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不多还在作业的车间每当印政府文件时，印刷厂里的人都要签保密协议。
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
而在印刷结束后，印版直接销毁，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一张都不能留。
好工作周新琴依然清楚地记得，三十二年前来到厂子里时的情景。
两三辆叉车装着成捆的书纸在偌大的车间里穿梭，纸摞撞击案板的声音此起彼伏，油墨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让新来的周新琴下意识吸了一口气。
那时的周新琴刚读完初中，正赶上印刷厂对外大规模招工，她也想试试。
周新琴的母亲就在印刷厂工作，连她也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这么多年，这样的集体招工还是第一次。
”那年月，这家印刷厂是当地印刷行业中唯一的国营企业，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的效益让每一个车间热火朝天。
即使普通工人，每个月工资也有42块钱，和市里的其他国营工厂差不多。
因为订单多，很多人都早出晚归，加班费也不少，有时候一个人最多能拿到快60块钱。
不少人因此对这份工作眼红。
“当时我们这里的军分区部队有个师长和参谋长，那官在当地算大吧？人家老婆照样在印刷厂上班。
” 周新琴的母亲说，“不过那时候的印刷厂一般不招人，不是开后门找关系真进不来。
”但当时已经是车间主任的母亲有些矛盾，她并不想让女儿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即使内部员工子弟可以优先进厂。
“效益是好，但也确实辛苦。
”那时，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搅动着南方大地，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南下的列车总是挤满了人。
周新琴的弟弟也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车，去“到处是黄金的地方”寻找机遇。
而待在家里的周新琴最终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去印刷厂上班。
那时，父亲卧病在床，母亲虽然是车间主任，但由于不再参与生产，工资降到了二三十元，她想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
隐没在荒草中的厂房车间里从小就在印刷厂大院里长大，周新琴开始真正坐在案板前，尝试那些耳濡目染的事。
她对油墨并不陌生，但在第一次完工后，还是噘着嘴冲到水龙头边，拼命去搓手上黑乎乎的东西。
一旁的工友告诉她，要用汽油或者柴油洗，那玩意儿专治油墨。
指甲缝里的残渣洗不到，她就拿刷锅的丝瓜络反复蹭，找沙子和锯末来回磨。
油墨清洗干净了，但身上的味道却很难去掉。
一位女工学起了自己男朋友的抱怨：“你这干的是什么鬼活儿？鼻子眼儿里都是汽油味儿。
”一旁的工友开起了玩笑：“他咋知道你鼻子眼儿里啥味的？”而同厂上班的夫妻档之间则不必有这些抱怨。
焦慧和周新琴同时进厂，是那一批女工中结婚较早的之一。
这位曾经的“一枝花”在厂房里也坚持每天化浓妆，扎起高高的朝天辫，搽着厚厚的粉，眼睛涂得“像熊猫一样”。
这些在今天看来略显夸张的妆容，在当时却引来了一位憨厚的男工的注意。
“我们刚进厂没多久，那个男的就天天笑眯眯地跑过来和她聊天，有时候还帮她干活。
”周新琴回忆说。
一些工人看到了就明知故问：“哎呦，老殷（那个男工）又来了，找谁啊？”尽管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这个黝黑、嘴大、有点龅牙的男人和焦慧不太般配，但两人还是在厂里谈起了恋爱。
再后来，他们早早地结了婚。
“这下子你们两口子谁也别嫌弃谁身上的汽油味啦。
”工人们说。
类似的玩笑话，只是繁重的生产任务间的调剂。
各式各样的订货源源不断，联单发票、汽车票、粮票、政府文件、信封、书本……用周新琴的话来说，除了钞票，他们什么都印。
有时遇到订单积压，工人八小时换一次班，机器却要马不停蹄地一直转着。
每逢印刷政府文件、尤其是重要文件时，印刷厂在那年代的“政治”属性就显现出来。
厂里要统一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紧接着就是签保密协议。
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
而在印刷完毕后，印版直接销毁，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一张都不能留。
“所以那时候的印刷工人啊，嘴严得很，知道什么秘密也从不往外说，包括自己的家人。
”每逢加班，时间就成了厂房里最宝贵的东西。
厂里没有食堂，大部分工人选择中午不回家，坐在案板前凑合着把午饭对付过去。
附近的一所小学门口挤满了卖煎饼、凉皮的小推车，工人们往往在放学之前就往那里赶。
后来电磁炉兴起，有人在车间里添置了一台，大家开始从家里带来方便面和挂面。
一位平时就爱摆弄花花草草的工会主席在厂里种上了荠菜和荆芥，这成了工人们的免费菜品。
周新琴和工友们每次在车间里下面条，都会去择来一把。
但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机器再次开动，刺鼻的气味重新包裹住每个人。
有时遇到不同颜色的纸品订单临时加塞，需要撤下原来的印版，换上新的。
工人们用汽油把机器上的黑色油墨洗掉，再涂上红色或蓝色油墨，一番折腾下来，手就变成了彩色。
比颜色和味道更不容易被发觉的是有害物质的侵入。
周新琴常年被失眠和头痛困扰，印刷油墨中含有的铅、铬等重金属元素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除此之外，异丙醇、醋酸丁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
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印刷工艺（Printing processes）”和“印刷油墨（Printing inks）”于1996年被分别列入2类致癌物亚分类下的2B类和3类致癌物。
墙上的印刷配方分水岭工人的悲喜总是和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周新琴三十年的印刷厂生涯里，有一道分水岭立在中间，前十五年是火，后十五年慢慢变成了冰。
冰与火之间，几乎正好是世纪之隔。
1998年，在厂里办公楼租赁办公了六年的当地主流报社撤出厂房。
三年后，这家报纸的印刷业务转移到了自己成立的印务中心，曾牢牢握在印刷厂手中十三年的主流报纸承印业务，一下子从雷打不动的日常计划中抽离。
周新琴看着空空如也的二楼，恍惚于多年来重复上演的场景突然间不复存在。
最初，厂里还在沿用较为原始的铅印技术。
新鲜出炉的稿子从二楼的报社送下来，负责排版的师傅对比着稿子，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字典”里快速找出对应的字块，一个一个地塞进木版。
而周新琴的工作，就是把成摞的白纸一张张地往机器里送。
一分钟四五十张的印速和如今比起来确实不快，但好在印量不大，四五个小时就可以把市里和下属八个县的计划全部完成。
天亮时，给各个县城送报的车辆已经出发，市里的送报员们也在厂房门口排好了队。
尽管报纸在正式批量开印之前要经过报社的“三校”（三次校对），但错字的情况有时还是会发生。
“他们（报社）只要一签字确定，我们就直接付印了，没人再去细看里面的内容了，所以很难发现。
”有细心的读者在第二天发来了指正，排版的师傅就需要在当天报纸的中缝排进去几行小小的“更正”。
铅字印刷的场景并没在周新琴的生涯持续太长时间。
后来，印刷厂完成了激光照排的技术革新，印刷速度一下子提了上去。
到了90年代中期，全国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技术，“铅与火”的印刷记忆基本终结。
而独立运营后的报社印务中心发展更快。
2002年，报社购进一套中外合资的彩色印刷设备，这份主流报纸在脱离印刷厂后不久，就实现了从黑色到彩色的飞跃。
之后的三年里，报社又接连添置两套更为先进的印前设备，一跃成为周边地市里印力最强的印务中心。
2006年以后，两大中央级报纸相继在报社建立分印点，这座年轻的印务中心把报纸的印送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外省。
对效益变化极其敏感的工人们很快发现，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
粮票和汽车票最先退出了厂房，信封也愈发式微。
“慢慢地人们都不用信封，改发快递了，你看现在邮局的生意也不好了。
一些带有装饰的个性化信封倒是卖得挺好，但我们厂印不出来。
”周新琴说。
包括那些曾经让厂里“戒备森严”的政府文件也没有了，政府机关先是办了自己的印刷所，再后来，打印机进入了一间间办公室。
而对于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又告别了一项稳定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