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历史远不如北方复杂,虽然也经历了从孙吴到东晋,再到宋、齐、梁、陈的六朝更替,但这些都是汉人建立的政极,在文化传统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当中原丧乱、礼仪尽失之时,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之地,被视为礼仪制度的正朔所在在六朝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里(221-589年),南方政权除了孙吴曾在短期内以武昌为都外,绝大部分时段都以建康为统治中心,城市的选址与其文化传统样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建康城的兴衰变迁几乎就是一部六朝文化发展史。
不过,也正因为六朝都城选址相当固定,造成了各代遗存的层层叠压和打破,考古工作对城址的探索难度要远高于北方地区,加上南方潮湿的环境下遗存的保存不易南方城市本身受地势的影响而不如北方规整等因素,我们对六朝都城的了解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文献的记载。
武昌孙吴时期的武昌在今天湖北的鄂州,与武汉市的武昌同名异地,位于今武汉下游60多公里的长江岸边,西倚樊山,南临南湖,东有天然潟湖,北临长江,地势十分险要,既可以高山和天堑作为天然的屏障,又可藉长江扼守中游,藉汉江阻挡北来之敌,因此在战争频发的三国时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孙吴的第一座都城。
"(黄初)二年(21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
(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
五月,建邺言甘露降。
八月,城武昌。
"孙权之溯江而上移治武昌,实乃出于防御上游之敌的考虑。
由于此时孙权尚未称帝,所以武昌城俗称"吴王城",黄龙元年(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后即迁都建邺,即后来的建康,今天的南京,迁都之后的武昌城仍然保有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受到孙吴的重视。
孙吴末年孙皓曾在甘露元年(265年)短暂定都武昌,但由于群臣的反对,不到一年就返回了建邺。
考古学家在今樊山东麓的鄂州市区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墙垣,东西长约1000米,北墙被江水冲毁,至南墙的长度约500米,周长约3000多米,因此武昌城的规模不大。
南墙的一段得以保存至今,墙基宽约20米,高出地表4-6米。
武昌城依据地势设有5座城门,此与北方都城对称的城门不同。
南墙的中部有一道约20米宽的城门,尚存部分路面和石块遗迹。
南墙外还有一座夯土台基,约17米见方,可能是马面遗迹。
在南墙和西墙外側发现了人工城壕,其中南墙城壕现在是一处长270米、宽180米的池塘,被称为"壕塘",而西墙外的城壕仍被称为"壕口",一直向北通在长江,这段城壕宽约50-70米,深约5米。
除了城墙、城壕遗迹外,还在樊山以南发现了数干座战国至六朝的墓葬,其中一半属六朝时期域内的主要宫殿武昌宫,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听政之所,宫殿的建筑材料十分讲究,后来孙权迁都建邺之初,因日有建材腐朽过甚,乃"徒武昌宫材瓦"而修缮建邺宫殿。
考古学家确在遗址北部的江边淮涂上发现了大量青灰色、以细泥制作的优质板瓦与筒瓦。
2000年,考古学家对武昌城的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式试掘,了解到城墙的基本结构是由主墙和两侧护坡组成的夯土墙,主墙墙基宽约6米,加上护坡宽13米,高3米;在城内近南墙处发现一座青砖砌成的六朝早期古井,可能从东汉后期一直沿用至东晋前期,发掘者根据仅有的一些发掘资料推测武昌城的南半部可能是居民生活区。
武昌城在东汉鄂县基础上发展而来,考古学家在三国地层之下也发现了很多汉代的遗存,不过武昌城的迅速扩张主要还是在吴主孙权统治时期,他曾从建邺迁徙千余户人口充实武昌,加上驻守武昌的数万军队及着属,武昌人口可能达十万之众。
考古学家在城外的一些地点发现了大量水井遗迹,水井内发现了东汉至国时期掉落的汲水罐,其中仅东吴初期短短数年内的汲水罐就占了约50%,表明这个时期汲水罐使用相对频繁,也是东吴初期武昌人口急剧增长的反映,比如域外的一些制高点可能驻扎着大量的军队。
孙吴时期的武昌城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也是重要的手工业基地,其中治铁、造船和铜镜制造业在武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考古学家在城址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发现了铜器铸造作坊遗迹,还在水井内发现一件铜鉴,上有铭文"武昌"、"宫"、"黄武元年作三干四百卅八枚",表明武昌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存在,而且生产规模巨大。
铜镜是武昌郊区孙吴墓葬中的普遍随葬品,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产自本地的作坊,其中一件重列神兽镜铭文为"黄武六年十ー月丁已朔七日丙午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竟……家在武昌",表明是会稽工匠迁居武昌所作,武昌应该是东汉至孙吴时期的重要制镜中心。
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对兵器的需求必然是巨大的,陶弘景《古今刀剑录》里提到孙权在武昌作刀剑之事:"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铜铁,作干口剑、万ロ刀,长三尺九寸,皆是南铜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铜铁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如大治铜绿山遗址是一处春秋战国以来的大型冶炼遗址。
佛教在武昌的流行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孙权和孙登驻守武昌期间,广纳天下俊杰,文化方面一度非常兴盛,一些佛教名僧在此期间来到武昌译经弘法,其中大月氏居士支谦、天竺僧人维袛难等尤其受到孙权父子的特别优待,僧人们们可能还在武昌修建了最早的寺庙,早到孙权移治武昌的前一年(220年),虽然现在并未发现寺庙遗迹,但考古出土的一些早期佛像仍证实了当时武昌是南方地区的个佛教中心。
在鄂城莲溪寺发现的一座永安五年(262年)东吴校尉墓里出土了件鎏金铜牌饰,上面有一尊镂雕的立佛像,佛像有肉髻、项光和飘带,两侧饰有莲花;该墓还出土了四件跪俑,前额有自毫相。
在樊山脚下的另一座东吴孙将军墓中出士了一件青瓷熏炉,炉缘也有一尊佛像。
这个时期是佛教的初传阶段,在长江上游的四川、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江浙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佛像,不过这些佛像大都附于一些日用器物上,如摇钱树、带钩、铜镜、陶瓷等,或许这正代表佛教初传时期的特征,即人们对佛教的教义还不甚了解,佛还只是众多神衹中的一位,有护佑的作用。
武昌城因军事而立,在性质上主要是一个军事性的城堡,可惜迄今考古工作未能发现太多有关城市规划和军事设施的遗存。
武昌虽有军事上的特殊优势,但也存在着作为城市的天然缺陷,由于高山湖泊和大江的割裂,本地的农产品供给往往不足,东吴时期的巨大军需粮草常常得从外地输入,可能正因为如此,当它在军事上的地位下降之后,很难再像建康一样成为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处境最终导致了城市的没落。
孙吴以后的两晋时期武昌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两晋名臣陶侃的统治下,武昌也有过大规模的城市整治和宫殿修缮,但由于军事地位的下降,武昌城逐渐被荒废,至隋唐时期已经湮没无闻,成为文人墨客思古凭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