语言音韵的丰富发展是诗歌形式变化的内驱动，那么礼乐制度的崩塌又是四言诗衰落的外助推。
孔子常常感叹礼崩乐坏。
礼乐机构的废置便是其标志之一。
《诗经》记录的时代已经到了春秋中期，战国更是七雄争霸，像周王朝这样的“春官”礼乐机构已经废弃，采诗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且由于这时期竹简的广泛应用，著文之风大起，于诗学也造成很大的冲击。
四言歌谣体之所以盛行大几百年，书写困难是客观上一大原由。
只能口传，天然就形成了诗歌。
而其中押韵的美感和更便于记诵的特点，自然也摸索出来。
记着顺口，也成为《诗经》最原汁原味的特点之一。
战乱之世，各国忙着扩地圈人，歌舞娱乐是无暇顾及的。
这直接导致古乐消亡。
没有印刷术年代，文字尚且难以保存，乐谱更不用说了。
古乐虽亡，但产生的新乐总是与时俱进的。
到汉武帝设“乐府”，恢复采诗制，又需要配乐诗歌的时候，乐府中旧有声调之雅声（周王朝）己失，四言诗已然不知演奏，而楚声、秦声、新声（北狄西域之声）崛起，五言诗正当其时。
武帝宠臣，也是音乐家的李延年，其所唱名曲《李延年歌》：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已经是比较整齐的五言。
而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有《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样的刺世五言。
再者，具体到句式结构上，四言变五言，只增一字，却有文学上“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节拍上“二二”式变成了“二三”式，“三”又可以拆分成“二一”或“一二”，这就出现了半拍，拍节上从只有偶数变成有奇有偶，奇偶互配，能充分满足单音词与双音词的灵活混搭，语调上可急可缓，节奏多变而又音节亮丽。
反观四言，则呆板、单调得多。
表达力上，南朝钟嵘在其名作《诗品》里，对四言、五言有过经典评述。
他认为“夫四言文约意广”，却“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什么意思？就是《诗经》虽然言简意丰，但经常把一句话掰两句说，才能达成完整的意思，而五言一句就够。
所以钟嵘说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并举汉末无名氏之《古诗十九首》为例，至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之评。
诗体之变，诚如明代胡应麟《诗薮》所言，“四言盛于周，汉一变而为五言”。
汉武帝大扩乐府无疑起到不可替代推动作用。
但他又独尊儒术，将《诗》列为六经典范，以政治介入文学，反而使汉代文人热衷四言创作，无视或忽视民间已经流行的五言，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五言的发展。
以至于第一首文人五言到东汉班固才有。
直到汉末，哪怕出现了《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这样五言上产生质变的飞越诗篇，却也是署名无名氏。
文人开始大作五言，始于建安。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言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的完全成型，以曹植为代表。
也就是这一时期起，五言脱离音乐从属地位，而成为抒发性情的独立文体。
之后，历经太康、元嘉的发酵，经过左思、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五言大家的不断开掘创作，五言诗彻底取代四言，而迎来自己的全盛时代。
且之后，始终占据诗史上与七言并列的主导地位。
四言诗却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尽管自《诗经》后，汉魏时还有曹操的《龟虽寿》等名篇，两晋还有嵇康、陶潜的四言诗，到了唐朝还有司空图的经典四言诗论《二十四诗品》，乃至近代还有毛泽东的四言诗《祭母文》，却都系个别诗人的个别创作，零篇散章，已与时代主流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