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者按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权力变迁的关系上，这也是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本期三篇文章从书籍史的视角，分别聚焦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制作与流通、15世纪末德国印刷业的发展、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探讨了书籍在推动文艺复兴、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飨读者。
中世纪欧洲的抄写员查理曼作为加洛林王朝的一代雄主，其主要功绩在于大大扩展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疆域，涵盖了今欧洲大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
为了在其广袤国土上实行有效治理，查理曼急需一批受过教育、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士。
由于西欧之前的分裂混战，在查理曼当政初期，文化知识在其国家已普遍被遗忘，无法满足其治国的需要。
有鉴于此，查理曼决定以基督教会为突破口，实施多种富有远见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最终使加洛林王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被后世史家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
书籍作为这一时期知识传输的主要渠道，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缮写室的建立与抄写员的工作有感于本土学术水平的低下，查理曼延揽约克的阿尔昆、比萨的彼得、伦巴第的保罗、西班牙的狄奥多夫等欧洲杰出学者进入其宫廷，并成立了宫廷学校，培养高级官员和教士。
公元789年，查理曼颁布《教育通令》，命令每个主教区和修道院都要安排教授赞美诗、算术、语法等课程，并要求仔细校订教材。
而宫廷学校内的许多学者，后来亦纷纷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
为了满足各地文化发展的需要，王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用于抄书的缮写室。
查理曼曾写信给德意志中部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敦促其提高修道院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水平。
科隆大主教希尔德巴尔德作为查理曼的密友，曾指示拉昂主教抄写一部书籍，而该书是教皇利奥送给查理曼的礼物。
随着所抄书籍数量的增长，对抄写员的需求数量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
抄写员须经正规的培训，方能从事这项工作：他们首先要懂得笔顺，进而学写字母和音节。
此外，同一缮写室的抄写员通常要按照相同笔顺进行书写。
在掌握了这些技能后，抄写员便要坐在凳子上，俯身于斜面桌前，手拿鹅毛笔，蘸取从植物中提取的墨水，在羊皮纸上从事抄写或配图的工作。
至于抄写工序，有时是一个抄写员负责整本书，如瓦朗谢讷修道院的一位抄写员，曾用34天时间独自完成一部圣哲罗姆的评注集；更多时候则是由数十位抄写员合作完成，如图尔修道院的多位修士一道抄写了《图尔法令全书》。
学术界原先认为，中世纪早期制作书籍的权利只属于修道院内的男修士。
然而，有研究表明，当时并不只有男修士才有抄书的能力，修女、主教座堂神甫等也可以成为职业抄写员。
现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的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8世纪手抄本），便是14位修女共同完成的杰作。
而一旦抄写完毕，缮写室负责人通常要对文本进行校对，以保证质量。
据统计，制作于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手抄本，留存至今者多达7000余册（一说为9000册），相比墨洛温王朝时期的500余册，不啻一个巨大的飞跃。
手抄本的内容、语言与字体抄写员传抄的作品起先多为宗教作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