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两个有趣的现象正在各地乡村同时发生：村民上楼和居民下楼。
村民“洗脚上楼”，指的是在村庄改造、乡村住房改善更新的过程中，村民从小、散、乱的宅基里搬出来，搬进政府统一规划建造的社区；与此同时，不少城市居民却厌倦了钢筋丛林，主动放弃喧嚣的都市生活，“隐居”在乡村，让自己的双脚沾上泥、接上地气，乐此不疲地成为“新村民”。
乡村，似乎成了“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的一座围城。
不过，采菊东篱下的人多了，悠然见的就不一定是南山，而是各种实打实的问题——“新村民”和原住民的习惯、理念、需求不尽相同，各种各样的矛盾不可避免。
有的“新村民”住到乡下后想“丰年留客足鸡豚”，养起了鸡鸭，殊不知本地原住民早已禁养；“新村民”租了农宅后发现其他村民可以旁若无人地走进他的院子；原住民发现村子知名度上去了，想涨房租，“新村民”不同意……处理这些矛盾，考验着基层治理者的智慧。
上海西部，青浦区金泽镇的一些村子里，住了不少“新村民”。
尤其是岑卜村，数年前便已是“网红村”，如今村子里已有55户新村民，是上海最早形成新村民群体的村落。
这些村子是怎么解决新老村民融合的问题的？“新村民”去乡下“隐居”要注意什么？如何探索兼顾新老村民诉求的议事协调机制？魏增雄 摄“好生态的吸引力太大了”“你到了金泽镇龚都村之后，沿着莲龚路从北面过来，有一个不起眼的斜坡，比较陡，但车可以往下开的，我家就住在那儿。
注意别过小桥，再往前就是太浦河了。
”日前，得知记者要去采访，50岁的陈工（化名）热心地录了一个小视频给记者指路。
要不是因为有这个指路小视频，陈工家真的很难找——宅前是一条宽阔的小河，屋后是一片茂盛的香樟树林，通往宅子的路口隐藏在一个小斜坡之下，“隐居”得非常彻底。
陈工是11年前开启在龚都村的“隐居”生涯的。
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本来在钱塘江边“隐居”，后来因要照顾在上海的年迈父母，就选择搬到上海最西端的龚都村，近两年把市区的父母也接到乡下一起住。
“看看树，玩玩水，骑骑车，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
最近10年，我去上海市区住的天数不超过5天。
在这里，早上能听见各种各样的鸟叫声，晚上抬头能看到星星，很惬意。
”乡村“隐居者”，大多有“随性”、“佛系”的性格，陈工也不例外，他和龚都村结缘的过程就非常“佛系”。
11年前，他和朋友在上海乡下找可以租的农宅，在练塘镇一个朋友的农业园吃饭时，席间有个朋友说在金山有栋房子可以租，然后陈工就兴致勃勃准备去金山看房。
“结果驾车一出农业园就转错了方向，没有去往金山，跑到金泽来了。
于是我将错就错，在金泽闲逛，最后在龚都村找到了落脚点。
”2009年8月29日，陈春华在龚都村的一户带六亩林地的农宅里定居，“家”里有码头、有院子、有树林，还能种菜。
“这地方感觉很‘仙’，住着特别舒服，我喜欢这里的好生态。
”陈工告诉记者，在金泽镇的龚都村、东西村等村子里，像他这样的乡村“隐居者”还有几个，大家志同道合，经常聚在一起喝酒闲聊。
“隐居者”最多的是岑卜村，自十多年前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态文化村之一后，来自山东、台湾甚至是新加坡、美国的“隐居者”纷至沓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村民”群体。
“生态二字，对城里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岑卜村党支部书记蔡新环对记者感慨。
茅冠隽 摄岑卜村，位于上海西部的“蓝色珠链”区域——这是一条由大大小小多片湖、港、荡、漾等“珍珠”般水域组成的“水链”，岑卜村就在一颗“珍珠”——小葑漾的西侧。
65岁的孙先生就是岑卜村“新村民”的一员，村里人都叫他“孙叔”。
他来自山东菏泽，一双儿女毕业后都在上海工作，他和老伴“老漂”到了上海，房子起初买在了徐汇区。
“在城市里住久了，不太喜欢那种嘈杂的生活，于是开始寻找合适居住的乡村。
那几年，我考察了崇明、奉贤等地的多个村子，最后选在了岑卜村。
2012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岑卜村时，便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路上绿荫环绕，湖水清澈透亮，村民淳朴善良，村干部也很开放包容，积极接纳‘新村民’。
”现在，老孙生活稳定、作息规律，早起沿湖散步、打拳，上午读书、养花、种菜，下午骑车锻炼。
蔡新环告诉记者，和孙叔差不多时间住进村里的“新村民”还有很多，有的是搞水产的，有的是研究生态学的，还有开皮划艇俱乐部、开民宿、开咖啡馆的等等。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岑卜村有55户“新村民”，而这个村子的原住民只有400多户。
放眼整个金泽镇或青西地区，“新村民”则更多。
“曾经有‘新村民’在博客上如此形容岑卜村：发现岑卜，拨动了我们在上海这琴上一根低音的弦，音色虽然有点沉吟，但很悠逸、清雅、韵味十足，令人心旷神怡。
”茅冠隽 摄“新村民”进村面临诸多矛盾不过，随着“新村民”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首先是房租问题。
“新村民”在乡村没有购房资格，只能租房，由于这些村子里近几年入住的“新村民”迅速增多，房租也开始上涨。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来，岑卜村的房租翻了5倍，2012年时每间房月租金150元，如今每间房月租金750元，原本一年租金不到1万元的房子，如今涨到了一年3万多元，让人望而却步。
对此蔡新环表示，岑卜村的空置农宅基本是“两上两下”的结构，这种房子在七八年前的正常年均租金为1.5万元至2万元之间，如今正常年均租金在2.5万元至3万元之间，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属于正常增幅。
“大部分‘新村民’对这样的房租正常增幅是理解的。
之所以有的‘新村民’感到房租猛涨，是因为以前有的村民还没有足够的市场意识，把自家闲置的宅子以一年8000元甚至是一年5000元的价格租了出去，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
”茅冠隽 摄孙叔也表示，房租随着时间推移而有适度涨幅是正常现象。
“这是‘新村民’和原住民的最主要利益冲突点，但并不是不可调和，只要双方都遵守契约精神。
”对于原住民来说，近年来房租快速上涨，让大家意识到原本20年一签、10年一签的租约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因此不少新出租房屋的房东纷纷缩短租期，有的已缩短至3年一签。
不过对新村民来说，太短的租期使他们不敢再有大量设施、技术、人力资源的投入，生怕钱砸进去后“打水漂”。
“原本看中乡村，就是喜欢稳定，不料到了乡村也无法获得稳定的生活。
如果租期长，很多人是愿意在村里扎根沉淀、融入村庄的；如果租期短，很多人权衡一下装修费用和房租变动，直接就走了，留下来的人也往往抱着‘随时要走’的心态，很难把乡村真正当成家。
”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村民”告诉记者。
此外，对于乡村的认知，“新村民”和原住民也存在显著差异。
陈工告诉记者，原住民对于“原乡风貌”“乡愁”等往往无感，他们更希望多浇筑一条水泥路、柏油路，希望把老旧的房屋变成新派、洋气的大宅子。
而土路、老宅、原生态风貌却是“新村民”最为看重的，他们往往不太希望对村子进行旅游开发，不希望村里的宁静生活被打破。
“新村民”之间也有不同诉求。
不久前，岑卜村来了个“新村民”，一口气租了好几栋楼搞培训活动，组织了一群孩子清晨5点多就起床，大声读书诵经。
“村里的房租整体涨价，和这个‘新村民’有很大关系；天蒙蒙亮就让一群人大声喧哗，更是影响了大家休息，很多上‘三班倒’的人不堪其扰，意见很大。
”另一位“新村民”对记者抱怨。
在生活习惯上，“新村民”和原住民差异也很明显。
陈工告诉记者，在一开始改造、装修房子时，他突然发现村里的两个老太太没和他打招呼就走进了他的内室进行“参观”，这让他感觉有点别扭：在院子里往屋内看看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走进房间，而且走进了内室？“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消失了。
我当时看中这个村子，就是看中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不少人出门连大门都不锁，几乎没有人家装防盗门、防盗窗。
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和谨慎小心的‘城里人’完全不一样，这很可贵，不应该因为我的出现而改变。
”自此以后，陈春华在生活中的“边界感”也模糊了许多。
“村民进我的院子、穿过我家后面的树林，我不再去管；村民对我说，想吃黄瓜、毛豆、丝瓜可以直接去他们家地里摘，我也会去摘。
”“新村民”和原住民的另一个矛盾是产业带动问题。
在孙叔看来，新村民可分为如下几类：养老居住型、休闲居住型、休闲经营型和商业经营型。
“容易和原住民发生矛盾的，其实是少数经营型的‘新村民’，他们的经营行为或多或少占用了村民的水、土等公共资源，还造成垃圾增多、环境嘈杂、停车无序等问题，增加村里的管理成本，而原住民感到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实质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原住民只能在房租上下功夫、动脑筋。
”有乡村原住民对记者坦言，原本希望从城市里来的“文化人”、“生意人”能给村民提供更多赚钱方式、带来更多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