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作者：张加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师从刘文英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博士学位）长期以来，提到梦的分析与研究，很多人只知道西方的弗洛伊德和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
刘文英先生，一位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者，用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古代几千年不只有神秘的占梦迷信，而且有严肃的梦的探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代学者以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对梦这种极其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和理论学说。
刘文英先生揭开了中国古代释梦的神秘面纱，奠基了中国现代新梦说，他也是精神系统论与原始思维学的探索者。
学人小传刘文英（1939—2005），陕西乾县人。
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
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著有《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精神系统与新梦说》《梦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王符评传》《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
其著作由其弟子整理成九卷本《刘文英文集》，于2021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550万字。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刘文英为河姆渡文化遗产题字。
图片由作者提供由《自然辩证法》开启哲学人生1939年2月，刘文英出生于陕西乾县一个小职员家庭。
读中学时，他接触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觉得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生活的窗子，从此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57年，刘文英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校园中，他沉潜涵泳于经典文本和名师教泽，也经常能听到冯友兰等外校教授的讲座。
1962年，刘文英大学毕业，初拟留校任教，后响应号召到兰州大学工作，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他追踪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对辩证逻辑颇有兴趣，俄语能熟练阅读哲学理论著作并能笔译，德语、英语也有一定水平。
1964年前后，他在《哲学译丛》发表了《关于意识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三篇译文。
说来也巧，精神学和思维学研究后来成了他倾注大量心血并作出卓越贡献的研究领域。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文英先生仍凭着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劲头，在崎岖的学术道路上艰难跋涉。
在“文革”中坚持研究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是文献资料匮乏，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学者被打入另册，进了“牛棚”。
所幸的是，此时，年轻的刘文英先生遇到了“学问导师”辛安亭与方孝博等老先生。
辛安亭先生193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对文学、史学、哲学都有很深造诣。
辛老是一个嗜书的人，也是一个爱才的人，兰大好学的年轻人都愿意私底下接近他，刘文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刘先生从哲学角度重新分析屈原的《天问》，得出了许多和古今名家不同的新结论，心里没有把握。
一天，他没打招呼，直接去找辛老。
辛老不仅热情接待，还对刘先生大加鼓励，并找出几本书让他参考。
他们这对忘年交经常切磋琢磨，还曾合作发表过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为研究时空观念，刘文英先生请教过各学科专家，辛老帮过不少忙。
一次，刘文英先生要对几个术语进行多语种溯源，多方求教而不得其解。
辛老知道后，亲自写信给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的张焕庭教授，并进一步联系到南京大学的范存忠教授，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辛老还曾亲自带刘先生去西北师大结识了方孝博老先生。
自此，刘文英先生同方老问学辩难，过从甚密。
方孝博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祖父是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的方宗诚，父亲是教育家方守敦。
方老毕业于物理专业，又曾受教于黄侃、徐中舒诸先生，在文字学方面造诣很深。
有一次，刘文英先生就《墨经》中的“宇：东西家南北”的问题向方老讨教。
因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家”夹在东西和南北之间，并与四方并列而作为一个空间方位，颇感奇怪。
于是他们改“家”为“蒙”，并前移为“蒙东西南北”。
空间包括东西南北，语义似乎讲通了。
但方老答疑，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大胆怀疑”，并认为这种做法是“大胆窜改”。
他先是引用《淮南子》的话做了解释：“室宅之居也，西家谓之东家，东家谓之西家，虽皋陶之理，不能定其处。
”一个地方到底是东还是西，总是与参照点有关。
“家”正是古人最重要的参照点，因此，东西南北方位的确定，与家这个中心点直接相关，《墨经》里讲“东西家南北”，实际上就是东西南北中。
方老先生接着强调：学术研究要严谨，实事求是。
譬如：“《墨经》中的条文，文字极为简少，而且字字精严密切，不可游移，科学性逻辑性极强；如果更改一字，或增删一字，则意义全非。
”因此，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事。
刘文英先生后来治学愈加严谨，或许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其时，方老被错划“右派”，身处逆境，他关于《墨经》的专著，长期无法出版。
刘文英先生帮助病中的方老整理书稿，该书在方老先生逝世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后来颇有学术影响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
正是在辛安亭先生、方孝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引下，刘文英先生的学问有了一个新起点。
从《天问》研究锚定中国学问刘文英先生对《天问》的研究肇始于“文革”那个特殊时期，不知此间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怎样的忧心。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
是年，他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其重要的中国哲学论文，研究的就是《天问》。
《天问》构思新奇，通篇都是诗性问句，一连提了172个问题，从传说开天辟地之前到天地上下的各种现象，从夏商周的兴亡到楚国和屈原自己，几乎深入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
《天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写作？作者到底想阐述怎样的主题？历代学者众说纷纭。
刘先生的研究表明，《天问》之问是问难，是关于天道的问难，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难，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的认真思考。
《天问》是非常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是一篇珍贵的思想文献。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很快被《文学研究动态》等介绍和评论，也受到严北溟、侯外庐、姜亮夫等前辈学者的好评。
通过研究《天问》，其时30多岁的刘文英先生认识到，寻根究底、不同寻常的提问对科学研究有多重要，这也坚定了他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探讨哲学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
时空观念、意识观念，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中国科技史、心理学等研究中也不可或缺。
以往中国哲学在以人物或著作为中心的研究、断代或通史的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哲学观念或重要问题不少，成果也多。
但因体例所限，对每一个重要问题来龙去脉的讨论，往往断断续续、讲不大清楚。
观念史的研究必穷其源，要寻根究底。
如果源头不清楚，那就很可能只停留在描述“什么样”，而不能彻底回答“为什么”。
刘文英先生酷爱观念溯源的方法。
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哲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
刘文英先生很早就自觉地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作为一个专题，由流溯源，再由源及流，系统考察这种观念的发生发展、源流变化，以及它所包含和涉及的诸方面。
溯源方法在西方称为发生学方法，刘文英先生并不迷信和攀附那些时髦的提法，在他看来，溯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观念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考镜源流”方法的新发展。
真要开展溯源研究，困难超乎想象。
仅就研究资料而言，越往前推，文献资料就越匮乏。
为解决这些问题，刘文英先生与多学科专家切磋琢磨，借助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以至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训诂学等，根据一些古史记载、古代传说以及有关文字、词语的原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