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鸿江（云南）我当年高考报志愿时，恍惚知晓水工专业是建水库的，地质专业是和石头打交道的；农村长大的，农水专业就更不用说了，唯独水文专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看上面有个“文”字，估计是坐办公室的吧。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结果这一懵懂的意会，竟让我走进水与文之间，开启了我40多年的水文人生。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之需、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整个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治水史，治水必先知水。
大禹知水，左准绳，右规矩，因势利导；李冰知水，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贾让知水，移民滞洪，不与水争地；潘季驯知水，束水功沙，蓄清刷黄；林则徐知水，在奏请朝廷禁烟的同时，不忘呈上畿辅水利12条，在贬戍新疆后还带领百姓继续兴修科学利用地下水的坎儿井，使这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起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文化遗产一直”活“到了今天。
治水必先知水英文水文学Hydrology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据我的老师季山先生查考，1915年詹天佑在铁路建筑工地编撰，时任国务卿徐世昌作序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为中国最早提出水文学名词及释义的，7年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的前身）开设水文学课程，标志着水文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但水文要素观测在中国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良渚古城修建水坝以及大禹治水时代。
有趣的是我国古代水文观测并预警报汛是以人像或动物开始的。
战国时期（公元前 251 年）蜀郡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时立三个石人作水则（水尺），“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据说东汉时期仿建的一个石人像就是蜀郡守李冰的雕像。
宋元时期，又将石人脚趾至肩刻划分为十等分。
唐广德二年（764年）开始，在长江重庆涪陵段河道中的白鹤梁上刻石鱼，以石鱼眼睛“鱼报”水情，并有“石鱼出水兆丰年”之说。
嘉庆年间，在云南昆明的盘龙江畔，为了观测水情和防洪预警，在江边铸造了一个似牛非牛，腹空，背有小孔，顶具独角的铜犴，“金牛吼三声，水淹大东门”来“犴报”汛情。
明代在黄河潼关设立塘马驿站，每三十里为一节，向下游“马报”汛情。
清代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地区水卒乘羊皮筏沿黄河投掷水签“羊报”汛情。
东北地区由于天气寒冷，路况差，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设有十几处狗站，用于“狗报”汛情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
而今天象征和平的和平鸽就是源于古犹太人根据放飞回来衔着橄榄枝的信鸽“鸽报”洪水消退，万物复苏的。
昆明市盘龙江畔测水报汛的狪犴古代”马报“汛情(来自《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文字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宋开庆元年（1259年），宁波市立一“平”字水则，规定水淹没平字，就开闸放水，露出平字就关闸，水平有度，这或许就是水平一词的来历吧。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绍兴三江闸旁立金、木、水、火、土五行水则，水淹某字，便开闸几孔，可谓分级调蓄了。
清雍正年间，昆明在盘龙江敷润桥处立一根石柱，上面标刻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大字，如江水淹到“申”字，来水正常；淹到“午”字，则来水偏少，有可能出现旱情；如果超过“申”字，表明来水过多，必须要“祈晴”。
同样，清雍正至光绪年间（1274-1903年），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的观象台，也是以上述十二时辰计时观测，只不过观测的不是水位而是观测降水的“晴雨录”了。
南宋宁波“平”字水则碑（来自网络）清代北京“晴明风雨录”（来自《科学网》陈昌春文）昆明盘龙江原敷润桥处的金牛寺水标站（袁树堂供图）据刘国纬先生考证，宋元丰元年（1078 年）范子渊通过计算黄河与洛河的水量，以期实现两河水量相互补偿与调节，这其中蕴含了流量概念的原始雏形。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刘天和著《问水集》中提到他修筑黄河堤防和疏浚河道时，创制了“乘沙量水器”，用来采集河水中的含沙水样。
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治河专家陈潢在其所著的《河防述言》提出“计水之大小。
流之缓急。
量其水方",即以单位时间（一昼夜）流过多少方水作为计量单位。
康熙皇帝提出过闸水量应“即先量闸口阔狭，计算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
其中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流量概念的精义了。
但传统的十二时辰的计时系统难以准确计量水流速度。
清光绪十年（1884 年），全球统一了二十四小时的“区时系统”，此时西方计时钟表也传入中国，现代计时制度的确立为我国河流流速和流量测算奠定了基础，随后以流速仪测流为标志的水文站在我国海河、淮河、黄河、长江等地陆续建立起来。
泥沙采样器（来自网络），其貌不扬的它”大浪淘沙“，监测家园的水土状况悬杯式流速仪（来自网络），笔者基于它，提出了流量计算新方法公元前3200年的古埃及已经把水文和经济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当尼罗河水上涨泛滥时，两岸的庄稼才能得到充足的灌溉，否则就会因干旱缺水导致作物减产，长老在尼罗河岸建了称为尼罗计的水位观测井，观测井划定的“腕尺”洪水位与被淹没的土地和播种面积直接相关，由此预测出农民能收多少粮食和饥荒程度，以便确定当年的税收水平。
1895年一法国人在意大利巴勒莫地区发现了一块曾当作门槛的石碑，上面记载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50年尼罗河的洪水位、农业产量和税收收入。
宋宣和二年（1120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竖有水则碑，分七则把水位与附近农田受淹情况相联系起来。
战国时期的治水专家、鬼谷子门徒白圭就像寄居在古埃及的犹太人约瑟一样，根据水旱周期预测农业收成，并按这个水文预测进行粮食交易和理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成为中华大地的“商圣”和“商祖”，而他发现的水旱和粮食收成周期，恰好和19世纪科学的重大发现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基本吻合。
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巴勒莫“王室编年记”石碑（来自网络）太阳黑子活动对地球上的水文情势影响巨大（来自网络）极端的水文现象莫过于大洪水了，大禹时代比我国古代史中的夏商周史料断代时期更早，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却在各地各族中均有传说和记载。
《淮南子》和《山海经》等古籍中提到过，我在云南苗族的神话中读到过，在彝族广场的碑文中看到过，在佤族的崖画故事中解读过，而犹太人的历史中更是有明确记载，并记有与我们的女娲补天不同生存方式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每隔几个世纪就有旅行者报告说在土耳其亚拉腊山冰雪中发现了方舟遗迹。
2010年4月28日，一支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在亚拉腊山海拔超过4000米处发现了诺亚方舟，并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的方舟内，探索队员还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物体。
我不是历史和考古学家，但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大洪水发生的年代似乎基本一致。
英国学者富勒策认为，“流传于全球的洪水传说，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记忆，包含着历史的真实。
”因此，没有理由拒绝相信距今4000多年前的地球上确实发生过那场大洪水。
雅安是西蜀天漏的雨城，这里有很多女娲补天的遗迹传说（来自网络）方舟上有诺亚一家八口（有人说是”船“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