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
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
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
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
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
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
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
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
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
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
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
那样就会成为“堆砌”。
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
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
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
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
他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
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
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
即合适，准确。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
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
“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
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
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
韩愈说过。
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
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
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会呆板。
中国当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的，现在多起来了。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
这是极好的事。
这样会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选自汪曾祺的演讲，本文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名家专辑快捷阅读，回复作家名字即可毕飞宇|陈忠实|池莉|曹文轩|迟子建|格非|韩少功|贾平凹|老舍|李佩甫|刘庆邦|沈从文|苏童|三毛|铁凝|莫言|汪曾祺|王朔|王小波|王安忆|余华|严歌苓|阎连科|史铁生|张爱玲|张承志|博尔赫斯|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卡佛|福克纳|卡夫卡︱卡尔维诺国外名家作品合集，回复“合集”，便可快捷阅读原鄉書院回顾，点击可直接阅读本月《文学课》回顾目前70000+人已关注加入我们，在等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