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石之祖”题词“花乳石”因王冕用以刻印而闻名。
明嘉靖年间（1522-1566）郎瑛在《七修类稿》之“时文石刻图书起”篇中记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
”此后数百年来，许多印人学者、印学著述，皆以此为据，称石章创始于“王冕用花乳石”，而且对“花乳石”的性状、产地臆加诠释，为此需细加考证。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时文石刻图书起》书影首先，“花乳石”究竟是何物？大多印人学者认为“会稽王冕，自号煮石山农，创用青田花乳，刻成印章”（黄质《古印概论》），但也有说：“宝华山在天台城东三十里，产花乳石”（民国《天台县志》），“花蕊石出（仙居）三十都大洪庄”（光绪《仙居县志》）。
更有一说认为：花乳石即花药石，是一种深赭底色，其间有着星点白花的萧山石（韩天衡《花乳石、花药石与萧山石臆考》）。
王冕《墨梅图》款印：王元章、文王子孙。
花乳石亦名花蕊石，是产于河南的药用石，又可刻印。
宋代官修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载：“花蕊石或名花乳石，出河南阌乡县。
”《本草经疏》载：“花乳石，其功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
”《本草图经》载：“花乳石，出陕州阌乡县。
体至坚重，色如硫碱。
形块极大者，人用琢器。
”可见，花乳石从其本义上讲即是可以雕刻的、产于河南的药用石。
后来有的人将其引申为雕刻、篆刻用石，亦未尝不可，但不应将它界定为某一地的雕刻石。
至于王冕所用之花乳石，由于史料无明确记载，又无实物可供鉴别，所以很难断定究竟是本义上的药用花乳石，还是引申后的某地雕刻石。
其次，石印到底谁先创用？清代学者查慎行（1650—1727）认为，“自从秦人刻玉称国宝，此外采用金银铜……后来墓刻忽以石，其法创自王山农”（《寿山石歌》）。
《辞源》（民国4年初版）上也载：“元末王冕始以花乳石刻印，为石印之始，见《七修类稿》。
”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万历二十四年刊本甘旸《印正附说》书影释文：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
唐武德七年，陕州获石玺一钮，文与传国玺同，不知作者为谁。
石有数种，灯光冻石为最，其文俱润泽有光，别有一种笔意丰神，即金玉难优劣之也。
石印，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有。
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地曾出土一石质“出工和世”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长沙—带出土40余枚西汉滑石印，多鼻钮、台钮、桥钮及龟钮，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石印实物。
“唐武德七年（624）陕州获石玺一钮，文与传国玺同，不知作者为谁”（甘旸《印正附说》）。
在宋代杜绾的《云林石谱》中，更有大量用石制印的记载。
书中共载石116种，其中有不少雕刻石当时已被用来雕刻器物、佛像、镇纸和印章。
如石州石，“土人刻为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刻图书印记字样，书极深妙”。
浮光石，“土人琢为方斛器物及印材粗佳”。
可见，“王冕始以花乳石刻印”是可能的，但绝不应认为“石印之始”是元末的王冕（1287—1359）。
即使在文人篆刻家中，王冕也不是用石刻印的创始人。
韩锡胙《滑疑集》书影赵孟頫自用印至今见诸记载的、我国最早使用石材刻印的印学家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
清人韩锡胙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
”韩锡胙，青田人，官至苏松督粮道，工书画，善诗文，为多部印谱作过序。
赵孟頫（1254—1322），南宋皇族后裔。
宋太祖八世孙赵希怿寓居青田，希怿之孙赵孟奎、赵孟垕、赵孟至、赵孟圻皆进士，与赵孟頫同辈，使赵孟頫有了了解获取青田石的机遇。
是故，在著名书画家、印学家中，最早使用石章的应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
他不仅善诗工书，画入逸品，且刻印与吾丘衍齐名，专尚玉筯，一洗唐宋陋习，“于是篆刻一事，遂得济身于文史之林”。
万历四十五年钤拓本《承清馆印谱》（张灝辑）到明代，经过印学开山鼻祖文彭的应用，使青田冻石之名艳传四方，从而加速了以石材替代金玉牙质印材的进程，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张灏编集的《承清馆印谱》共见印664方，其中金印20方、银印20方、宣铜22方、琥珀21方、玛瑙20方、宝石22方、水晶20方、玉21方，而冻石却有498方，占四分之三。
石质印材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明清篆刻流派的形成，促进了我国篆刻艺术的发展。
正如篆刻家韩天衡说的：“自文国博创以处州灯光石治印，一时文人风从，遂使篆刻之学起八代之衰，而成明清印石新纪元，就中青田石之功不可没也。
”篆刻家刘江亦称青田石为“印石之祖”。
——本文文字内容摘自夏法起先生主编《青田石文化》往期回顾缶翁治印重青田篆刻首选印材为什么是青田石印史遗珍：华府公子的青田灯光冻印章版权声明：编辑单位：深圳市金石文化研究院出品：东方国石文化产业（深圳）有限公司部分图片或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