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作为身体外在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被认为是族群认同和区分的重要标志，并被纳入礼制的范畴且在后世不断得以强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璀璨的时代，其冠服制度更是从一个侧面生动诠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时也反映了不同代际、地域之间的传承与创新。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煌煌大明：考古、服饰、礼制》近日面世，作者徐文跃运用考古发掘材料，综合传世实物、文献、图像，对明代帝王后妃、品官命妇、士庶及妻的冠帽服饰做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客观上体现着明代礼制的变化。
本文试举数例，以示元、明、清三朝服饰的关系。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中的明人服饰冕冠明朝，在中国历史的序列上，处于元朝和清朝之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朝代。
元朝和清朝都由少数民族建立，而明朝可说是帝制时代最后一个以汉人为主导的王朝。
在服饰史上，元朝“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同时“兼存国制”。
这一制度袭自辽金，其时有国服、汉服之别。
辽金元虽重国服且行剃发，但不废汉人衣冠。
明朝初立，明太祖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清朝定鼎，强制汉人一律剃发易服。
初看之下，元朝为一变，明朝是一变，清朝又是一变，三朝服饰截然不同，似无因袭。
但实际上元代服饰影响明代既深且远，其影响且及于清代并朝鲜、日本、琉球诸国。
在此，试举数例，以示元、明、清三朝服饰的关系。
缎地杂宝纹褡護搭护。
又作搭胡、搭忽、答胡、答忽、搭護，为蒙古语“Dahu”之音译，意为一种皮袄，后用以指代丝麻类半袖或无袖的袍服。
明初革除胡服，但搭护不在其列。
搭护在明代更多地写作褡護，与圆领、贴里为帝王群臣常服中的特定组合。
入清，礼服中也有搭护。
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记满洲“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狲狼皮打呼”，文后注云“皮长外套也”。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二十四《衣服类》第一载“皮端罩Dahū：用任何一种皮草做的，比褂长，放上眉子，毛朝外穿的，称为皮端罩。
用白珍珠毛狐狸皮、元狐皮、貂皮、猞猁皮，上镶貂皮边，猞猁皮、豹皮、狐狸皮等皮毛做的，和朝服一起穿”。
满语Dahū当即借自蒙语Dahu，其时汉译或作打呼、达呼、大护，而更多地则被称为端罩。
据《大清会典》，端罩有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狲、红豹皮、黄狐皮等数种，这与蒙语的本意颇为相近。
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端罩又分几个等级，以此区分身份的高低。
贴里贴里。
又作帖里、天益、天翼、缀翼、裰翼，为蒙古语“Terlig”之音译，意为丝、丝织品、绸缎，后泛指丝麻织物。
或言“Terlig”为腰间收束之袍服的蒙古语称呼。
入明，贴里未废，且与圆领、褡護为特定的组合。
明朝末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访女真部落，记努尔哈赤的穿着，说是“身穿五彩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裁剪貂皮，以为缘饰”。
朴趾源《热河日记》记其一行将渡江入清朝国境，于卢参奉所说“视帖里时，更加豪健矣”文后注云“帖里，方言千翼”，天益，亦即天翼，也就是贴里。
洪万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谢恩副使出使清朝，在其《晚退燕槎录》中记清人服饰，称“所谓公服，如我国辇陪军之所着，而有绣贴里则长而有膝。
按如我国戎服。
红头上有澄子，青卵、红卵各随其品，垂念珠一串，围带子于贴里。
此必遵胡元辽金之制而未可知也”。
洪万朝所说的公服，当即清代的朝服，近人考证清代朝服的形制正是受了明代贴里的影响。
白麻金狮补短衣补子。
补子在明代为文武群臣常服圆领上的一种标识，《明太祖实录》载“（文武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花样：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品、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品、七品鹭鸶、鸂鶒，八品、九品黄鹂、鹌鹑、练鹊，风宪官用獬豸。
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
明清易代，袭用补子，用于文武群臣朝服、吉服、常服外套穿的褂子上，其功用与明代一样，也是为了区分品官的等第，惟其花样与明代稍有参差。
推原其始，明清补子乃是出于元朝胸背。
胸背，顾名思义其装饰的部位在前胸后背，初为或圆或方的装饰花样。
元朝胸背普遍采用龙、凤、麒麟等动物作为装饰，并无明确的等差序列。
明清补子则文官专用飞禽，武官专用走兽，等级鲜明。
襕衫搭护、贴里、补子之外，帽顶与其上的翎羽装饰，珍珠（蒙古语、满语称“答纳”）装饰，及衣物上如云肩通袖膝襕、四团、八团等装饰模式，也都是元明清三朝服饰前后袭用的实例。
此处所举虽然间有蒙古影响女真的例子，并非一律经由明朝为中介而递相袭用，但不难看出元、明、清三朝服饰之间的关系远比通常所认为的密切。
幞头又有明一代，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最为典型。
朝鲜、日本、琉球作为名义上的藩属，对明朝例行朝贡，明朝则对其加以册封。
而封贡体系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明朝赐予藩属冠服。
特别是朝鲜王朝，“礼乐文物，侔拟中华”，衣冠制度效法明朝。
明清易代，出于尊周思明的意识，朝鲜士人主观地认为清朝已是腥膻遍地，礼乐文物荡然无存；而僻在一隅的朝鲜却能保有明朝政教，“一隅青丘，独保大明日月”，“大明日月，尚存于青邱一隅而未尝亡”。
至朝鲜高宗称帝前夕，儒生在劝进奏疏中也说“惟我东方，檀君首出，与尧并立，箕师道东，一变为夏。
亦粤我祖宗缉熙之学，直溯关洛，尊尚程朱，礼乐文物，侔拟中夏者，迄今上下四千年。
而惟其皇统之号，则在古未遑矣。
钦惟皇明，廓清区宇，圣神继绳，我国受命，号称小华”，继称“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伏惟陛下深体万东之义，廓挥中兴之志，亟正宝位，亟涣大号，以顺天命，以应民心，克承皇明之统，永享无疆之休焉”。
朝鲜王朝升格为大韩帝国，其时距明亡已数百年，但仍认为是承继明朝的统绪。
度支部协办朱锡冕在奏疏中就称“洪惟我陛下，挺上圣姿，膺中兴运，远绍皇明之旧统，创制大韩之新规”，高宗也曾直言“大明受之于宋，朕则受之于大明”。
与此相应，朝鲜使臣出使清朝，特别注意清人的穿着服用及清朝士人对其衣冠的观感，在《燕行录》中往往费有不少笔墨。
朝鲜使臣以为“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普遍认为大明衣冠尚存于朝鲜且惟此可见，尹凤九《屏溪集》就称“即今天下，我独周矣。
大明衣冠，惟此可见”。
在路途中，朝鲜使臣常常讲求穿戴，以期引起路人的艳羡。
尹凤九在给即将出使清朝的俞子成的信中，就说“且儒士之行，兄乃一初，不可用军官服，宜以幅巾等巾服莅途。
中原旧人，必且艳看矣”。
路人对朝鲜使行异样的眼光，朝鲜使臣却多情地以为“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在与清朝士人交往的过程中，朝鲜使臣的自我优越感还屡屡藉其衣冠得以膨胀，进而夸示于人前。
朝衣如上所述，元、明、清三朝冠服制度虽各有异，但异中有同，不乏前后因袭之处。
同时，明代服饰也在域外有着深远的影响，进而引致朝鲜对清朝的别样认知。
明代服饰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在此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得以凸显，而无关于是蒙是满是汉还是朝鲜。
服饰研究注重明代，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
往往年代越早，可资利用的材料越少；年代越近，材料越多。
元朝去今已远，文献多不足征，其他材料也相对较少；清朝去今最近，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图像等材料都极为丰富，且相关研究也多。
惟于明朝，去今不远不近，材料也还算充足，相关研究不无深入的空间。
近年来，相关文献、实物、图像的发现、发掘、发布，也大大丰富了研究的资料，使得系统地研究明代服饰成为可能。
梁冠那么，要怎么样研究明代服饰呢？明代服饰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文献和图像。
但文献的记载往往多有阙略，难有具象的认知；图像的释读则常常见仁见智，易被误解误读。
相对来说，考古发掘实物及传世实物最为可靠，但其利用似未普遍。
即便有文献、实物、图像三者并重之例，也多是限于某个专题或片断，鲜有通盘的论述。
明代服饰研究，当以文献、实物、图像三者并重，此将关涉的材料略述如下。
立领对襟女衫文献，主要是国内的明代文献，如官修的礼书、政书、史书，及地方史志与笔记小说。
《洪武礼制》《诸司职掌》《大明集礼》《大明会典》《礼部志稿》《明实录》等书早为学人所熟知，而地方史志与笔记小说更多地反映时人穿着的实况，颇可利用。
近年，一些明代珍本图书的刊布，也有助于明代服饰研究的深入。
如内府彩绘本《明宫冠服仪仗图》的出版，因其附有众多明初绘制的彩图，使得以往典制中只有文字记载的物事变得生动具象。
明代服饰研究可资利用的文献当不限于国内，域外朝鲜、日本、琉球诸国的文献应该也在利用之列。
域外汉籍中，以朝鲜的《国朝五礼仪》《国朝续五礼仪补》《春官通考》《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朝仪轨》《大韩礼典》《燕行录》诸书与明代服饰关系较巨，特别是《朝鲜王朝实录》载录明朝赐给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冠服的敕书和咨文，文后详细开列所赐冠服的各个构件，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宫内厅所藏明神宗颁给丰臣秀吉的敕谕，及琉球《历代宝案》所录明朝赐给琉球国王冠服的敕书，文后也都详细开列常服、皮弁冠服的各个构件，前者且有《丰公遗宝图略》以图说的形式作了记录。
域外文献的利用，无疑有助于拓宽明代服饰研究的视域，进而引向深入。
郡王妃鞠衣图实物，主要是考古发掘实物和传世实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明代墓葬多有发现与发掘。
这些墓葬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后妃、文武官员与其妻妾，下至士庶与其妻妾。
涵盖的地域遍及大江南北，而尤以两京及现在的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等地为数最多。
在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出土有冠帽服饰的所占比重相对较少，但其规模也颇可观。
举其大者，帝王陵墓中定陵、鲁荒王墓、梁庄王墓、益宣王墓、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品官墓葬中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宋晟家族墓、王洛家族墓、顾从礼家族墓、夏儒夫妇墓、徐蕃夫妇墓、王锡爵墓，士庶墓葬中刘鉴家族墓、张懋夫妇墓，等等，都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实物。
传世实物则主要是国内文博单位如故宫及孔府所藏明代冠帽服饰，特别是孔府旧藏虽已分藏各处，但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工艺之精、保存之好，为他处所不及。
国内实物之外，考古发掘所见的朝鲜时代墓葬中，冠帽服饰出土亦夥，间亦可资利用。
而日本所藏明朝赐给丰臣秀吉、上杉景胜的一批服饰遗存，有其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