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昱秀今年是阿凤姐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会以“骑手”的身份开始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挣钱的速度赶不上亏钱的速度，阿凤姐关停了汽车美容店，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
2019年，为了还债，以及逃离创业溃败的窘迫，阿凤姐和丈夫决定北漂，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
42岁的阿凤姐，是金融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曾考入家乡体制内的岗位，又辞职创业。
她说：“我想着我有学历，年龄也不算太大，在网上投递简历试试，哪知道是跑外卖？”和阿凤姐有着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骑手不在少数。
她们人到中年，面临事业、婚姻、育儿等多重困境，为了从“一团糟”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她们穿上外卖骑手工服，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驰骋于城市街头。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们经历过在220多人的工作群里，只有零星几个同类的孤独，体会过在体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骑手碾压的挫败，也有过面对外界审视时的自卑。
骑手的工作或许并非最终的落脚点，在这个不稳定的职业里，她们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与生活搏斗。
临时“落脚点”阿凤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单间里，1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亲戚照料。
为了维持生计和按时还上每月两千元的债务，阿凤姐希望找一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
丈夫目前没有工作，每天骑共享单车四处寻找投资的机会，想用手头的积蓄在北京做点小生意。
但阿凤姐不赞成，“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她面试过超市领班岗位，对方开出的薪资6500元，不包吃住，职责包括点货出货、物品分类、排班，还要会用电脑。
这些她都能胜任，但卡在了“年龄要求38岁以下”这一条。
后来，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试邀约，都先问对方“有没有年龄要求？”但大多数超市要求的年龄上限是35岁。
有房地产公司给她抛出橄榄枝，销售岗位，底薪2000元一个月，提成另算。
她偷偷询问门店里一个干了两年的女孩，对方告诉她，薪资稳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职的念头。
接到招聘外卖骑手的电话时，她有些意外。
对方告诉她：“好好干六七千，努力干八九千，使劲干月薪过万。
”只要会骑电动车，下载一个导航和一个外卖接单平台APP，随时都能上岗，这让她感到心动。
今年32岁的柳青在天津做外卖骑手，同样是迫于生计。
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经营一家小饭馆。
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客流量锐减，夫妻俩在2020年关停了饭馆，丈夫去了其他餐馆打工，她则回河南信阳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里人也希望她再生一个儿子。
孕育二胎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产检发现胎儿有60%的几率发育不良。
柳青不敢冒险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迫于无奈，她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选择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后，她时常感到焦虑。
“钱也没挣到，小孩也没有照顾好，感觉自己很没用。
”平日里丈夫在饭店工作，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节假日也不休息。
她一个人照顾女儿，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
她尝试过做小时工，但最繁忙的饭点，她要去学校接女儿放学，节假日活儿忙的时候，她又要在家给女儿做饭，辅导孩子功课。
但就算再难，她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儿童。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种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
柳青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去学校，晚上5点30分再去接女儿下晚托班，生活的重心始终在孩子身上。
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她在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时间自由一点，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样，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做众包骑手的的女性不在少数。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和她的团队，曾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访谈过30位女性外卖员，其中有8人出于照顾孩子的需求选择从事众包送单。
在孙萍看来，女性骑手大多从农村出来，在传统的家庭里，女性往往背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外卖员的工作灵活性更强，能够兼顾教育、照料孩子的职责，继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于无奈的一种就业选择。
根据孙萍的观察，近两年女性外卖员数量明显增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贸出口行业、旅游行业、教培行业等女性从业者聚集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不少从业者面临被裁员、降薪，或生意停摆，她们迫切需要一份入行门槛低、有薪资优势，且薪资发放及时的工作，外卖行业成了她们的临时“落脚点”。
在“男性系统”里生存不少外卖骑手喜欢接晚上的订单，因为晚上9点以后路面上车辆少，且配送费用更高。
但一提到深夜远单，阿凤姐宁愿自己添几块钱配送费，也要转给别人。
她深刻记得刚做骑手不久，被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墓附近送单，顾客分三次下单了小龙虾之类的夜宵，配送费60多元。
当她导航到距离目的地几百米的地方，前面修路，只能绕小路过去。
“小路上没有路灯，没有指路牌，有一个拉土大货车‘突突’地在我前面开，吃了我一脸灰。
”转弯时，借着货车的灯光，她看到旁边立着公墓的牌子，吓出一身冷汗。
“特别害怕有野狼、野狗，或者电动车在这抛锚了。
”为了壮胆，原路返回时，她打给男同事，一直开着免提通话，直到看见有灯的地方。
除了担心深夜远单的潜在危险，生理期也是阿凤姐的烦恼之一。
在成为骑手以前，她喜欢穿紧身牛仔裤、破洞裤、开叉裙。
但为了避免送单路上突然来临的生理期，她只敢穿着深色裤子工作。
“因为有时候在路上没有厕所来不及处理，弄脏了裤子挺尴尬的。
”此外，阿凤姐的生理期反应厉害，“浑身没劲，疼得躺在床上饭都不想吃。
”每次到了生理期，她都要临时向站长请假，在家休息两天。
而她所在的外卖平台，专送骑手每个月只有两天的轮休，这使得她一直没有机会在身体舒服、天气好的假期，穿裙子去公园溜达一趟。
一般情况下，外卖骑手接到3公里内的订单，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取餐、等餐、送餐全部流程。
2019年，孙萍的团队曾做过一个实验，在不超速、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送外卖，会显示订单超时。
受访的3名外卖骑手都表示，为了不超时，以及完成更多的订单配送，“没有骑手的电动车是没有被改装过的。
”阿凤姐发现，同行中很多男骑手骑摩托车送外卖，车速快的时候达到80km/h，但女骑手几乎都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清一色骑电动车，买车的时候即使调大了限速，但最快也只能开40km/h。
由于摩托车车头重，大多数女骑手手劲不够，无法控制好方向。
此外，摩托车百公里油耗一般在2.5-3升，意味着百公里仅油耗就将近25元。
如果骑手单位时间里跑单的数量少，则不及使用电动车划算。
阿凤姐跑10单的时间，男骑手能跑15单。
为了争一口气，她曾有一段时间在别人休息吃饭的时候，继续跑单，想把被落下的5单挣回来。
“结果自己没有吃好，没有喝好，也没有休息好。
后来我一想算了，不能为了三四十块钱和自己较真。
”现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设定的300元的目标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骑手作比较，或询问对方“今天跑了多少单？”柳青也有过为自己车速太慢而焦虑的时刻。
她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害怕出事故，电动车不敢开得太快。
遇到顾客催单，要靠边停车后才敢接电话。
在非机动车道，如果有骑手想要超车，也会主动避让。
但她经常见到男骑手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接电话，速度像飞一样。
“看他们骑车，我都害怕，在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门口，通常聚集着很多骑手。
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订单，配送费用能达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装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
接过几次这样的订单后，柳青浑身酸痛，肩膀、后背贴上膏药，好久缓不过来，她主动将目光投向药房、便利店配送费用3-5元的订单。
柳青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抢订单的时候，你最希望看到订单上显示什么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愿望是显示订单重量。
”孙萍形容，外卖系统的算法体系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和气概打造的，在劳动强度、管理规则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
“算法后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