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中共曲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曲阜党史资料选编 第2辑》第160-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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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淮海战役的曲阜会议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华野前委)在曲阜召开了贯彻中央会议精神、部署淮海战役的重要会议。
（一）四八年六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年秋，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华东、华北、西北、东北等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相继取得了华中战场的睢杞战役（亦称豫东战役，歼敌九万余人）、华东战场的济南战役（歼敌十一万余人）、华北战场的察绥就役（歼敌二万余人）、西北崗场的荔北战役（歼敌二万五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在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正在迅速而胜利地向前发展。
经过解放战争第三年头四个月（四八年七月至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歼敌四十七万人）的英勇作快，蒋军丧失了一百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军队由四六年七月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期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二百九十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由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迅速增至三百余万人。
中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优势。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战略任务。
为此，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大约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为了使华野全军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有明确的了解，统一大家的意志和行动；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为了加强纪律性，以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作好淮海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在济南战役刚一结束，华东野战军即挥师南下，集结在临沂、邹县、滕县、济宁、兖州、曲阜一线。
华野一部于十月三日到达曲阜。
随即华野前委也到达曲阜，进行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华野指挥部就设在孔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随即在这里召开，传达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决议。
(二)九月二十五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中央军委便指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着手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并且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进而具体指示，淮海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鎭、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第三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这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之作战。
因此，要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准备工作，应在十月十日以前，“要开一次象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这时，华野前委一面命令部队南下休整；一面为组织淮海战役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制订发动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
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济南解放后，我山东、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徐州蒋军集团已处于孤立。
因此，徐州的刘峙极其惶恐，不断收缩兵力于徐州周围，麋集一团，打算让我们啃不动、嚼不烂。
我们一口当然吞不下，但可抓住战机进行分割，一口一口吃掉它接着，他介绍了已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向运河的淮阴、宝应、高邮守敌发起进攻，全歼蒋军第一绥靖区周岩所部。
第二步，向陇海铁路东段海州、连云港发动进攻，全歼蒋军第九绥靖区李延年所部。
在上述作战中，为阻止徐州之敌东援，组织了打援兵团，待机歼灭敌一部。
由于是先取淮阴后夺海州，故称“淮海战役”。
对这个作战计划，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统一了认识。
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
中央军委接到这个“淮海战役”计划后，当即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举行淮海战役。
但是，第一仗不是打淮阴，而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于新安镇。
这样就打通了山东与苏北解放区的联系，以利下一步在徐、蚌线上作战。
为此，应召集一次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思想，做好充分准备，方可开始行动。
华野前委在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于十月五日，在孔庙的奎文阁（又名藏书楼），由粟裕同志主持，以加强纪律为中心内容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开幕了。
参加会议的有华野前委负责同志和全体委员、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负责同志、华野全军所属十四个步兵纵队（缺苏北十一纵）的纵、师两级负貴同志及特纵、渤纵、鲁纵的负责同志，还有华野所属各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一百多人。
他们是：华野前委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集、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以及叶飞、谭启龙、张翼翔、滕海清、康志强、詹化南、何以祥、丁秋生、陶勇、王必成、梅嘉生、皮定钧、江渭清、杜屏、成钧、赵启民、胡定中、王建安、向明、张仁初、聂凤智、刘浩天、宋时轮、景晓村、赵俊、陈锐霆、管文蔚、吉洛（姬鹏飞）、胡炳云、陈庆先、曹荻秋、陈克夭、周志坚、廖海光、李继开、袁也烈、陈丕显、傅秋涛、曾生等。
另有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张鼎丞。
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战略任务，特别是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充分讨论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一致通过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
在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野战军、兵团、纵队三级党委和主要负责干部，白上而下的着重从政策、制度、纪律、组织几个方面进行了认真地自我检查。
在检查中，大家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发扬民主，以虚心诚恳和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对过去的成绩作了恰当的估计，对现存的缺点错误也进行了深刻地检查和严肃批评。
大家首先肯定了华野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所给予的作战任务，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军队内部关系上基本是正常的，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但是，华野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也是严重存在着，主要表现为：第对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及时认真贯彻执行，仍存在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好、不报坏，或者好坏均不报的错误现象。
第二，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指示，细心研究和反复学习不够，故不能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办法。
第三，某些单位的负责同志缺乏统一集中的整体观念，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出发，把部队的人员、马匹、武器看成好象私有财产，把自己所领导的部队作为“独立王国”。
第四，部分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进步不快，存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不虚心学习、享乐观念、保命思想、执行命令叫苦讨价等。
第五，后勤工作的供给制度不严格、自由开支、不爱惜公物、多报需要、少报缴获，经济制度混乱，造成惊人的浪费。
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存在这些缺点、错误，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正确地执行覚的政策和圆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为了改正缺点，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决议进一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检查了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原因，并提出了改正缺点错误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指示。
大家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向前进”的方针，是引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方针。
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军队向前进”的方针，才能“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转至蒋管区，迅速摧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更加有力地鼓舞和援助蒋管区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正义斗争，才能实现“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任务。
但是为了“军队向前进”，还必须“生产长一寸”，这不仅对目前支援战争，加速战争胜利进程，而且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善解放区的人民生活，才能更好地发挥和调动全力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军队向前进”的物质条件，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会议强调指出，加强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中心环节。
因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夺取全国胜利为期不远，我们党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我们的地域扩大了，军队増多了，大兵团作战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从社会环境来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特别需要加强纪律教育，克服自身的非组织状态。
由于我军过去长期被敌人分割，独立活动多，因而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九月会议通知中，进一步重申，“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三）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统一作战意志和行动，调整内部关系，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的进程中，专门安排了时间，多次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淮海此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问题。
为了会议的安全和保密的需要，作战会议转移到孔林里举行。
十月九日晚上，在孔林南面的门楼上，召开了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由华野领导同志介绍了前委研究的作战方案。
到会同志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军委关于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指示完全正确，这是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仗胜利的根本方针，对于取得全战役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反复研究，最后制定了新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大多了，它是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大战役。
这个作曲计划上报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
十月十一日，华野司令部收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同志把淮海战役分作三个阶段来进行，并明确指出：第一，此役第一阶段的中心，是集中兵力围歼黄伯韬兵团，以实现完成中间突破的任务。
第二，为达上述目的，必须用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人一个军的办法，以六至七个纵队分割、围歼黄伯韬三个军。
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示，要按九月“攻济打援”的方针进行部署，这就是说，必须用华野一半以上的兵力，即八个纵队来牵制、阻击和歼灭徐州东援之敌一部，以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伯韬兵团三个军的目的。
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又指示粟裕、谭震林二同志，一定要把打援的兵力放在敌之侧翼。
从徐州的西北、东北、东南几个方向部署兵力，侧击敌人，借以钳制徐州各部援敌，造成我军四面包围攻打徐州并似乎有意夺取徐州的形势，以达到迷感敌人，迫使徐卅守敌不敢冒然出师东援黄伯韬兵团，又不能确切判断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伯韬兵团的真实意图之目的。
这样，就为我军造成了歼灭黄伯掐兵团的有利条件。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当晚，在孔林洙水桥之北岸的云斋房内，由栗裕同志主持，再次召开了作战会议。
会议进一步分析了敌情形势，统一了作战思想，重新修订了作战方案，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和兵力使用作了全面安排和具体部署。
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
最后，由粟裕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发言。
他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指示表示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十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淮海战役准备命令》：东路（即左翼），为苏北兵团，由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同志指挥二纵、十一纵（属中野）、十二纵共三个纵队，从發榆县向阿湖镇前进，围歼阿湖地区敌廿五军，并首先以主力一部夺取和控制新安镇以东，以阻击敌廿五军向新安镇退却，但亦必须同时以一部首先切断黄伯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之退路，防敌东窜；中路，为华野总部，由粟裕、谭震林亲自统率一纵、四纵、六纵、八纵、九纵、鲁中南纵队、炮兵纵队等七个纵队，从临沂南下，分头攻占孙城、邳县等地，然后向黄伯韬兵团驻地进击，并同集结在宿迁附近的我军十一纵（属华野）、江淮独立旅等部，实施南北对进，突击包围黄伯招兵团：西路（即右翼），为山东兵团，由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指挥七纵、十纵、十三纵共三个纵队，从滕县南下，分别向临城、枣庄、峰县前进，然后直插徐东陇海路大许家车站，以切断黄伯韬兵团西逃之路，同时，阻歼可能由徐州沿铁路东援之敌；另一路（即徐州西北一路），为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加上冀鲁豫独立旅，从单县向丰县、杨山前进，以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以西近女，力求拖住孙元良兵团，使其不能往商丘、杨山东援，并迫豚邱清泉兵团不敢由杨山向徐州东援，以保证我东线主力包围歼灭黄伯韬兵团之计划实施。
十月底，淮海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安排就绪，粟裕同志代表华野前委把准备情况于十月卅一日清晨上报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
鉴于这次战役规模巨大，又提出请当时在中原野㈱军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临前线统一负责指挥的建议。
第二天下午，华野前委便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第二，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由陈、邓临机决定。
为了贯彻华野前委会议精神，十一月三日，在孔庙奎文圏前的大院内，召开了华野前委直属单位营以上干部大会，由粟裕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要求大家：集中全力，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全歼徐州蒋军集团主力，为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十一月五日，粟裕、谭震林同志离开曲阜回到临沂总部。
十一月六日，发起淮海战役的命令下达了，华野数十万大军，依照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兵分十三路，由赣榆、临沂、滕县、单县长达七百华里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杀向淮海战场。
战役发起后，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之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因此，中央决定，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统筹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同志组成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
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四）华东野战军曲阜会议开了二十多天。
通过对中央九月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学习讨论，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革命形势，明确了党的方针和任务，统一了作战思想，提商了斗志，使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团结，组织上更加统一，提高了政策水平和战斗力，纪律性空前加强，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打下了有力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为了保证开好华野曲阜会议，充分做好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指示，推迟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
在这期间，华野司令部结合作战需要，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一所大教室里召开了全军攻坚战术经验交流会，促进了军事训练。
为了配合部队的形势教育，华野政治部文工团赶排了话剧《前线》，在这个学校的大礼堂向指战员进行了慰问演出，还演出了京剧《逼上梁山》、《闯王进京》等富有教育意义的节目。
这期间，华东局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抓紧了支援淮海哉役的准备工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下统一行动起来。
华东局及时发布了动员人民群众支前的指示。
首先，组织了华东支前委员会，加强领导，统一调度人力物力。
其次，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各级支前委员会，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构。
再次，把成百万的民工按照军事需要编制，组成一支强大的支前队伍。
后方广大人民积极行动，日夜不停地筹办军用物资。
这样，从上到下，从领导到群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还专门派了杨立三同志，统一部署后勤支前工作，从而创造了保证淮海战役胜利的物质条件。
华野曲阜会议后，从名纵队党委到连队支部，十分重视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
虽然此役发起在即，准备工作异常繁忙，但仍然抓紧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或干部会议。
按照《曲阜会议传达提纲》的要求，认真传达会议精神，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广泛开展了加强纪律教育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
各纵队党委根据会议精神，也都作出了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决心为贯彻党的战略方针，完成中央给予的战斗任务而努力。
曲阜会议对华野部队进一步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深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发扬“三大民主”，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会议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是“新式整军运动力的深入和发展，是华东野战军建军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对于加强我军的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提高指战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我军革命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野曲阜会议的成效是巨大的。
《淮海战役组歌》中就有“曲阜会议伟大的成绩”的赞句。
它的重要历史作用就在于为发起淮海战役做好了战前总动员，使华野全军从上到下、从精神到物质做好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为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