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本文摘自《鼓浪屿文史资料》第五辑（2000年8月），作者潘荣阳，原标题《十九路军为何枪毙陈国辉》天底下的土匪基本如出一辙，因受压迫而起，因起而压迫。
虽然名头不一样，但一样都是匪，无非阶段不同而已，初为土匪、民匪，继而为兵匪、官匪。
正如“血筹定律”所言——“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官与匪并非泾渭分明。
正文陈国辉（1898~1932年）别号耀臣，小名陈五，又因其脸部有天花麻斑，称猫五（福建方言猫麻音近），南安九都西头村人。
民国三年，适诗山海外归侨吴瑞玉在晋江策划反袁运动，陈国辉参加，失败后，陈收集残部，以南安九都一带为巢穴，自树一帜，从此走上民军之路。
然而，其民军生涯中，陈国辉屡受收编，先后曾投靠许卓然、李厚基、许崇智、张贞、何应钦、方声涛等人，参加过北洋军、北伐军、靖国军、护法军、讨贼军、省防军，由一名勤务兵逐渐升至国民党中将旅长。
处在风云突变、军阀割据统治的当时，陈国辉也在其辖区内实施一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措施，实行了军阀土匪性质的统治。
包括：创立捐税，掳人绑票，敲诈勒索，杀人抢劫，渎职殃民，为泉州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的伤害。
但是，陈国辉在无恶不作的同时，也在泉州、南安、永春、龙岩地区，修路筑桥，发展乡镇交通，建造轮船码头，修建街道公园，发展教育事业，创立学校图书馆，举办学校运动会，以标榜自己的功德。
不过陈国辉的这些业绩都是以剥夺当地民众和华侨的劳动财富为基础的，直到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才被省府绥靖公署以“横征暴敛，擅创私税，勒种罂粟，屠杀焚村，摧残党务，拥兵抗命”等为罪名，“依陆海空军刑法，齐条规定，合并论罪”，(原注：《江声报》1932年12月27日)于1932年12月27日将其枪毙。
陈国辉之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决非偶然。
从判处陈的罪刑中，可以看出十九路军枪毙陈国辉是出于三方面考虑的。
一、华侨控诉长期以来，华侨对陈国辉“衔之甚深”，具体说来，引起华侨公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陈国辉对华侨的派款绑票。
陈国辉初为民军时，主要是以南安九都一带为活动范围，然后扩大到邻镇诗山、金淘、码头、“按此三镇为南安精华之地，而华侨眷属居此特多，故抽派饷粮殊易着手”。
(原注：无名氏著《福建二十年来省政暨民军孀变纪略》)针对侨户情况，陈国辉发放“乌单”，即向殷富侨户派款，侨户接到乌单后，不但不敢抗拒，亦不敢声张，只得秘密央人说情减轻，候议定数目，就要按约定日期把款交清。
而当时替人向匪说情的人，都系地方上的士绅、土劣之辈,称为“土匪公亲”，专替人与匪交接，从中渔利。
被派“乌单”的侨户苟不托人说项，或托公亲议定款数后不能如期交清者，立即被匪绑架。
被绑之后，索取更加苛刻，不但要加罚款，还要遭受其他种种敲诈。
(原注：杨汝岛《福建陈国辉纪实》，《近代史资料》七十辑。
)930年底，永春华侨章江模从新加坡带了些钱回来盖房子，即被以“新厝捐”未纳为由，被陈国辉部属抓走，章妻赶紧往陈妻蔡瑞棠处送去银元一千，但蔡要求非三千不可，章妻只好变卖家产，费了近两年时间才把款筹齐。
(原注：颜有锥《陈国辉祸水记》，《永春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另外，陈国辉还巧立名目，榨取华侨财富，如在永春，陈借修云龙桥为名义，强迫华侨捐资七万元。
(原注：《民军陈国辉》，《南安文史资料》第2辑。
)（二）陈国辉侮辱侨眷、残害华侨。
陈国辉离开九都时，逢原配妻子去逝，又续娶了永春黄汝娟为妻。
不久，陈国辉又霸占码头康安村侨商陈珠明之养女吕罕娘，强娶深垵乡侨眷叶秀莲，再娶菲律宾侨商黄贞茂妻子蔡瑞棠。
上行下效，其部下彭棠也强占了华侨戴金华的媳妇陈碧霞为妻。
(原注：《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2月14日。
)陈国辉在南安统治期间，不但掠夺华侨的财富，而且视华侨的生命如草芥，给华侨及其家属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威胁，迫使许多华侨举家南移，深感报国无门。
其中，陈部叶祖仪在泉州残杀马来亚华侨领袖林理绍一案更是令人发指。
陈国辉及其部属倒行逆施的匪迹，引起了海外华侨的普遍不满，控诉一事势在必行。
为了解除民害，安定乡里秩序，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纷纷出名状告陈国辉，希望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
这些海外侨团中，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先生领导的中华商会等团体的控诉最为强烈。
1931年，中华商会通电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呼吁“陈国辉历在南、永、德、安一带茶毒生灵，罪案如山。
近驻晋惠，勒派抢劫，怨声载道，又敢包庇种烟。
陈国辉部在南、永、德、安焚杀掳掠，疮痍未复，连日纵兵抢劫为要挟，并在官桥、溪尾、大宇、河市各处包庇种烟，以激骗地方骚动，民情皇急。
”④3月，该侨团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控告陈国辉危害侨乡，迫害归侨侨眷的罪和。
1932年6月，又分别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控告陈国辉危害闽南侨乡的罪行。
除此之外，1932年2月，香港商会庄成宗等闽同乡联合各地侨团在港召开“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提案近百件，总的要求十九路军消除福建地方恶势力。
其中，对陈国辉的提案最多。
(注：秦望山《陈国辉暨旧部与十九路军的关系》，《福建文史资料》第3辑)可见，南洋华侨控诉陈国辉的函电如雪片飞至闽省十九路军处。
关于十九路军对华侨控诉的重视，拙见有二：其一，上海淞沪抗战期间，十九路军曾受闽侨的物质支助。
这一点就无需再赘述了。
其二，将来“治闽”，十九路军希望能够继续得到闽侨的支持。
十九路军移闽，“蔡廷错等人想利用十九路军在华侨中的威望，募得大量资金，把福建省建设成为“模范省’，然后相机开回广东”。
(注：陈碧笙《我所想起关于“闽变”的几件事》，《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
)积极联络华侨，处理华侨事务，便成为十九路军在闽的重要活动，对华侨的控诉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为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并给华侨控诉有一个满意的交代，十九路军势必除掉陈国辉。
二、民愤沸扬自1927年陈国辉驻龙岩至1932年被毙期间，陈在泉州、永春、龙岩一带犯下了滔天罪行，使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激起了民愤。
其暴行具体有：第一，大规模的洗劫镇压运动，草营人命，祸及无辜百姓。
首先，陈国辉及其部属残酷镇压民众的抗捐运动。
1932年3月，陈部二百多名士兵借“认捐”为名，进驻惠安三朱村，士兵一进村就劈门破户，肆行抢劫群众财产，如溪村朱家被抢去财产共计二千元，朱二春家被敲剥千余元，并酿成“三朱事件”，经过了3月16日一天的血战，抗捐群众张有财等三人受伤，顶坑内陈其昭兄弟俩被抓进巢，陈匪惨无人道地施以酷刑，先断其指，放在臼中捣烂，然后用大刀剖开腹腔，取出内脏装在瓮中，尸体砍为四段，用牛奶袋分装，丢放在屋中各处，其罪恶手段惨绝人寰。
4月27日，陈部施德城攻占后张、前黄、前烧、三朱等村，沿途烧杀掳掠，十室九空，杀害无辜群众四人。
(原注：中共惠安县党办《惠北抗捐史略》。
)另外，1930年4、5月间陈国辉在永春吾峰湖洋惨酷镇压人民运动，并抢去民众的牲畜、粮食等财物不计其数。
同时，在其势力发展时期，积极排除异己势力，视人命如草芥。
如陈国辉曾将龙岩县党部指导员陈雪琴杀死，原因是陈雪琴敢于公开揭露陈国辉的罪行。
第二，陈国辉掠人勒索，巧立名目，征收百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民众怨声载道。
镇压吾峰暴动中，数百名无辜百姓被掳押送县城后又对其进行勒赎。
如东村张信忠和水源村张顺候都被陈匪勒索一千银元。
其余的也要银元数百元才能赎回。
血洗湖洋时，前后被掳数百人也是勒索后才行释放的。
再如，陈部营长吴晋源于光天化日下绑架泉州商人王灿。
王的家属十分骇怕，四处央托人情，花了好几万元，才把人赎出来。
为了最大限度地剥夺民众的财富，陈国辉还巧立名目，实行“无物不要税，只有屁无捐”政策。
如，1932年2月，省府调令陈国辉部驻往莆仙一带，陈国辉驻永春一部在开拔起程之际，勒令五里街商民即缴开拔费七千元，城区商民缴三千元。
(原注：《江声报》1932年9月1日)不但如此，陈国辉还无视国民党政令，私自创立捐税，旨在“无物无事不需纳捐”，其中以鸦片捐为最大宗。
陈国辉每年在其辖区南安、永春、安溪、惠安等地收有鸦片捐达四、五百万元。
除鸦片捐外，还有三十几种捐税，诸如：“剿共捐”、新厝捐、桥梁捐、迷信捐、募兵捐、拆城捐、建筑县署捐、鸦片公卖捐、竹木捐、地瓜苗捐、猪仔捐、灶捐、烟灯捐、地丁附加捐、无线电费、运动会费、香槠捐、私造印花票捐、茶捐、飞机场捐、纸捐、棺材捐、家酿捐、果树捐、百货捐、瓦窑捐、建筑监狱捐、飞机捐、加收屠宰捐、常月捐、石灰捐、鸡鸭卵捐、猪母捐、道释捐、修路捐、宣传费、门牌捐、矿务学校费、特别给养捐、菇笋捐、嫁娶捐、贾铺捐、消遣捐等等。
(原注：《江声报》1932年8月5日。
)三、陈国辉部众占据了兴泉1930年以后，陈国辉的势力由泉州逐渐扩展到莆田仙游一带。
适处福建的沿海要地，又是福厦路的中心地段，为十九路军的“咽喉”，对十九路军治闽成功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除掉陈国辉，占有泉州仙游一带，刻不容缓。
首先，该地区经济相对繁荣。
泉州仙游一带相对地多山少，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而且民众辛勤耕种，物产丰富，加上华侨众多，对家乡的投资甚为大力。
同时，该地区交通运输事业发达，海陆两线运输四通八达，经济显得较为繁荣。
十九路军将该地区占为已有，既可以作为根据地，巩固在闽的统治，又可以收捐收税，缓和当前的财政危机。
其次，从长远考虑，十九路军有必要占据泉州莆仙地区。
福州，是当时的省府，很显然，以广东人为主的十九路军只能把总部设在福州。
就当时形势而言，十九路军没有正式的海军舰队，海道入粤是行不通的，由榕至粤的捷径只有经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厦门、漳州入粤，而陈国辉盘踞的地区恰为十九路军相机开回广东的必经中段，为防万一，占有该地区是十九路军入闽后配合消灭地方势力所必需做的另一件事。
最后，军事上的要求，是十九路军除掉陈国辉最重要的原因。
其一，陈部的辖区将十九路军各部分隔开。
1932年，十九路军主要是由海道分批入闽，其中，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八千余人抵驻泉州，六十师驻扎在漳州，七十八师和总部则驻进福清、福州。
从地理位置上看，陈国辉的辖区恰恰将十九路军的六十、六十一师和七十八师及总部分离开，无形中使十九路军统一战斗力遭到严重的削弱；同时，陈国辉大部系土匪出身，凶悍成性，随着地盘的日缩，军饷摊派日感困难，军心波动，颇有抗拒之意，这对十九路军难免产生顾忌。
关键是，陈国辉的部众远多出十九路军驻泉的部众。
其二，陈国辉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十九路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十九路军入闽后，不是很受福建地方势力的欢迎。
但是，以十九路军的声望和军事力量，许多民军是不敢公开反对的，可是部分民军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却是十九路军所不能容忍的。
经过数年的发展，陈国辉部众越来越强大，在当时闽省的几支民军中，陈部算是一支军备齐全、强悍善战的队伍，成了福建地方军阀势力对抗十九路军的主要力量。
1932年，陈国辉以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永德安南警备司令，下辖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安溪等八县。
后因剿泉州高为国有功，晋升为中将，时部众有万余人。
俗话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治闽过程中，十九路军自然不会愿意有一股具备如此强大威胁性的实力存在的。
而解除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除掉陈国辉，消灭陈部势力。
综上所述，虽然陈国辉出身于农民阶级，但终究未能坚持立场，体现阶级的本性。
相反却走上土匪、官僚、军阀的道路，其种种行径，更是同广大劳苦民众的意愿相背道而驰的，是为历史所不能容忍的。
（转载自《福建史志》1999年第1期）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