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帝王来说，在忙于处理繁重国事之余，与一群文人才子们一起吟诗作画、探讨文史，乃是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点缀。
且不论沉迷此道不可自拔的陈叔宝、李煜、赵佶这些“亡国之君”，即使像李世民、朱瞻基这样的一代明君，也喜好与朝中文士们打成一片。
而对于国学功底深厚，且据传曾匿名参加科考且高中探花（当然只是民间传说）的康熙皇帝来说，则更是精于此道，且将其规范化、制度化。
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年才二十出头的玄烨就下了一道圣旨“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
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很快，张英（著名的“六尺巷”故事的主角）、高士奇两位朝野上下一致认可的饱学之士就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了首批伴随康熙左右的“学术顾问”，而位于紫禁城乾清宫西南处的“南斋”，就成为了康熙与文士们活动的“文艺沙龙”，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南书房。
上图_ 南书房顾名思义，南书房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机构，在外人眼里也不过是康熙闲暇之余和才子们探讨琴棋书画的风雅之地而已。
张英等人虽被称为“南书房行走”，但不过是个称谓而已，算不上正式的职务（当然张英等人另有正式的官职）。
但不久，南书房的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轮值的文士们不再仅仅只是陪皇帝赋诗撰文，他们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秉承康熙的意旨起草诏令，参与军国大事，史书也记载“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
此外，很多各地上报康熙的“密奏”，也要经过南书房之手呈交康熙。
由此可见，南书房已由单纯的“文艺沙龙”升级为一个手握重权的机要中枢机构，可谓“权势日崇”。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从而使南书房的性质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上图_ 少年康熙帝写字图首要，在于康熙需要加强君主专制，保证政令畅通康熙执政之后，虽然皇族宗室内部的争权夺利、血雨腥风暂时告一段落（只是暂时，康熙晚期还有更加惊心动魄的“九龙夺嫡”），但皇权还是面临着不少挑战，八旗勋贵嚣张跋扈、大权在握者依然存在（鳌拜就是典型一例），由勋贵们组成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策，对皇权起到了很大限制作用。
而仿效明朝建立的内阁六部等各级部门也是无法摆脱封建官僚机构固有的臃肿桎梏，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迅速落实到帝国的方方面面。
上图_ 鳌拜（？—1669年，满语：Oboi）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设立一个全新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部门，不仅能让自己的命令迅速下达落实，更能削弱八旗勋贵手中的权力，不再受其制约。
康熙通过将草拟诏书圣旨、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处理各地“密奏”等等核心机要事务由南书房统筹处理，使得南书房成为了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的此举其实也并非原创，早在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就将尚书台设立为仅听命于皇权的核心部门，既所谓“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由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为首的朝廷重臣，增强了君主专制权力，康熙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汉光武帝当年手段的“后世山寨”版了。
上图_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其次，南书房也起到了避人耳目的作用康熙在其执政初期，其地位还没有那么牢固，加之满洲贵族势力也颇为强大，于是要加强皇权，也需要采用一些较为“阴柔”的手段。
南书房毕竟名义上仅仅只是一个探讨文艺的书房，连正式机构都算不上，可以很好的起到避人耳目、混淆视听的作用。
深宫大院之内，又有谁知道康熙和这些文士们是在谈古论今，还是在商议国事呢！上图_ 乾清宫院落平面图，南书房在乾清门左侧再次，也便于拉拢汉族官僚精英阶层，从而更好的为清朝统治服务清朝毕竟是由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宗室勋贵自持为统治阶层，不仅从政治制度上就对汉族官僚多加防范限制（比如清朝很多重要部门都设置满汉两套领导体系，而满族官员往往是实际掌权者），更是对汉族官僚多加鄙夷不予认同，仅仅视其为“高级打工人”般的存在。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权倾一时的鳌拜仅仅因为土地纠纷等问题，就竟然擅权将户部尚书苏纳海（从一品 满族）、直隶总督朱昌祚（正二品 汉族）、直隶巡抚（该职在雍正年间撤销）王登联（从二品 汉族）等三名重臣处死，一二品的汉族高官竟然就这么如蝼蚁一般被轻而易举的杀掉，汉族官僚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图_ 康熙（常服）康熙作为一代明君，自然深知此种情况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整个汉族精英阶层对清朝的认同感从而威胁清朝统治。
于是其选拔一些优秀的汉族官僚充任南书房供职，更是让其参与核心决策，这样不仅肯定了这些汉族官僚精英们的学识才华，更是让他们体会到融入“高层权力圈”的满足和荣耀。
比如张英“一时制诰，多出其手”，高士奇更是被称为“权势赫奕一时”，以致于其回乡探亲前来府上拜访者都排起了长队。
而他们对康熙“知遇之恩”自然感恩戴德，从而为朝廷鞠躬尽瘁。
上图_ 张英 书法最后南书房在成为帝国核心中枢的同时，也成为培养高级官员的“孵化器”能轮值南书房的，本身就是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而他们常伴康熙左右参与军机要务，耳濡目染间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政务水平，从而完成了从“学术人才”到“政务精英”的质变。
再加上皇帝“身边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优势加持，为他们日后步入朝廷高层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南书房的“老前辈”张英后来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而高士奇则也位居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其后多位朝廷要员如刑部尚书王士祯（“神韵说”的创立者）、礼部侍郎方苞（也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的文坛领袖）、礼部侍郎沈荃（其书法被康熙推崇备至）等也都有过南书房轮值的经历。
可见，南书房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康熙培养帝国高级官员的基地。
上图_ 军机处旧照南书房尽管在康熙一朝显赫一时，然而也在其后的岁月里面临着其他“新贵部门”的挑战。
雍正上台之后，借西北用兵之际又成立了“军机处”，这个全新的机构从名称上就赤裸裸的显示了其核心要务部门的成色，当然也夺走了南书房把持多年的大权。
从此以后，南书房又回归到其创立初始的“书房”本色。
然而，军机处创立和运行基本是和南书房一脉相承，也算是一种政治上的继承，而南书房虽然不复往事的政治荣光，但在其中轮值的很多文士由于其过人的学识和“身边人”的角色，依然会受到皇帝的青睐和重用。
这也是南书房能长久存在的重要意义。
作者：杨上柳下 校正/编辑：莉莉丝参考资料：〔1〕《清史稿》 民国 赵尔巽等人著〔2〕《养吉斋丛录》 清 吴振棫著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