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港镇——中国人民海军发源地刘昌年中国人民海军作为一支名震四方的威武之师，在解放战争和保卫并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中功绩卓著，伟业超然。
2005年12月23日，《扬子晚報》“江苏探秘”载：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泰州白马庙诞生，这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文章说：“白马庙不靠江不沿海的，人民海军竟然诞生于此，着实让人有些费解。
”那么，人民海军起始于何处呢？笔者研读有关县志党史、书刊文献及文史资料，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以文字史料为主要依据，进一步进行考证和研究。
大量史料昭示我们，1941年3月初，新四军一师三旅在江苏如东掘港建立海防团，揭开中国人民海军初创的序幕。
本页末题注:发源地：起源的地方。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2002年版Ｐ340载: 发源—起源。
）一、新四军在如东创建海防团，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也是正面严酷形势的急需，促成中国人民海军的发源新四军在江苏如东创建海防团，并非灵机一动，更不是空穴来风，有其复杂而严峻的背景，也有其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机遇。
1、渡江战役以前我国没有人民海军。
这是研究人民海军发源的前提。
1949年4月23日前漫长的岁月里，封建时代虽有“北洋水师”，但经不起洋炮袭击，基本上形同虚设；国民党时期办的海军，四分五裂，总体上体弱多病。
正如陈毅同志指出的：我国“有海无防”，实际上他是说：那时没有真正的海防力量，沿海失防。
近代，无论是工农红军，还是1937年8–10月先后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編新四军”即新四军等，都是陆军。
一句话，过去根本没有人民的海军。
直至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地作出重要决议：“……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并“将组建海军的任务赋予了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来具体策划执行。
”“组建人民海军，首先从华东地区开始，然后向华南、华北发展。
”4月22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先生谈及“共军”渡江问题时说：“我嘛，心里也有一本帐，想等到六月份长江水涨，他们没有海军，要过长江就不可能了。
”中共中央文献载：“1949年4月23日……宣告了新中国自己海军的成立！”以上一件件文本说明我国在1949年4月23日始才有了自己的人民海军。
2、国民党当局疯狂排挤新四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陡生事变，抗日战争因此爆发，国共实行联合抗日救亡。
但是，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国民党当局并不诚心联合抗日，只让新四军在皖南和苏南开展抗日军事活动，迫使陷入原地踏步的境地。
身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的韩德勤，运作16万兵马，掌控苏北敌后的大部地区，专干真反共、假抗日的勾当。
1940年10月3日，发生黄桥战役。
韩出动大量兵力，分三路向黄桥进攻。
陈、粟大军以五千战斗人员之兵力对付大部兵力的韩部，通过科学用兵，巧妙施计，激战3小时，鏖战一通宵，先后打得韩部的三路溃不成军。
可是不出半月，蒋介石指示手下发电给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新四军大加指责，强令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12月9日又发出“限期北移” 的手令，要求年底前“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
”韩德勤疯狂叫嚣要恢复到黄桥战役以前的态势，密令苏中四分区顽固派“精诚团结，全力以赴，赶走共产党”。
立时，苏北天空乌云密布，各地顽军蠢蠢欲动，制造的磨擦事件时有发生。
3、江海平原杂牌军逞威。
通、如、海、启国民党驻军35000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利，并与日伪和平相处，而对群众欺压荼毒。
由于南通、如皋相继沦陷，国民党机关和军队先后撤到掘港一带，致使掘港一带的情况更为复杂。
保安一旅驻马塘，五旅一部驻掘港东南，国民党苏北游击六纵队徐承德一部盘踞在骑岸镇一线。
此外，掘港还驻有这几个保安旅及工人总队、税警团的一些留守处、联络处。
这些杂牌军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贩私盐、贩皮花，搞黑市买卖、设卡收税、坐地分享利税。
掘港以当地黑（陈文亮）、白（白银涛）两个“老头儿”为首的帮会势力，相当猖獗。
当然，黄桥大捷对这几股势力有所震慑，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在对新四军的态度上，有的开始比较接近，有的还摇摆不定，还有的心怀叵测，顽固不化。
例如，徐承德之流就想找机会吃掉新四军。
实际上，这些国民党军成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4、南黄海上海匪横行。
通、如、海、启沿海的各帮各派打着不同的旗号，各路人马独霸一方。
在弶港一带有孙二富、吴道生，在启东寅阳、崇明横沙、园园沙、如东丰利一带有陆洲舫、王兆兴等，在新洋港有袁国祥，拼茶一带有王良玉、戴国田等，吕四有彭效朋，在连云港一带有刘九功、陈家禄，斗龙港有潘字号、老黄河口有岳家旗号、长江福山有仲炳贤，上海浦东有张阿六，金山有王百美（女）等。
这段时期，这些海霸子（即海匪头目，又称海巴子）他们趁乱世纷争之机，与日汪、国民党顽固派靠拢或勾结，常在如东近海游荡，对付新四军和渔盐民地方武装，还向渔船放旗，每面旗都要收钱。
每条船一年要买十几面旗，要不，出海碰到这路海匪，就被扒鱼、拖船，甚至把船老大吊到大桅上打得死去活来，还不时骚扰、欺诈沿海百姓，成为新四军占领海面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小的障碍。
5、中共“五四指示”作出部署。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分析大江南北的局势后及时指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俨然发出了在海边创建包括海防部队在内的扩军号令。
“五四指示”下达后，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两指挥进一步发现苏北地区特定的战略地位，以及黄海边所具有的战场潜力。
于是，经中央批准后把主力移往苏北。
此举被后人称赞为“儒将陈毅，以高超的斗争艺术部署了挺进苏北的这一场战略决战。
”6、掘港届时具备特殊地位。
继1940年10月，如皋县一分为二，皋东成为县治（1945年9月启用新名“如东”），共产党人叶胥朝任县长以来，在掘港“好戏连台”，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后发展成苏中四地委）迁驻，11月，成立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虽是缓冲性组织，却对嗣后新四军开辟这里的根据地和创建海防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季任指挥，12月，正式成立中共县委，年底取得掘港保卫战的彻底胜利。
尤其，10月下旬，新四军三纵队进驻，威震四方。
以上一件件大事，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如东的影响，改变了当地的军事氛围和人文环境二、新四军一师三旅在掘港镇创建海防团，是古镇的造化，也是上级的远见，为人民海军起源做好前期工作掘港，原名沿海村，处于长江入海口北侧扶海古沙洲东端。
宋代筑捍海堰于镇东，绕至镇南，渐成一座初具规模的海滨古镇。
《如皋县志》载：“明太祖洪武二年……为防御倭寇侵犯，屯军于掘港。
信国公汤和筑土堡一座……守堡防御。
”“明洪武中，置掘港营战船八号”。
该营“辖水师”。
清“同治九年，奉命裁改掘港营为外海水师。
”《掘港镇志》云：“掘港地处长江北岸、黄海之滨，东南北三面环海，古为倭寇首犯要地。
”自古以来，这里长期成为海防重地、水兵营盘。
二十世纪中期，是一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19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和军事的格局。
10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司令命令一师三纵队陶勇司令员等率部从海安出发，挥师东进通、如、海、启地区。
正如陈丕显老书记在《南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序言中指出的：“新四军过江后，之所以首先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尔后又迅即向通如海启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粟裕同志所说的‘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
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1月3日，三纵队来到如东掘港镇。
陈司令也随三纵队莅临掘港。
陶司令部队的进驻, 顿使略显寒意的古镇冬去春来。
陈毅司令沿途看到欢迎新四军的热烈景象，听了关于掘港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情况介绍，进一步认识了这个地方。
他一手搭着陶勇司令员，一手扒着张震东参谋长的肩膀，感慨地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这次，陈司令亲临掘港，指示建立如皋中心县委（注：统一领导通、如、海、启四县的核心组织），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主主张，组织发动抗日工作和建立地方武装组织。
他还约见各界人士，研讨团结抗日等问题，主持达成“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的协议，待事情办好后，离开掘港到盐城去。
他的这次东巡并讲话，就是新四军最高层的突击视察，作出重要决策，可以理解为开辟根据地和创建海防团的序曲。
掘港镇有一簇明清建筑群，位于掘港镇南街东圈门巷西侧，东南部为束公馆，与西侧祝公馆、北侧王公馆及毗邻的包公馆连成一体，气宇非凡，其中束、祝、包三馆既互相独立，又有便门相通，共有明清式平房40余间，设有门房、敞厅、穿堂、客厅、花厅、内房、厨房、厢房、花房，并有花园、假山等，除辟有大豫盐垦公司办事处外，居住着在该公司任职的束、祝和包三姓的先生及家眷。
抗日战争开始，束公馆的住户避免战乱已陆续寄居外埠，而国民党常备团和侵华日军及杂牌军接踵而入，盘踞多年。
新四军的东进如东，他们才不得不避让撤出。
三旅陶司令、刘政委等在束公馆安营扎寨，设立指挥部，并开始办公。
陶司令在会议室仔细观看、冷静分析军用地图后指出：“苏中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后划为苏中四分区），好像伸在长江口和黄海边的一个牛犄角”。
这片土地临江滨海，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地理位置与战备地位对苏北而言都十分重要。
陶坚定地说：要让“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巍然屹立在大上海彼岸，象把雪亮的宝刀紧紧地逼在敌人脖子下。
”如东的区域优势更应看重。
三旅几位首长一致认为，在这里执行陈司令的指示，不仅要立足掘港，还要放眼如东；不仅要在陆上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要做好海上的文章。
当时，掘港虽成内陆，但距离东边的南黄海并不远。
而东北海滨的北坎、长沙、何家灶，西北海滨的环港、丰利镇，好比“众星捧月”。
从历史和现实、位置和条件来看，掘港镇作为牵头组建海防部队的首选地点。
陶司令初来乍到，便在这里热情接待各界来访。
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叶胥朝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社会进步人士窦止敬、丁根澄、钱石安等先生，成为座上常客，有时甚至促膝谈心到深夜。
他的警卫员老邱关心首长的健康，为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就悄悄坐在束公馆门房口挡驾。
可是，这事却被陶司令碰见，问明原委后严肃地说：“我们军队离不开地方，离不开群众，这就象鱼和水的关系。
我们多交一个朋友，抗日就多一份力量。
”那几天，他有时初夜还走到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与季方指挥研究工作。
他还派出侦察科周科长到何家灶调查了解沿海渔盐民生产和海防情况。
在接待来访和走访中，特别与叶胥朝、季方、周科长的交谈中，获悉不少。
当时，陶司令感到我们陆军大多是“旱鸭子”，在这汪洋大海上基本寸步难行，而且迟早要与那帮海匪和游杂部队不期而遇。
再说，那一帮帮海匪为非作歹，从海上对扩大抗日根据地带来一个个麻烦，实际成为新四军改变“背海作战”形势的一种障碍。
这时，陶司令又想起了陈司令下达东进任务时的交代：“一定要抓紧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是毛主席指示的一条正确路线，“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我们就不怕那帮家伙起来造反了！”三旅发现海上各派海匪各有背景，“为盗”并不是一种因素，也不是一个模式，其中孙二富、陆洲舫、袁国祥、吴道生等“司令”、“老板”虽不可一世，但不是铁板一块，有的可以经过改造后使用。
于是决定从如东的实际出发，抓住沿海失防这个薄弱环节，化压力为动力，结合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运用统一战线为法宝，化阻力为助力，为我军所用，打好加强海防的主动仗。
11月中旬，由季方出面在掘港镇召开通如海启地区各阶层代表会议，各方派代表参加。
会议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告苏四区民众书》，增补陶勇为副指挥。
形势的发展，让陶司令加紧了思考，在他的脑海中琢磨出新四军创建海军的构想，逐渐勾勒出一幅蓝图——利用如东得天独厚的条件创办海防团；练出水兵，让旱鸭子下水，开着帆船在南黄海上巡逻，将来开着军舰镇守蓝色国土。
他把这个想法和政委等商量后，向粟司令作了汇报。
粟听后即复电，大意是：提议甚佳，完全赞同，拟拨苏中军区战士二百，望纳为海防团首批水兵。
陶见到复电，心里更加踏实，并着手筹建海防团，而掘港建团的独特条件，无疑成为首创海防团的营盘。
三旅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执行自主扩大军队的指示。
正在这时，刚投奔三纵队不久的国民党军某团副官朱坚提出协助扩军的请求。
这位河南汉子，本名叫朱树兰，在伏牛山麓度过辛酸而艰苦的童年，在讨饭路上投军谋生。
朱为人诚实，寡言少语，不事张扬，头脑好使，从1938年10月始当过保安团的营长、团部副官，负气经过商，甚至打算回老家拉队伍打日本鬼子，具有一般穷人的气质和爱国的情怀。
通过他的妻子郑秀（后改为郑启民）与三纵队首长的接触，增强了对新四军的认识，并再三说服老朱，让他迷途知返。
不久，朱实地拜访三纵队首长后，毅然脱离旧部队，并于1940年11月正式入伍。
那段时期，正巧他的熟人为国民党“新五军”（空头番号）招兵买马，且已联络好四、五百人，其实兵不像兵，无饷无枪，大多成为马塘一带的游兵散勇。
朱正争取做一些有益抗日的工作，于是毛遂自荐，对陶司令说他可以通过熟人招募兵员。
经陶司令派人调查“新五军”的情况，证实那是一批以社会闲散青年居多，不少是可教育的知识青年，可以入伍，并派进政治主任徐臻和文化教员。
11月18日，由张参谋长亲自为录用的兵员点名，宣读朱坚任团长的命令，正式成立新四军三纵队特务团。
会后，陶约朱谈话，深情地说：“你我都一样，都是苦出身呢。
苦出身的人，就是应该为群众干革命……要好好干哪！”朱点头允诺。
可是，陡生怪事，特务团的公章被窃。
朱向陶司令愧疚地检讨自己。
陶开朗地说：“这没有什么要紧，今后警惕一点就是罗！公章没有了，人还都在嘛，改名吧，改成独立团呗！”于是，撤销特务团，成立独立团，朱仍为团长。
（嗣后，偷窃公章者系内贼，终被查出，问题严重，经审讯于天后宫边处决）。
在掘港，他又动员旧友孙明鉴参加新四军，孙听规劝，表示一心跟着新四军走，而且联络他在长沙组建的“青年抗日队”100多人（有枪几十支），高举义旗，加入独立团，并出任一营营长。
1940年11月底，三旅在陈、粟司令关心下，取得掘港保卫战的胜利。
1941年1月14日，新四军叶挺军长从大局出发，亲赴蒋方谈判，被无理扣压。
接着，新四军政委项英遇害。
蒋竟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番号，审判叶挺，从而酿成“皖南事变”。
周恩来同志闻讯后义愤填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奋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到底！下旬，朱坚奉命带三个营去李堡参加反对蒋帮制造磨擦的战斗，将副团长、参谋长和团部大部分人员留在掘港，并设立独立团留守处，做一些征兵补员工作。
后来由于七团战斗减员，三旅决定独立团与七团合并，仍由朱当团长，又带队去打姜堰和泰州的伪军。
掘港保卫战的胜利、皖南事变的发生，引起部队内一些战士家乡观点抬头。
朱回如东后，正逢陶司令要求留守处抓紧征兵，朱借此机会建议在掘港沿海一带组建地方武装，派在当地驻防，稳定一下战士思乡的情绪，加强海防力量。
就在这当儿，有几个海霸子发现新四军来势不小，担心以后难以称霸海上，便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
这分明发出了挑战的信号。
三旅首长越加意识到加强海防，刻不容缓，从而做好准备工作，经过紧急研究后，决定把独立团留守处改为海防团，名正言顺地筹建海防部队。
三．三旅在掘港镇应势而动，积极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改造独立团留守处及部分海匪，在新四军中率先创建海防团1941年3月1日，著名的海霸子孙二富在长沙海面出现了。
这孙二富的家世履历和海上本领，侦察科周科长几天前就作过介绍，令人咋舌。
孙二富乳名二原，别名二虎，1908年出身于拼北弶港的一个贫苦渔家。
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打鱼、钩蛏，学当船老大，后又在海盗船上当贴身警卫，练出一身航船的本事、射击的好枪法，对海情了如指掌。
他具有江湖义气，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用陶司令的话说，他一不是汉奸，二不是顽军。
他拉进当地行船有一套本领的海户周少卿等人充当舵工和水手，组织队伍行事，但因缺少海船，施展不开。
嗣后，孙连系上当地船老板吴道生。
吴船主出身，上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且脑筋活络，诡计多端，是出了名的“吴秀才”。
他们合伙打出“弶港渔民自卫队”的牌子，自称“大队长、老板”，到处打家劫舍，收取渔民钱财，成为四分区沿海主要海匪帮派。
他们在弶港活动时，受到当地的反动武装实业保安队头头王平仲的排挤，并扬言要缴他们的枪。
孙、吴忽忙地远离王队，但因时间急迫，并未备足粮草及淡水就开船了。
这天，这帮人到达长沙海面后，孙叫吴写信给他的把兄弟陈顺祥，准备通过与孙的旧交、长沙镇的傅忠良补充粮草和淡水。
当地我方顾尔钥区长获悉后请示三旅。
三旅闻讯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在当地我方干群配合下，设计请他们在关帝庙喝酒消遥，正吃得似醉非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实施“瓮中捉鳖”，逮住了孙二富。
3月2日上午，三旅某连队押着五花大绑的孙二富，带上其它几个偻罗，回到了掘港上真观。
经请示陶司令，陶说：“单独把孙二富带来见我！”陶与其他几位首长说：“他们并没有投靠日伪，决定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他们过来。
”下午，将孙转送束公馆，领到指挥部陶司令面前。
孙惊恐无措，不知陶司令给他吃官司还是吃子弹？连大气也不敢哼。
陶司令首先命令：“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松绑！”并对孙严肃地说：“国难当头，不抗日，当海匪是可耻的。
希望你改邪归正，与新四军一起打鬼子。
”还说：“你们只要掉转枪口，过去的账可以既往不咎……”这时孙才缓了一口气，心想这“四老爷”的部队与其它队伍就是不一样，但还申辩说：“我们不是海匪，是弶港渔民自卫队。
王明仲要缴我们的枪，才下海的！”陶司令热情地与孙谈：“听说你家里很穷，你小时很苦。
我们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和我们合作抗日，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呀。
”孙默默地听完，猛地正欲跪地，陶忙叫警卫员扶住。
孙求饶地说：“谢谢司令不杀之恩，我姓孙的今世不忘，一定知恩图报！”陶耐心地交代：“你回去考虑考虑后，再派人来联系！归我们收编，保证你们的安全。
”孙称谢不已，连连点头说；“一定来，一定来！我姓孙的决不做不利于新四军的事情。
”陶追问了一句：“这话当真？”孙发誓：“决不反悔！我得和吴老板说一下。
”孙请三旅石林秘书用他的口气给吴道生写了一封信，便走上了回头路。
这边陶设法吩咐沿途我军各部放行。
第二天，孙在十三总借了小帆船将信送到海上的吴道生。
却说孙二富被放走以后，先到长沙关帝庙烧香还愿。
至于找吴道生谈事的任务，心想吴一眨眼一个坏主意，难以应付，就没有去找吴，而躲在船民程家赌钱。
而吴见到孙的来信后左看右想，认为这信是有人授意写成的，万万信不得，若是投靠去了，新四军的严肃纪律也受不了，干脆把船开向外海，玩起了“猫猫寻”。
由于海上“风声”紧，刚建立的海防团缺少海上活动力量确是棘手的问题，朱坚团长又想起捉来又放走的孙二富，心里念叨陶司令不是常说“化阻力为助力”嘛，可以把他收编过来，为我们所用呗。
朱请示陶司令后，陶本想等待孙的自觉，现在只好见风掉樯了，并交代：“此人象野马一样，同意受编未必是真，要使他的诺言变成事实，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你们就抓紧办吧！”朱坚、顾秀华等几个人从掘港出发向东北方向去找寻。
3日（一说月初），鉴于前些日子以来海匪的挑战和挑衅，表明我们加速组建海防部队，不可迟疑。
加之当时的战局较紧张，陶司令对创建海防团做了一些干部、兵员与船只等方面准备工作后，三旅首长在束公馆里的指挥部里紧急磋商，兵贵神速，约见朱坚、顾秀华和参谋长等，宣布独立团留守处改为三旅海防团，下设三个大队，上马干起来。
在这个阶段中，华东沿海组建海防部队还有：7月，东台弶港组成渔民自卫大队，一年后组建浙东海防大队、盐阜海防大队、胶东海军支队，但是，成立时间均滞后，且非新四军系统。
三旅海防团是新四军创建的第一团，开出了人民军队对抗反动势力的第一船，掘港因此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发源地。
4日，三旅海防团的团长、副团长和参谋长开会研究海防工作，朱认为战士和海船的数量均不足，尤其缺少海上活动的能人，难以执行护航或海战任务，必须寻求解决的良策。
6日左右，终因战局变化，三旅和海防团均迁到沙家庄。
当时正值春节刚过，陶司令为解决海防团的用船问题，带上石秘书和警卫员去爱国人士高亚东家拜年，商借海船。
7日，朱坚提议将孙收编过来为我们所用呗，请示陶司令，与陶不谋而合。
8日，朱、顾等人在船民老程家找到孙，经过朱耐心做思想劝导和现身说法，初步解开了思想疙瘩。
嗣后，根据三旅政治部何振声主任回忆，陶勇同志“第二天下海到孙二虎的船上进行谈判。
”陶下海去会过孙，船上还有袁国祥和吴道生等，由于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胆大的吓住了胆小的（其实，我三旅采取了保护陶司令安全的措施），想不到陶竟来到面前。
孙受过教育释放，态度较好，吴道生说话拐弯抹角，强调自家实际困难，不太愿意收编，而袁国祥却说出新四军有多大的实力保护自己，还想收编别人。
陶严肃也宣传一起抗日的意义，指明他们今后的前途，重申加强海防的决心和信心。
10日，孙来到沙家庄。
陶热情欢迎孙回来投入抗日，参加革命，还交代了一些政策，征求孙响应后，要求把队伍拉过来，先把架子搭起来，成立特务营，归海防团，并议定将营部安在环港东侧的沙鱼洼。
孙口头虽答应，但建营以后，却借故常驻环港，并不听从安排派差。
过了一些日子，孙派人送信来，希望旅部派代表去商量。
陶派石秘书在一个警卫战士陪同下去会孙。
石讲到首长对他们的重视，希望早日下海执行任务，配合抗日，至于职务、军饷和补贴等都可以商量。
孙看到旅部的态度，显得比较满意，当场确定正式拜会陶司令的地点和日期。
当时，担任三旅服务团美术组长的赵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石林同志相识在苏北四分区如皋（如东）的沙家庄，那是1941年的春天。
沙家庄是三旅司令部的驻地，司令陶勇、政委吉洛（姬鹏飞），他那时任陶勇陶秘书……他曾奉陶司令的命令，和一个警卫战士独闯东海匪船与海匪头目孙二富谈判，后来孙被收编为我四分区海上游击队，这可能就是我人民军队最早的海军了，不知后来陶勇司令任东海舰队司令是否和这有关？那是一次惊险的谈判，他是为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雏形立了功的。
”（载大众文艺出版社《石坚音乐·文学作品选集》）4月上旬的一天，朱回忆当时孙赶来沙家庄报告吴的船在小洋口北边搁浅。
陶听后决定亲自去船上谈判。
分区和三旅首长都不放心，准备派一个连去保驾。
陶说严重的斗争在舌头上，有理好说，不在于人多。
船老大教练官李水生听说这个消息赶来流着泪说：“陶旅长啊，你就听我老汉一句话吧，海匪窝是阎王殿，实在去不得啊！”陶毅然要求“单刀赴会”。
于是，陶、朱和孙等一行8人跨马蹬车赶到海滩。
在朱、孙一再劝说下，并且朱还自愿下船当人质，吴才勉强上滩与陶司令交谈。
陶根据与地委商定的原则，指出近海管理的规定和适当照顾的条件。
吴表示退出近海区，并答应等上潮后就把船放到环港去。
几天后的下午，孙派人报告：吴的船已靠到环港，听从安排。
陶司令知道后，带着朱和警卫班到环港去调查，有一些海船和人，但不见吴道生在场。
陶对船老大和船员们讲了话，对他们接受收编，共同抗日表示欢迎，又严肃地重申海防团的纪律，一定要走正道，做保护老百姓的事。
5月的一天，孙根据约定，前来沙家庄拜会首长，从此，三旅海防团特务营升格为三旅海防大队，并派出政治干部，对后勤供应和家眷生活补贴讲明，重申新四军的纪律。
从此，孙部正式接受三旅的指挥，带来枪支，还有海船。
海防团分工吴做副手，带队在海上值勤。
这样以后，三旅海防团做了一些护渔护航的工作。
一天，陶司令到弶港去，一行人乘坐孙二富的指挥船从环港出发，夜间行驶，在黄海上灵活而快速地前行，安全地完成任务。
当时石林秘书（本是音乐爱好者）由感而发，创作歌曲《海上行》，到处传唱。
当月，由陶司令参与在掘港镇组建苏北第四军分区（季方为司令员），对创建海防团提供了组织保障。
由此可见，新四军一师三旅在如东掘港镇首创海防团，开新四军创建海防团之先河。
掘港镇从此便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