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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共居小屋:陪伴140个休学孩子,同吃同睡

发布:2024-09-10 浏览:72

核心提示:近年来,一进入开学季,儿童精神科的就诊数量便会迎来一次高峰。《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患抑郁症人数约9500万,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了三成。他们中的很多孩子因此没有办法继续学业,根据估算,休学青少年在100万到200万之间。他们在学校、家庭、社会中的任意一环,都是最缺乏社会资源的群体。在生计和孩子之间晕头转向的父母、不被理解的孩子,组成了一整个被困住的家庭。▲“绿汀小屋”外部环境▲小屋活动“绿汀小屋”是一间为休学青少年提供心理康复服务的小屋,在这里,十几个孩子和“陪伴者”们同吃同住,一

近年来,一进入开学季,儿童精神科的就诊数量便会迎来一次高峰。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患抑郁症人数约9500万,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了三成。
他们中的很多孩子因此没有办法继续学业,根据估算,休学青少年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他们在学校、家庭、社会中的任意一环,都是最缺乏社会资源的群体。
在生计和孩子之间晕头转向的父母、不被理解的孩子,组成了一整个被困住的家庭。
▲“绿汀小屋”外部环境▲小屋活动“绿汀小屋”是一间为休学青少年提供心理康复服务的小屋,在这里,十几个孩子和“陪伴者”们同吃同住,一起拍MV、举办电竞比赛、羽毛球比赛,参加团体心理活动——画情绪面具、演绎情绪心理剧、制作拼贴诗。
通过这些活动,被卡住的孩子们慢慢开始觉察自己的感受,捡拾面对生活中挑战和痛苦的工具包。
我们拜访绿汀小屋,短暂地走进了这群孩子的日常。
撰文:金 璐责编:倪楚娇▲小屋的陪伴者和孩子们在每天的日常活动中初秋,雨过的午后,车开进良渚的村道,两边的行道树宣告着我们进入了城市边缘。
在地图上犹如毛细血管的路线上,我们拐错了一个弯之后,抵达了“绿汀小屋”。
小屋和你能想象到的浙江农村自建房别无二致,三层小楼,外立面平整、协调,在一条仅容一车通行的路旁,背对着马路。
从院子绕进去,才能见到正门。
这里住着一群因抑郁等心理困境休学的孩子。
门口堆满的数十双鞋,让我们确信找对了地方。
▲小屋环境绿汀小屋的创始人盛梦露来给我们开门。
2021年10月,梦露创办了小屋,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在一个共居的环境里,提供社会化康复的服务——简单来说,大约十个孩子和5位陪伴者会在小屋一起住三周时间,每位陪伴者一对一或一对二地陪同孩子,一起生活、参加各种心理团体活动,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结束后如果想继续,也可以选择续住。
在搭建起小屋之前,梦露是一名跑社会新闻深度报道的记者。
她本科在武大学新闻,研究生在伦敦政经读社会人类学。
因为做记者,她有机会和抑郁症群体进行深度接触。
▲绿汀小屋创始人盛梦露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
其中因此没法继续学业的孩子,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数据,根据梦露的经验和估计,这个人数至少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对这些上百万的孩子来说,上学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
“有的孩子甚至都没有办法靠近学校,他可能在快要到学校的时候,就已经难受得躯体症状非常严重了。
”梦露告诉我们。
▲小屋附近的环境她逐渐了解到,青少年抑郁康复的模式有很多,比如短期的项目,但要实现真正的改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当时她查阅了一些文献,发现抑郁症人群要完全康复,至少需要3-6个月,甚至一年到一年半以上。
长期的康复机构很少有人在做。
既然没有人做,梦露决定从记者转行,自己来干。
小屋是她的第一个试验场,先一个月一个月为周期招募孩子,如今已经做到了第3年,见证了约140位孩子的停驻与离开。
来到小屋的孩子,大多在14到20岁之间,他们的家庭大都已经寻求过一系列的医疗手段、心理咨询,和“抑郁”抗争了一段时间。
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办法恢复社会功能、回去上学,就会考虑到小屋来试一试。
虽然小屋在杭州,但是来这里住的孩子来自全国各个省份。
▲正在绘制“情绪面具”下午2点,孩子们陆续从房间下楼,参加这一天的集体活动。
一楼的客厅是小屋大多数活动进行的公共空间,地上铺满了可供坐下的泡沫垫。
孩子们围坐成一圈,陪伴者拿出一些空白的面具和彩笔,邀请孩子们在面具的正面画上别人感受到的自己的情绪,背面则画上自己内心真正的情绪。
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情绪面具”可以帮助他们察觉到自己原来没有感受到过的情绪。
▲“Joker”面具有个男孩提出想用颜料和粘土,就一个人把材料挪到餐桌上开始创作,他用粘土捏了一个小丑鼻子,然后用画笔涂上红色的鼻头,照着电影《小丑》里的形象画出眼睛和嘴,还有额头上的裂痕。
他在分享时说:“感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像一个小丑。
”陪伴者问他:“那眼睛旁边的蓝色和绿色代表着什么?”他说:“代表着希望。
”另一个女孩把面具的正面画成了蛋壳,内里则是蛋黄,“蛋壳”的表面有一些裂缝,她说自己想表达“破壳而出”般中二的愿望,在“蛋黄”所在的内侧,眼角的一滴蓝色泪珠,代表着自己偶尔会难过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和青春期的孩子们没有什么差别,会把面具画成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富江,喜欢二次元或是k-pop,在一起玩游戏时会开怀大笑,或是突然说出灵光乍现的俏皮话来。
第一次接触到抑郁症青少年的时候,梦露也觉得他们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可以一起玩耍,也有着和别人一样的青春期困扰。
但慢慢地,当他们开始更深入地相互接触和了解,有孩子就会给她看以前手上自残划手的伤疤,讲起自己以前痛苦的经历,这种时候,她特别心疼和共情。
▲有些孩子画得不多仔细观察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把面具画得很满。
有的孩子在正面画得非常少,背面却密密麻麻画满了,有的孩子不管正面还是背面,都画得很少。
学鉴是坐在孩子们中间的陪伴者之一,他敏锐地观察到:“这说明他们感受到了在当下环境的不安全感,也有一种很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就算分享出来,你们能够帮助到我什么呢’,而这种状态,可能还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半年、一年,才会逐渐好起来。
”▲小屋的伙伴们正在举行一场“拍卖会”,大家可以竞拍希望自己的伴侣拥有的性格特质第一次看见孩子和陪伴者们一起互动、说笑的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陪伴者,哪些是孩子。
陪伴者大多是一些有着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在孩子面前,他们保持着高能量的状态,和孩子打成一片——除了陪他们一起玩之外,在镜头没有触及的地方,他们需要关照每位孩子的生活起居,按时提醒服药,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状态。
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后,学鉴来到小屋,成为了一名陪伴者。
过去,他在医院做过心理治疗师,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
当时在医院,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很多孩子的议题都跟家庭有关,他们会很直观地说“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不爱我”。
“虽然在现实的层面,我们能看到父母有为他们做出贡献,甚至是有爱他们的,但是只要孩子感受不到,就是没有,他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就是痛苦的。
”▲学鉴分享自己画的情绪面具对于学鉴来说,在个体咨询中,是很难改变孩子的家庭环境的。
“跟一个孩子做咨询,一星期做一个小时,就算做上半年一年,我一年做几十个小时,但他回家待几千个小时,如果他的父母、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的话,他们的痛苦还是会不断地反复。
”他记得来到咨询室的孩子跟他说:“在这里,跟你聊天我是舒服的,但是我回到家之后,要面对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办呢?”心理咨询是很有效的一个工作,但学鉴还是想知道,在个体心理咨询这样一个外部的环境之外,有没有一个其他的环境、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到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小屋是他想来探索的第一个地方,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五个月。
▲学鉴骑摩托上班每位陪伴者都是很不一样的人,对孩子来说,这些“哥哥姐姐”们是多元的。
学鉴每天骑着摩托来上班,会顺路给小屋里的所有人带奶茶,和孩子们一起打游戏。
有孩子开玩笑说,第一天来的时候,看到达达(陪伴者)带着墨镜和耳钉,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他们不同的模样,也在告诉孩子们,小屋是一个对“不同”很包容的地方。
▲和孩子一起打羽毛球陪伴者很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在孩子有些不确定、怯懦的时候,先做一个示范。
比如,在情绪面具活动的时候,陪伴者会第一个举手分享自己画的面具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有其他人对孩子说了一些冒犯的话,这个孩子可能还处在一个不知道怎么回应或回避的状态,这时陪伴者就会当一个“嘴替”,主动指出来:“你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应该会很难受,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这么说?”下一次,他就会知道自己是可以怎么说的。
▲陪伴者和孩子们出行,一起拍合照梦露常常被问到“陪伴者”这个角色是什么意思。
在国内,这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角色。
陪伴者是一个心理助人的专业角色,参考了一些国外的角色的工作方法,如Mental health support worker、Care worker、Social worker等。
相比于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用很通俗的话来说,陪伴者更像是心理陪练。
”在干预抑郁孩子的过程中,康复方式是多元的,“比如在医疗药物的支持下,孩子就相当于已经有了一个拐杖,咨询师可能是给了他一个方向,但是陪伴者是在日常生活里真正陪孩子去练习的角色,让这些改变真正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
”▲大家在小屋排练乐曲问到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工作时,学鉴说:“对陪伴者来说,陪伴工作是一种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需要随时对孩子的情绪状态保持警觉。
”大家9点半上班,在早会之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傍晚6点开完半小时的晚会后可以下班。
每天,都有一位陪伴者需要住在小屋值班。
值班意味着不能脱离工作环境,轮到值班的晚上,学鉴的脑子里总会想,他们会不会晚上突然情绪不好?他们找我怎么办?外面动静大一点,就会立刻警觉起来。
即使不值班,也会很怕晚上工作手机突然响起来的时刻。
▲和孩子一起去大自然每个孩子抑郁的成因都是复杂而不同的,很难用一些类型化的标签来概括。
梦露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在人际上受困的孩子,经历过校园霸凌,可能就会对学校的整个环境都产生阴影,他会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
还有一些很典型的孩子,他们在学校很优秀、很聪明,但是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容易把压力内化,自我评价变低。
“这种高压可能是从自己内心的性格来的,也可能是从环境、从家庭来的。
”多种复杂的因素叠加在孩子的身上,最终可能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会爆发。
梦露经常讲到一个孩子,最开始,他就是在快要去上学时存放作业的U盘不见了,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他突然就崩溃了,觉得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的人生也完蛋了”。
对于面临情绪困境的孩子来说,一方面学校可能是他们创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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