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本文摘自《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作者李恒珍、徐大同、张进修，原标题《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正文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们都曾在张宗昌部下任过职或当过兵，有的从普通的军械员，当上了少将军械主任和弹药厂厂长（李恒珍），有的充当过少将行辕副官长和随军参谋长（徐大同），有的虽然未曾充任过要职，但与张是乡里，因此，对张宗昌都有较多的了解。
这个材料就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集体凑集而成的。
不过因为我们不是他的最高级和最亲信的幕僚，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张在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期间的活动，因我们未能亲身参加，只是听到一些间接的材料，因而难免有不够确切之处。
对此，我们希望熟知张宗昌的人，予以补充和订正。
一、投靠北洋军阀以前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村人，小时家中贫穷，曾随其母讨过饭，稍长后受雇于本县一家酒铺当伙计。
约在十七、八岁时，随其父到吉林省三道沟一带谋生，到一家金矿资本家去当了护矿的骑兵矿警（即花棒子队），三、四年后，据说他又接受沙皇俄国地方当局的委任，于一九一四年组织花棒子队参加过日俄战争。
以后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并和另一个掖县人程国瑞（又名程子安）罗集了几十个同伙，在华商总会充当了门警头目，在此他结识了不少的赌棍、流氓之流。
据溥仪在他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他“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娟、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到过海参崴，他投了革命的机，和程国瑞等一起组织同伙数百人，于一九一二年（时间可能不准确）乘英国海轮开赴上海，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指挥。
在上海被编为光复军的骑兵团，张任团长，属李征五旅，归当时光复军第三师冷通节制。
一九一三年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窃国大盗袁世凯（当时的总统）派张勋为第一路军，冯国璋为第二路军，南下与革命党人的光复军作战。
张宗昌的骑兵团随光复军北上到徐州以南约二十华里的二郎山，与北军展开战斗，因北军势大，光复军支持不住，旋即溃退，张宗昌的骑兵团也在二郎山被北军打得四散奔逃，张本人的臂部负了伤。
战斗结束后，张宗昌成了光杆团长，南归不成，便又投了反革命的机，索性只身跑到徐州北军的司令部向张勋投降。
张勋认为留之有用，便答应收留，并予之治疗臂伤。
不久冯国璋到张勋处开会，张勋提及此事，冯便把张宗昌叫到司令部，冯见张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是光复军的一个骑兵团长，将来可能有很多用处，于是便要张勋把张宗昌交他处理，得到张勋的同意，张宗昌便被带到了冯国璋的司令部，又成了冯国璋的降将。
张到冯部之后不久，成了冯国璋的重要骨干分子之一，为冯出了不少的力量。
还在冯国璋驻徐州时，张宗昌又利用旧日的关系，在徐州周围收罗了一部分光复军残部和在徐州周围打家舍、绑架勒赎的褚玉璞匪帮，编组成军，冯国璋率师南下攻打南京时，张也率领褚玉璞等参加了攻城作战，负责攻打南京的西门。
攻陷南京后，冯国璋当了江苏省军务督办，张宗昌所带之部队，最初编为一个师，以后又缩编为一个旅（即七十四旅），委朱熙当了旅长，张宗昌则调任为江苏军官教育团的监理（即团长）。
在张宗昌还未接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之前，据说他曾接受冯国璋秘密使命，约在一九一四年前后，派程国瑞等一行数人，秘密潜往上海，进行暗杀南方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活动。
程等到上海后又拉陈其美部下的一个副官和宿英武、刘四海等人同谋（程、宿掖县人，刘亦是山东人）。
刺陈后，程逃走，宿被捕，坐了几年监狱。
后来张宗昌到东北五站时，宿、刘都到了东北，宿当了上尉副官，刘当了稽查员，以后宿又随张进关，充当了程国瑞的副官长。
二、出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军官教育团是冯国璋为训练江苏下级军官而开办的(原注：一九一三年于二月于六日冯国璋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开办军官教育是为了加强其私人势力和对江苏军队的控制。
)。
张宗昌为监理（团长），赵瑞龙为教育长（赵为湖北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过旅长)，林笃斋（林宪祖之叔）为军需，林宪祖为书记，教官有缪庆善、齐清如、陶鼎、徐森等人。
学生编成三个区队，由教育长赵瑞龙直辖。
训练时间一年半为一期，每期学员一百二十人。
第一期学生，是招考的中学毕业生。
第二期、第三期则多半是从江苏地方部队下级军官中抽调而来，毕业后大都仍回原部队。
教育团讲授的课目，除步兵操典、阵中勤务、战术、兵器学、军制、军纪、筑城测绘外，还有马术、劈刺等。
校址在南京城内太平门小营内，原为陆军小学校址。
张宗昌不常在校，校务由教育长负责。
张住中正街一个侯府内（房舍很多，内有戏台）。
张时常举办堂会唱戏，多招学生去看，并有很多闲散旧部拥挤满院。
他的日常开支很大,须靠冯国璋的补贴维持。
一九一七年八月，冯国璋赴北京代理大总统职务，张宗昌亦辞去教育团监理，跟随冯国璋前往北京。
江苏督军换上了李纯。
三、出任第六混成旅旅长和参加湘东之战张宗昌随冯国璋到达北京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长，因为他不愿意干，不久，冯国璋又任命他为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
张奉命后，立即赴南京集合旧部，并编制成军。
混成旅的各级干部，有旧日部属，有北京陆大毕业学员，还有南京军官教育团的毕业学生；士兵除自徐州蚌埠等地招募的以外,还有以前招托的绿林匪帮数百人。
这数百人中，一部是来自丰沛一带的褚玉璞部（约三百余人），一部是来自东北中俄边境的唐振山部（外号唐老黑，百余人），他们多数带有短枪及杂色步枪。
综计全旅约六千人，枪四千余支，七生的五（炮的口径）克鲁伯山炮四门，机枪二十余挺。
所有枪炮弹药，粮秣被服装具等，都是由北洋政府直接补充。
第六混成旅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为贾得臣，第二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另有工兵连一，连长王栋,辎重连一，连长曲魁宜，炮兵连一（连长姓名失记）。
旅部当时的参谋长为孟泽甫，副官长为刘美岑，下辖参谋、副官、军法、军械、军医、军需、书记各处，参谋处长与副官处长，由参谋长与副官长兼任，军法处处长为林廉村，军械处处长为张绍祺，军医处处长为姜如心，军需处处长为林笃斋，书记处处长为林宪祖。
第六混成旅仓卒成军，尚未进行正规训练，就奉到随张怀芝参加援湘之役的命令，一九一八年春即整队陆续进发湖南。
北军援湘之役，起于两广“护法”。
一九一七年秋，两广“护法”事起，湖南首先响应，接着湘、粤、桂三省也成立了联军总司令部，谭浩明担任联军总司令，并率军于十一月攻占长沙，进军湘、鄂交界的羊楼司。
当时北京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而国务总理段祺瑞，则主张用兵平定西南。
后依段的主张，任命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张敬尧副之，其直辖的第七师归第一路的战斗序列，司令为吴佩孚,由湖北通城向湖南平江进攻。
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军队计有：施从滨的山东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上官云相与戴绍九的两个独立团，以及原驻安徽的新安武军十二个营（安武军为北洋政府收编的清室末年的地方部队，计有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等人的安武军。
这些部队到民初还带有辫子），兵分两路向湖南醴陵进发。
当时湘、粤、桂联军的大体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摆在岳阳，刘建藩部摆在平江（刘建藩为湘南零陵镇守使，辖有部队二十营），粤军、桂军的马济、韦荣昌、隆裕光等部摆在后面，作总预备队。
张宗昌率领的第六混成旅于一九一八年春自南京整队出发，在下关乘轮船直赴九江，又改乘南浔铁路火车抵江西南昌集结，以后即从早路徒步行军，取道上高、宜丰、铁树关进入湖南，再经浏阳至醴陵（张树元所率领之部队，则沿铁路线经武汉到达湖南），与第二路的主力会合。
据张宗昌的亲信祝仞千说：张宗昌在张树元司令部开会时，张树元曾问张宗昌带着多少人马，张宗昌回答说一个旅，张树元很不满意，并说:一个旅顶个屁用，不要到前面去，留在后边作预备队好了。
因此张宗昌对张树元也很有意见（据祝说这是张宗昌亲口和他讲的）。
三月中旬，吴佩孚率领第一路军占领岳阳后，湘、粤、桂联军发生内哄，湘军沿粤汉铁路南撤，随着谭浩明出走，吴佩孚于三月二十六日进入长沙，湘、粤、桂联军遂行瓦解，各自行动，粤军回粤，桂军回桂，湘军亦向粤、桂边境退却。
在南军大撤退的形势下，张怀芝率领的第二路军，继续向攸县、茶陵方向前进，直至到达攸县后，始与湘军刘建藩部遭遇。
刘建藩自平江撤走时，是全师撤退，但他不甘心这样不战而走，所以两军一经接触，战事即迅趋激烈。
此时北军是施从滨的第一师担任正面战斗，其余部署在两翼作战，张宗昌的第六混成旅担任右翼板桥之线。
北兵初到南方，地理很不熟习。
攸县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沟渠水塘，羊肠小径，兼之松林茂密，茅竹丛杂，烟雾迷漫，使人难辨方向；再加当时正是南方梅雨时节，道路泥泞难行。
在攸县正面的第一师，经过日夜的激战，终被南军突破，向后退却。
右翼张旅正在与敌对战时，忽然发现背后有人抬着棺材，自北面上山，并有穿白带孝之人前后跟随，但没有引起警惕。
不料这些人到达山上，竟从棺材内取出机枪,向张旅阵地后方扫射。
张旅前后受敌，处境不利，只得率部队，分道后退。
在撤退中，张旅第三团团长程国瑞受伤坠水，幸得一副官跳入河中，背程顺流而下，始安全逃出了射界，向北退下。
由于南军跟踪追击，张旅立脚不住，一日之间，便从攸县退到醴陵，跑了一百八十里。
入夜旅司令部刚刚进驻醴陵城内黄家祠堂，南军又追到城里，将张旅包围。
醴陵县城没有城墙，西北是山，不能通行，东南两面是河，仅有木桥数道为主要的交通。
大家正在无计可施之际，褚玉璞（时任张旅营长）忽生急智，将作运输用的小驴百头，赶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领大队眼进，及至冲出重围之后，检查小驴已一头不剩，而官兵的伤亡却不多。
离开醴陵约十里左右，张的坐马忽被南军击毙。
此马随张多年，张痛惜不愿离去，侍卫贺文良背负而退。
跑到株州，稍获休息，夜半又被追击，伤亡很多，无奈又向湖南省城长沙败退。
此时张怀芝率领的其余部队，业已全部溃散，无法收容。
张怀芝本人败逃北窜，路经汉口，被北洋政府派来督战的执法营务处处长殷洪寿闻悉，意欲逮捕正法，当即率队往捕，及至张怀芝的临时住所，殷进了前门，张得信从后门逃脱，回到北方。
湘军刘建藩部追过株州，仍孤军深入，继续向长沙前进。
距长沙约四十里有小河一道，有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部的第七师部队，和毛家弟兄毛思忠、毛思义一个旅（为张敬尧入湘前收编的土匪队伍），还有张继忠的一个团（均北军势力），在此防守。
吴佩孚占领长沙后，张敬尧亦率部跟着进入长沙，吴奉命继续追击，直捣两粤，张敬尧却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吴对此极为不满，攻下衡阳后，不仅按兵不动，反与湘军赵恒惕协议各守原阵地，互不相犯。
这就为以后的直皖战争埋下了导火线。
刘建藩部受阻于长沙以南，与张敬尧部对峙多日，战事无大变化。
长沙城内，以大敌当前，人心极为恐慌，张敬尧见形势紧迫，乃与张宗昌商议，请他组织反攻；张宗昌也愁着北归无善策，遂慨然应允。
张敬尧对张宗昌部补给了服装粮饷，并赠张大旗一杆，上绣“苏皖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和斗大一个“张”字（因为彼此都姓张，故赠此旗，以壮声势），此旗为张敬尧在徐州剿匪时所用。
张宗昌得到张敬尧的补充后，即选拔奋勇队一千二百人在前，其余部队随后，自己亲自率领到达战地。
候至深夜，抱着大旗身先士卒，偷渡阵地前沿的小河，一举攻入南军阵地，从中央突破，并四面冲击。
刘建藩部此时虽然云集南岸，但因事起仓卒，虚实不明，竟至全线混乱。
后据俘虏供称，当时有刘部一团长见战事无法支持，即向总指挥刘建藩请示欲行退却。
刘认为这个团长惑乱军心，将他就地正法，谁知这个团长有心腹卫士，见团长被杀，乃奋不顾身，乘混乱之机，亦将刘建藩刺杀（有说刘建藩之死，是因在慌乱中抢先渡河，失足掉在河中被淹死）。
一时军中无主，遂至全线崩溃。
张宗昌率部乘胜追击，又经过株州、攸县，直至茶陵以南地区，方才停止。
沿途虏获南军官兵及枪炮弹药粮秣被服极多，所有俘虏，均一律释放。
随后各部队即分守要隘,休息整顿。
不久捷报送达北京，冯国璋闻报喜出望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又发表张宗昌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将其率领之第六混成旅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
四、出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及在江西被缴械暂编陆军第一师的编制和人事大体如下：师长为张宗昌，参谋长为金寿良，副官长为刘美岑，军械、军医、军需、书记各处人事仍旧。
当时全师编成两个旅，一旅旅长为贾得臣，辖第一、第二两团，第一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二团团长为褚玉璞。
第二旅旅长因人事不好安排，未予发表，暂由张宗昌兼理，辖第三、第四两团，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第四团团长为王康福（王原为施从滨部的团长，因山东第一师已溃不成军，故由张宗昌收编为团长）。
该师的特种部队计有工兵营一，营长为王栋，辎重兵营一，营长为曲魁宜，卫队营一，营长为陈杰，此外还有炮兵连、骑兵连和雷电连（连长姓名已失记）。
当时的骑兵连约有战马六十匹。
雷电连连长为一制雷专家，他能制造踹雷、电雷、抛雷三种，踹雷、电雷约重三十——八十磅，抛雷约与现时军用的手榴弹相同。
张部在湖南作战时的用雷，均系雷电连自己制造。
暂编陆军第一师士兵的武器，当时多为七九套筒或汉阳造的单筒，每枪配备子弹三百粒。
服装则每年发草黄色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棉大衣一件、腰皮带一条、风衣（呢装）、雨衣各一件、灰线毯一床（有的不是每年发），鞋子在南方则多穿麻鞋或草鞋。
官兵的薪饷大约规定如下：兵六元，中士七——八元，上士十六元，司务长约二十五元；排长三十六——四十元；连长七十——八十元，外发公费约十五元；营长二百四十元，公费约一百四十元，柴价约一百五十元；上校团长四百——五百元，公费约二百元，柴价约二百元；少将五百——六百元，中将六百——八百元。
将校级的每一级当时又分为一至三等，故级虽同而薪饷仍有差别。
全师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具、饷等，统由北京的陆军部按时拨发，官长的被服伙食则全归自理。
当时的陆军总长为靳云鹏。
张宗昌驻湘东的第一年，全师的薪饷，北洋政府还能按时发放，并多由张赴北京领取。
据祝仞千说：湖南战事结束后，张经常亲自到北京领饷，而每到北京必聚赌嫖娼，大肆挥霍。
北京也有那么一伙人，每逢张去必与之周旋，阿谀逢迎，视张为财神爷，有一次张在京领到两个月的军饷（四十万元），被他们拉去赌钱（推牌九），一夜即输了个精光。
后来还是冯国璋又给了五十万元,始补发了部队的欠饷。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援湘之役，以湘粤桂联军瓦解而告终。
张宗昌部就原地驻防，师部、第一旅旅部、程国瑞团及特种兵等均驻攸县，褚玉璞团驻茶陵，其余部队驻醴陵。
随着张宗昌势力的扩大，也引起了张敬尧的戒心，怕张宗昌以武力夺取他的湖南地盘，因而也就把毛思忠、毛思义两个旅分别派驻攸县、醴陵一带，借以监视张宗昌部举动。
南北两军脱离接触后，双方相安无事，张师即利用时机，着手整顿，并加紧训练。
一九一九年夏初，张敬尧在长沙大举做寿，吴佩孚由衡阳拍来了一个“贺电”，中有“愿率全军来长为督军寿”之语，含义甚为显露，使张敬尧大为震惊。
吴张之间的磨擦，也说明直皖两系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化了。
一九二〇年春，直皖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五月下旬吴佩孚自衡阳撤兵，北赴直隶京汉铁路沿线，准备对皖系作战，将湖南防地，逐次交于湘军赵恒惕部接防，并暗中协助湘军驻逐皖系的张敬尧。
当时在湘省北军，多系直系部队,都不愿为张敬尧卖命，纷纷向湖北撤退。
张宗昌师看到形势不妙，亦于六月初退出湘东，自攸县、醴陵等地移驻江西袁州一带。
暂编陆军第一师陆续进入江西后，即集中在袁州驻扎。
江西督军陈光远甚恐张宗昌夺取他的地盘，故对张防范甚严。
一方面用巨资买得一位踩软索的女子（踩软索系一种杂技，表演者在两头架空的钢丝上，来回走动，并表演各种身段），赠与张宗昌作妾，以示友好。
这位江湖艺人就是张宗昌的第九房姨太太（后来张在北京赋闲，因其另有所爱，被张逐去，仍旧回到杂技团去了）；另一方面便又积极调集军队，准备与张作战。
陈光远为老直系人物，张宗昌既不属直系，也不属皖系，在江西深有孤军无援之感，斯时北京陆军部对于张宗昌部的军饷,也常留着不发。
张到江西后，曾亲赴北京请领多次，均不得要领而回。
军中乏食，无奈只得派人到临近各县县署强迫借粮，因此也形成与地方的尖锐矛盾。
一九二〇年冬陈光远已将全省军队调集袁州附近，对张师形成包围态势。
当时江西的军队,有陈光远直辖的一个师和赣东、赣南（吉安）、赣西、赣北（九江）四个镇守使的部队。
一个镇守使当时直辖一个旅或至少一个团。
这些部队由陈光远之弟陈光逵统一指挥。
陈光远复从内部瓦解张宗昌部，暗将张部第四团团长王康福买通，率部倒戈出城而去；又送第三团团长褚玉璞金钱数万，要他归附江西并应许给他编旅。
褚被收买后，即按兵不动，直至某夜张宗昌发现褚玉璞团使用的口令，非师部颁发的口令，始知其不稳。
此时张部第一团，工兵营及卫队营皆在城外对陈部作战，但因士气涣散，兵无斗志，节节败退，呈现土崩瓦解之势。
张宗昌见大势已去，乃化装潜出袁州，逃向北京。
部队闻信之后，皆不战而退，被陈军四处围困，陆续缴械遣散。
五、投靠张作霖和第一次入鲁的经过一九二〇年冬张宗昌在江西失败逃往北京后，最初想走直系曹锟的门路，重组军队，因吴佩孚反对，没得结果。
后来在北京与张学良有一面之缘，遂到东北投靠张作霖。
一九二二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宗昌还和他手下的亲信旧部一二百人，蹲在沈阳作寓公。
张住大北关榆树胡同私宅，旧部四散分住，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名义，这些人的生活费用都由张作霖供给。
此时皖系的吴光新、马良、梁鸿志、张树元等，也纷纷到奉天见张作霖，鼓动对直系作战，企图奉皖联合，东山再起。
吴马等在沈阳，也经常与张宗昌晤谈。
在直奉备战之际，奉军主力是配置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和天津附近的杨柳青一带。
张作霖还企图直捣直军后方，争取战端一开，即能切断津浦铁路，以收两面夹击之效，于是又决定先派张宗昌组织旧部，潜入苏鲁边区，联合地方武力，扩大军事活动，以配合京津一带的作战。
张宗昌为了做好这一先遣军事活动，先组成两个先遣军联络站，一个是山东郊城县码头镇的孙爱庭处（孙系当地大地主），负责人为参谋陈杰、张子方等。
另一个联络站是江苏邳县四户的王化楼处。
王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住的围子内除佃户无外人，并且有“自卫队”，有枪二百多支。
这个站是方永昌、顾镇、张思孟等人负责，进行联系的对象为当地的驻军和土匪。
四户附近的土匪头目有赵成志、张胜久等人，他们已接受了张宗昌的委令，等待张的别动队到达郊城码头镇时，就率领所辖的匪军北进，与地方驻军和张宗昌部会合，听候调遣。
张作霖委派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张宗昌又任褚玉璞、程国瑞、王万金为支队司令，分头活动，联系招收旧部,很快即在奉天组成了一支有五六百人的基本出征队伍，并从其中选拔军官数十人，先期随联络站秘密进关，在苏鲁边区为其征集外援，开辟活动基地。
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张宗昌率领部属五六百人由奉天经大连分三批乘日本船到青岛。
在奉天启程前，成员中多有发信向关内亲友、同事约会向青岛集合，以便扩大人数。
张的基本队伍分批到达青岛后，分住在两个日商洋行仓库内，他们领饭费分散上街吃饭。
先期函约的人也陆续到青，组成了有一千多人的便衣别动队。
张宗昌是时住青岛后海涯义丰栈，吴光新已到青岛，负责一切对外联系，马良、张树元也到了青岛。
别动队在青岛住了十来天就开始派队出发，首先派出小批从赣榆登陆，大队随后租用了一只日本大船，夜间秘密上船，直达日照县的石臼所登陆。
由于事前已秘密与临沂地区驻军山东第五旅旅长李森（李系张树元的旧部）取得了谅解，五旅为张的别动队让路，因此别动队得以顺利登陆，并且决定以临沂地区作为前进基地。
张宗昌千余人的别动队在石臼所登陆后，经过两天的行军,沿途无阻，第三天的上午九、十点钟到达了苏鲁边境的大兴镇（有千余户人家）。
正在队伍休息吃饭时，哨兵报告说：东南方发现敌情，江苏省赣榆县（县长绰号王小辫子）警备队约三四百人，向大兴镇包围前进（斯时张部离开奉天已二十余天,直奉战端已开，奉军前线开始败退，直军在取得胜利后，已通令所属各地驻军，截击张宗昌的别动队）。
张部未来得及撤离,全部被围在镇内。
张当即召集校尉级军官开会，一致意见：只有出击，才能突围。
于是便决定：立即作战斗准备，并采取紧急措施，将武器弹药集中分配（别动队带的尽是短枪匣枪占多数），将所有校尉级军官均派为战斗员，并推褚玉璞为总指挥，程国瑞为副，出击人数共约五百人。
时已日暮，县警队已逐渐迫近大兴镇，张命褚玉璞、程国瑞分带五百匣枪队由围墙东西两面下去，经麦田趴行前进（此时小麦已有半个人高)，到距敌一二百米，对方尚未发觉。
于是褚就利用这个战机，命司号员吹冲锋号，突然发起袭击，猛扑到县警队面前，东西两面枪声大作，县警队惊惶失措，对面交锋，大枪失掉作用，一举将县警队击溃，缴获大枪二百余支，县长王小辫子弃马逃走，战斗很快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别动队无一伤亡。
入夜后张部又继续向郊城方向前进。
据闻王小辫子在张的别动队离开大兴镇约五十里的时候，又纠集人马进入大兴镇，并追了约二十里始停止前进。
别动队于次日午到达郊城北约二十里野外树林里，即停止前进。
因在大兴镇突围前，张宗昌已得知奉军失败的消息。
别动队突围出来后，人心开始慌乱，无法维系，于是就派他的副官长常之英和副官主任徐大同二人，前往码头镇与陈杰、张子方二人取联系。
常、徐在进入码头镇之前，约定徐先进镇去联系，常留镇外等候，至下午四时若见不着面，即各自行动。
徐到镇内见着陈杰、张子方等人，知道形势已变，无可作为，必须立即离去，就到镇里他妹丈家去隐避了十来天，始经枣庄返回东北。
后来知道常之英和徐大同去码头镇之后，别动队就纷纷丢枪星散，张宗昌也带两个亲信（锺振国、杨××二人），化装由原路经石臼所回青岛转赴奉天（现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原奉天省）。
徐大同回奉天见到张时，张还责备徐说：“他妈的，我这样一个大个子，都从原路回来了，你们真是不中用。
”在徐大同到码头镇的当天晚上，陈杰和张子方二人即由孙爱庭派的几名自卫队护送到沂河对岸，去邳县四户第二联络站联系。
当时四户驻有江苏省警备团队的一个营，营长姓韩，团部驻窑湾。
陈、张等到达不久，联络站的王化楼见形势大变，便向驻军告密出卖，陈、张及联络站的大部人员（约二十余人），均被逮捕解往窑湾的警备团部扣押，只有方永昌（外号方花脸）因到土匪头目赵成志处接洽事情，不在四户，未遭毒手。
时间过了一年，张宗昌在东北五站任第三混成旅旅长时，始派常之英携款万元到徐州见陈调元，请设法营救。
陈与张系旧交，当时是徐州的镇守使，邳县是他的辖区，乃借视察名义赴窑湾，将被捕人员带回徐州，予以释放。
原由赣榆登陆的小批人马，进入内地很快即被地方驻军打散，还有少数人被俘虏，并分别为各县扣押，一年后始释放。
第二次直奉战后，张宗昌率师南下返回徐州时，派部队到四户将王化楼擒获，解回徐州枪毙了。
褚玉璞原来在江西出卖张宗昌，投降了陈光远，后来还是被缴了械，于是又回到苏、鲁、豫边区的丰沛一带当土匪。
张宗昌到了东北，他也到东北找张宗昌请罪，并表示愿意追随。
张未念旧恶，此次也一同到鲁南活动。
张宗昌的别动队瓦解后，前与联系的山东地方军第五旅李森部虚张声势，避实就虚地表演了一场截击战，张宗昌第一次入鲁的活动至此遂告结束。
褚玉璞、张宗昌、张学良后来又听说张宗昌在郊城准备逃走时，偶在夜间进入某庄一位王锡仁家的闲院内。
王适任该庄庄长，晨起发现张等，惊问何来，张以实对，并谓王如欲请功领赏，即可将伊等执送官府，否则请设法掩护，后必有报。
王逊谢不遑，尽力招待，并呼其子冠英出拜张宗昌为义父，张亦拜王之母为义母。
彼此深相结纳，盘桓数日，王见形势渐趋缓和，乃先为张备办平车一辆，上载陶器，冒充商贩，直向青岛方向进发。
张为一彪形大汉，又从未当过商贩，故一言一动，极不相类。
一日行至莒县南关，受到当地警察盘查，扣送县署。
当时莒县县长为周仁寿,任职已十余年，一经询明详情，即将张请至内宅，设宴款待，并厚赠旅费，派人护送回青岛。
一九二五年张宗昌督鲁，首将周仁寿升任为临沂道尹，并电临沂县县长护送王锡仁到济南，委为督办公署高级参议，月支薪俸六百元，后又委任为莱芜县县长。
王子冠英，时甫成年，委充营长，令其招兵买马，用款多少，嘱向七姨太太处支领，勿须公文周折。
王锡仁任职不久，即辞职回济南，仍干其挂名差事。
其子冠英以少年浮华，日与一帮流氓、兵痞酒食征逐，终张之任，混混了事。
六、出任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二年夏，张宗昌兵败鲁南逃回奉天后，正遇高士宾、芦永贵在五站地方聚众，准备进攻张作霖的属地哈尔滨。
按芦永贵本是山里一个匪首，而高士宾则是前任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因为张作霖撤换了孟恩远，高士宾为向张作霖报复，于是便策动芦永贵一起兴师动众（一说高、芦系受吴佩孚的委任,聚众扰乱东北的后方）。
他们聚众以后，即从五站(原注：五站为当时由海参崴向西去的第五个车站的代称（七、八、九站均此）即现在黑龙江省属的绥芬河，下同。
)沿中东铁路向八、九站发展。
此时张作霖正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新败之后，一时尚未决定应付办法。
张宗昌从鲁南失败返回奉天后，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他自己对五站一带的地理人事都很熟悉，便自告奋勇向张作霖表示，愿意前去解决这个乱子。
张作霖同意后，发给张宗昌步枪二百支及短枪若干。
张于是就率领旧部二百余人，自沈阳出发，经南满铁路到长春，又从长春经中东铁路到哈尔滨，一路招募新兵，为时不久，已有一千余人。
此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早知高士宾、芦永贵的军事活动，但是还没有派兵前去对付，听说张宗昌来到，知道是为他出力，随即派人欢迎。
他们见面之后，对张慰劳有加，并补给铅弹子步枪三百支,重机枪两三挺，山炮一门及子弹服装给养若干。
张宗昌临时编组成军并稍事整顿之后，即由中东铁路挂车数列（命士兵拥在车辆门口，作出人多拥挤的模样），各列车上都插上大旗，向东开去。
此时侦知芦永贵等已到达九站以西，张宗昌的兵车进至距敌不远的地方，全部先后下车，分由山中前进，至海琳附近，即与高、芦部接触。
张下令开始进击，双方战斗未久，遥见敌方有火车一列自东开来，张的炮兵即向火车轰击，头一炮竟将敌方火车头击坏。
张部接着全线猛烈攻击，右翼进展很快。
芦永贵等不知张部的虚实，遇到张的猛烈攻击便慌了手脚，很快就全部败逃。
张宗昌督队追击，虏获人、枪各一千余。
战斗结束以后，继续向东前进，沿途又捉获溃兵约千人，直至五站，始向沈阳发出战报。
张作霖见报喜出望外，认为张宗昌并无正式部队，却能迅速定战乱，安靖地方，实属难得，不久就发表张为绥宁①(原注：原吉林省属，绥是绥芬河，宁是东宁县，绥宁为绥芬河和东宁的区域简称，下同。
)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
张宗昌既已有了名义，便要正式成立部队。
部队的各级官长，有他的旧部可以充任，编成基干比较容易,但边地壮丁不多，补充士兵、配置武器，则比较困难。
对此张宗昌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在东北设立招募新兵的机构，大量招募在东北的山东人从军；第二，派人回山东内地开辟兵源。
与此同时，中俄边境上，又突然涌来许多俄国沙皇的溃兵，当时听说这是沙俄派往欧洲战场的军队，共产党十月革命成功，这些军队不能回国，又被红军堵击追剿，于是就各处流窜，斯时又沿着中俄边境来到五站附近。
张认为事体重大，即电奉天张作霖请示办法，张作霖回电是：在“保境安民”的原则下，由张宗昌相机处理。
过了不久，即有自称是帝俄国务总理的谢米诺夫到五站与张宗昌接洽。
据谢米诺夫说，这些白俄军队，因为转战很久，难苦备尝，军中上下，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又无粮无饷，筋疲力竭，而又回国不得，因此多欲放下武器，离开军队，自谋生计。
除部分军人希望中国予以收容外，其他大部官兵准备即行遣散，并希望帮助他一部分经费，作为遣散费用。
张宗昌认为这是扩编队伍、解决武器问题的大好机会，既于双方有利，事属可行，当即允许照办。
谢米诺夫回到部队，很快即将武器全部移交张部，计有水连珠七七步枪六千余支，机关枪四十八挺，七七山、陆炮十三门，此外还有枪、炮弹药、炸药、炸弹、通信器材等等。
张宗昌接收以后，也将筹办的部分款项交于谢米诺夫。
愿意由张收编的白俄军五百余名，被单独编成一个白俄部队，由聂卡耶夫带领，归张指挥,谢米诺夫被留为本军顾问。
张宗昌采取的招兵措施，不久也收到了效果，在东北哈尔滨一带谋生的山东人，大量被骗投张，因而张的士兵人数，得以迅速扩大。
被派回山东内地招兵的李恒珍，当然也罗集了一些人，不过当时关内是直系势力范围，不能公开招募，李只在泰安、宁阳一带暗地进行，并骗说是招募工人去东北开垦荒地。
这样每次招得十人二十人，就给他们买上车票，送到张的招募机构报到，招募机构的负责人是张的副官长常之英。
李到山东月余,山东即发生了孙美瑶临城劫车案（四月某日），鲁南局势，顿趋紧张。
当时李已招得一百二十人，并分在三个车站上车。
不料票车行抵万德车站，忽有军队上车检查，李还未及下车躲避，即被军队扣留，同车去关外的新兵也被拉下八十余名，并被分别关进几间房内，着人看守。
李随身带的纸币二千余元及大褂、手表，也完全被搜去。
李等被关后的第三天早晨，田中玉的一个参谋（姓名失记）前往问话，他问过李的来历以后对李说：“招兵不招兵没大关系。
你候着吧，我回济南去，明天再来，大概无事”。
第四天该参谋又到万德车站对李说：“督军（即田中玉）叫我来放你走。
”于是李便带着那些被放出的新兵从早路徒步跑到天津，又由天津坐风船到秦皇岛上岸，换车出关而去。
至此，张宗昌的军队人数已超过万人，第三混成旅也正式编成了。
该旅辖三个团，第二十八团（团长程国瑞），第四十四团（团长许琨，许原为直系曹锟的部属，在北京与张结识，张走曹锟门路未成，许也随张一起到东北，充当了张部的军官),第五十五团（团长褚玉璞），特种兵的炸弹营（营长王璞）,补充营（营长王栋），机关枪连（连长祝学文），骑兵连（连长潘文良），炮兵连（连长林泰），工兵连（连长王迪周）,辎重连（连长李清珍），卫队连（连长姓名失记），军官讲习所（所长毕庶澄），此外还有聂卡耶夫带领的一部分白俄部队。
旅部的组成人员：参谋长为孙启和，副官长为常之英，军需处长为祝仞千，军医处长季某，军法处长为袁致和，军械处长为滕殿英，秘书处长为林宪祖。
各团团副为吴杰、姚钰、栗翔，各营营长为黄凤岐、张宗甫、翟文林、袁振卿、徐源泉等。
当时中东铁路有护路军的组织，护路军司令为朱庆澜，张宗昌兼任护路军副司令，方永昌为护路军参谋长。
上述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张的旧部和陆大、江苏军官教育团的学生，但也有绿林匪首，如褚玉璞、黄凤岐等就是。
士兵的成份则相当复杂，有沙俄军人，有绿林匪帮，有散兵游勇，也有走投无路的饥民。
张的第三混成旅正式编成后，由于人数过多，单靠张作霖拨给的粮饷是不能维持的，他解决粮饷的补充办法，主要是依靠五站的大烟和赌局税收。
据我们了解，张到五站地区接任绥宁镇守使以后，接办了原由吴光新开办的“裕宁公司”，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垦种荒地，但实际上种粮很少，主要是种植大烟（即鸦片）。
开始只在五站地区，到张任镇守使时，公司的土地已扩张到六站和七站一带，土地如此之多，当然不能完全由“公司”种植，于是就大量出租，当地的流氓把头和张部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官，都大量承租土地，对农民进行层层剥削。
这个“公司”的收入，除拿出一少部分向地方政府缴税外，大部分补充了张的军饷。
“公司”的负责人是在海参崴白俄房地产公司充当收款人的娄和晴，张在山东任督办时曾任娄为东昌府镇守使。
张宗昌的势力扩大了，但也引起了张作霖部下许多人的怀疑和炉忌，因此在沈阳，在张作霖周围传着许多对张不利的流言，有的说张在五站种大烟、开赌局、搜刮民财；有的说张有反奉的野心，要调动他，准不听命。
这些传说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一些怀疑。
一九二三年秋，奉天军事当局决定在怀德县举行秋操，检查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命张宗昌的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参加这次的检阅，以观究竟，如果他的军队素质不良，即予以缴械遣散。
秋操命令到达五站以后，张宗昌毫不迟疑，即日动员全旅开拔到怀德县（今吉林省属，下同）集中，枪械弹药也随军运到二道沟车站，并造好表册准备接受校阅。
一日，检阅委员李景林、张学良等由张宗昌陪同到二道沟检阅武器，见械弹器材不少，仅铜质电报机就有五百部之多。
张学良问张宗昌：“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张宗昌说是白俄军队送给的，张学良又指指田瓜式的手榴弹，张宗昌说：“这是买的，两块哈大洋一个。
”他们检阅去后，部队就在怀德辽阔的原野上开始秋操，首先由李景林等举行阅兵典礼，然后开始大规模的野外演习。
郭松龄当时怀着嫉妒的心情，想将张宗昌部缴械，幸张学良拦阻，未能如愿。
秋操终结后，张学良回到沈阳向张作霖汇报了情况，决定将张宗昌的吉林防军第三旅的番号，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旅（混成）调到奉天境内的东丰、西丰、西安等县驻防，并予以整补。
张宗昌得到命令后，即将部队由怀德开赴新的防地，旅司令部、各特种兵部队、军士讲习所和程国瑞团驻防西丰县，许琨团驻防东丰，褚玉璞团驻防西安。
一切安排就绪后，张宗昌应张作霖之命去沈阳，张作霖详细问明张宗昌部人员武器被服装具等情况后，便将前欠张宗昌部四个月的军饷，一次发清,又发给一批军装被服鞋袜等等，同时还将一些杂色坏枪完全更换了七九、六五步枪，对这个部队进行了全面的补充。
至此，第三旅的军容大为改观。
七、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向热河进军前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退回东北以后，又积极整顿军旅，扩充实力，以图再举。
张作霖首先成立了东北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军队事宜，奉天兵工厂也较前扩大了数倍，每年能自制数量很多的山炮、野炮、重炮、迫击炮、步枪、枪弹炮弹等。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争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亦随之而起。
九月十五日，奉军分向山海关、热河方面出动。
当时奉“军的作战计划大体是：以第一军第三军合组的联合军，出山海关击破当面之敌后，向京津一带进展；以第二军进攻热河，协同联合军攻击山海关方面之敌。
第二军以李景林、张宗昌为正副军长，李部第一师在义县附近集中后，向热河的朝阳进攻；张部第三混成旅在大窑沟附近集中后，进入热河先行切断凌源、朝阳间的通路，协助李部攻下朝阳，再令师西进建平、承德一带地区，然后相机进入冷口，经迁安向滦州挺进（李景林部与张宗昌部虽合编为一个军，但还是各统各的兵，各打各的仗）。
张宗昌的陆军第三混成旅奉到开拔命令后，即陆续开往大窑沟附近集结待命。
当时热河的都统是米振标，他率领的部队全是毅军，即所谓外八营，约三四千人。
毅军还是清末编成的军队，毫无作战能力。
吴佩孚派在热河方面作战的部队，以王怀庆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路军总司令。
但冯玉样与张作早已达成共倒曹、吴的协议，冯率领的部队，仅在古北口一带迟滞不前，待机举事（斯时一般将领还不知道张、冯之间的勾结）。
王怀庆直辖的第十三师，亦系旧毅军队伍，缺额很多，平时训练很差，军队生活腐化，不堪一击，只有在长城冷口一带的董政国师，尚堪与奉军匹敌。
张宗昌部的士气虽然比较旺盛，但军官们却有颇多的思想顾虑，主要是怕和冯玉样的部队打硬仗。
因此他们在出发之前，都准备了些日本金票，万一战败，就坐车去大连，再坐海轮南下回家（坐火车须经南满，而南满的火车和大连的海轮，都需日本金票）。
张宗昌曾对他的参谋陈杰说过：“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倘若战败回来，奉天不会养活闲人的，那时就找个山沟，你们给我起个年号，咱们就给他泡了吧（即落草称王的意思）！”九月十五日，张旅各部先后进入热河省境四五十里，热河地方守军部队外八营，毫无战斗力量，一经接触即行退去，张旅进展极为迅速。
他们曾预想承德方面必有大部直军应战，斯时定有一场恶斗，谁知一路并未遇着劲敌。
（二）玉麟山之战九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奉军第二军部队先后攻占开鲁、朝阳，三十日攻占凌源，十月上旬到达平泉迤西地区。
张宗昌的第三旅未有西进，在凌源稍事整顿补充后，即向长城冷口方向前进，大约是十月五、六日，兵过茶棚，与直军董政国部接触。
茶棚是董师的警戒阵地，其主力在南面约十五六里的玉麟山一带布防。
董的西面有陕军阎治堂的第二十师，东面有时全胜的第十四混成旅，在迁安附近还有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兵力颇为雄厚。
但是胡景翼与冯玉祥已有秘密结合，阎治堂与董政国也有分歧，不能合作，时全胜旅则距离较远，故玉麟山战役，只是张宗昌部与董政国部的对战。
从凌源到冷口全是山地，海拔大都在四百米至一千米的高度，岗峦重叠，形势险峻，山间很多峡谷，还有青龙河自北向南，穿过玉麟山中部，经冷口以东注入滦河。
这条河的下游河床宽约二三百米，而当时的水面却只有约三十米左右，水深仅一米，处处可以徒涉。
玉麟山是一条由西北斜向东南的山脉，在青龙河两岸，有两个主峰对峙，都高约七、八百米，南主峰的北坡极为陡峭，无法攀登，两峰之间的河谷宽约二百米，为自凌源至冷口必经之道。
这条大道，可以通行大车炮车。
董政国师沿着玉麟山一带布防，确是易守难攻。
张旅在茶棚附近驱逐董部的警戒部队以后，即迅速向玉麟山接近，并发起攻击。
第一线的部队，以程国瑞的第二十八团居中，在青龙河东岸向玉麟山的北主峰及其以东的董部阵地进攻；右翼为许琨的第四十四团，在青龙河西岸向玉麟山的南主峰及其以西的董部阵地进攻；褚玉璞的第五十五团为总预备队，配置在旅右后方，待机使用。
在这次的进攻战斗中，张旅的炮兵大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个炮兵大队是张宗昌在中俄边境五站收编的白俄部队，当时配备有俄造七七口径的山炮、野炮十三门、七五口径的山炮一门，全旅还有八二迫击炮约二十门。
此外，在奉天出发之前，还将原来的炸弹营扩编为团（以王栋为团长），这对战斗也起了重大作用。
玉麟山主阵地的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
张旅进展很慢，经过两三天的鏖战，程国瑞团才在猛烈的炮兵火力掩护下，占领了北主峰，将董师的右翼，大部压迫到它的第二道防线。
此时张宗昌、程国瑞都在北主峰指挥作战。
不久，作为总预备队的褚玉璞团也在右翼加入了战斗，而将右翼许琨团一个营的预备队，作为旅的总预备队，后来这个营也被逐次使用。
最后仅仅留下的一个预备排和护兵、马弁、大车伏等，也在北主峰参加了战斗。
如此激战了七八昼夜，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但李景林率领的部队，却在后方作壁上观，未派一兵一卒增援张旅。
战斗最后一天的上午十一时，张宗昌在北主峰后面调许琨团的第二营，绕道对董师的右侧背进行抄袭。
部队在对方警戒部队的猛烈射击下，跑步涉水，强渡青龙河，攻占了董部警戒部队的阵地，并继续向西席卷，当晚进至距董师据守的南主峰十几里附近。
次日拂晓，发现董政国部已在夜间向南退却，沿途遗弃战斗物资甚多，仅大车即达千余辆，玉麟山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此时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前后。
这一重要要隘的突破，对于奉军迁回山海关直军主力的后方，解决全部战斗，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玉麟山距冷口约二百余里，董师自玉麟山败退后，张旅迅即搜索前进，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始到达冷口附近。
但此时董政国部已抢先在冷口构筑了纵深约七、八里路的防御工事，最前面有地雷区，后面有鹿寨、铁丝网，然后是外壕、盖沟等。
冷口宽约五十米，长城城墙完整，高不可攀，上面有直军防守。
冷口南面约十里为建昌营，过去这里是一处防守长城的驻兵之所，后来成了一个较大的村镇。
张旅第二营接近冷口董师的前沿阵地时，也迅速构筑了简易工事。
但张宗昌此次没有采取正面进攻的措施，而是花钱雇用了几个在长城内外放羊的作向导，派程国瑞率领两个营，趁夜间对方不易察觉的有利条件，从冷口以西，爬山越岭偷越长城，迁回到董师背后，袭击了建昌营，这对董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因而又追使董部退出冷口，溃败南去。
（三）奇袭滦州张宗昌攻下玉麟山、打进冷口，为了直捣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后方，一日一夜的急行军，就到了滦州附近。
十月二十七日，张部除留许琨团防守滦河南北两岸，阻止石门寨方面退却之敌而外，其余部队抢占滦州车站，将路轨切断后，便分头截击敌军。
此时车站直军已全部溃逃，张宗昌走进直军的电话室,正遇电话振铃，他摸起耳机就问：“你是哪里？”对方有人答道：“总指挥部。
”张又问：“你是谁？”对方答道：“我是李参谋长。
”张说：“你是李伯仁吗？”（李是张在湖南时的一位参谋,即李藻麟。
张在江西失败后，李投直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李任直军总司令彭寿莘的参谋长，在山海关一线作战）。
对方答应：“是”，又反问：“你是谁，现在哪里？”张答道：“我是张宗昌，现在滦州车站！”对方把电话耳机一挂，再问就没人答话了。
原来这是住秦皇岛直军彭寿莘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李伯仁，用电话向后方联络情况不意遇着了张宗昌。
至此，直军的后路已被奉军截断。
适在此时，又传来冯玉祥十月二十二日班师北京发动政变的消息，使直军顿呈混乱，各路纷纷后撤。
此时吴佩孚已先期赴天津，军中的高级将领，见军心涣散，四处奔溃，无法制止，也都纷纷跑上海军兵舰，逃往天津。
在山海关正面的由张学良、郭松龄等率领的奉军，此时也全线出击，向关内急进。
计在滦河边上被奉军解除武装的直军有第三师、第二十六师、第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三师，以及第十二、十三、十四等混成旅的全部或一部，收编直军约六七万人。
张宗昌在滦州附近收编直军大体完毕后，即挥兵向南追击，兵过芦台、昌黎、军粮城，直到天津附近，均未遭到大的抵抗。
吴佩孚已于十一月二日率残部赴溏沽乘华甲轮浮海南下；逃到天津的直军高级将领则均逃入租界避难去了。
沿途之上，直军抛弃的武器、弹药、粮、被服无数。
张旅在天津附近略事休息以后，便奉命开到马厂、青县、兴济一带屯扎，从事整编。
同张宗昌合组为一个军的李景林部，从向热河进军开始，只尾随张部前进，一直未与直军主力交手，及至听到张宗昌攻夺滦州,直军全线崩溃之后，始兼程赶往滦州，并投机当上了直隶省（今河北省）的军务督办。
（四）在马厂一带整编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主力全面失败而告结束。
由于张宗昌部在此次战役中，为奉军出了很多力，战斗结束后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所有从征人员也普遍晋升一级。
此时张宗昌的军队已超过了十万人。
随着张宗昌的晋升军长，原来的旅司令部也扩大编成军司令部，统辖新编成的各部队。
军司令部以王翰鸣为参谋长，张到天津时又重邀李伯仁任随军参谋长。
参谋长下辖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军医、秘书、书记、军械等八大处，人事无多变更，军需处长仍为祝占俊，秘书处也仍以林宪祖为处长。
第一军编成四个步兵旅、三个特种兵团、一个辎重大队，另外还有两个先遣梯队，计有第三旅（旅长褚玉璞）、第二十八旅（旅长程国瑞）、第二十九旅（旅长许琨）、卫队旅（旅长方永昌）、骑兵团（团长吴至臣）、炮兵团（团长林泰）、工兵团（团长毕庶澄）、辎重大队（大队长李清珍）、先遣第一梯队（司令聂卡耶夫，这个梯队完全由白俄军队编成）、先遣第二梯队（司令方振武(原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张宗昌进至天津后，方振武因前在光复军与张相识而投张，当即被任命为梯队司令。
后因张宗昌对其不信任，一九二五年冬或二六年春赌气投靠了冯玉样。
)）。
全军士兵的总数，由于沿途陆续增加，在很长时间内则没有个确实数目。
张部初到天津，军中使用的钱币仍为军用手票。
过去在奉天时用的是奉票，在黑龙江省用的是哈大洋（票），在吉林省用的是吉大洋（票）。
当时东北三省虽有现大洋（银元），但在市面上买卖并不通用，而是使用当地的纸币。
甲地纸币，乙地不用，换一个地区就要换一种纸币。
奉票分为两种，一种是奉大洋，每元为十二毛，一种是奉小洋，每元为十毛，奉大洋每元合银元八角，奉小洋每元合银元六角。
当时关内的金融是以银元为本位，并有中交两银行发行的纸币，京津一带还有直军发行的直隶省银行纸币，奉票初到关内不能使用。
此时若向地方筹款，或向银行借款都难办到，所以才用军用手票，作为权宜之计。
市面上慑于军阀的淫威，不敢完全拒绝，有的商店情愿暂时停业，不愿使用，有的商店情愿白送一两件商品，也不收这种军用手票；至于军队强迫使用，与老百姓发生争吵、打架情事，更是屡见不鲜。
后来因为信用太差，几同废纸，奉军当局只好协同北洋政府进行回收，但是老百姓受的损失，已经无法估计了。
八、南下进攻齐燮元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取得绝对胜利而告一段落。
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之战，则以孙传芳率部自福建攻占浙江，卢永祥与何丰林在十月中旬最后失去松沪而告结束。
北方段祺瑞与张作霖暗中勾结反对冯玉祥，段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府，自任临时执政，但军政大权则完全落入张作之手，于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又重新展开。
张宗昌率领七八万军队集中马厂一带，没有适当地盘安置，段祺瑞对在江南首先发难的卢永祥，也想给予适当的地位。
于是奉军当局就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派张宗昌率军南下，进攻江苏的齐燮元，以图扩大地盘，以便安插一些督军、省长之流。
不久北京执政府就发表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宗昌为宣抚第一军军长的命令。
当时张宗昌收编的部队，在马厂刚刚整编完毕。
全军计有三团制的步兵旅四个，独立团四个，先遣梯队两个，以及骑、炮、工辎各特种兵部队若干，每个旅的人数都在一万以上，枪炮武器多系俘获直军的战利品。
但训练还未开始，就得到了出发命令，于是便陆续乘津浦铁路火车次第南下，经过山东向苏北徐州进发。
山东督军当时还是皖系的郑士琦。
他在冯玉祥回京发动政变和吴佩孚自前线退回天津准备调集长江一带军队北上增援的时候，曾宣布山东武装中立，并派兵阻止吴部退入鲁境和援军北上。
现在直军全部被歼，奉军声势浩大，郑的实力薄弱，不敢拒绝奉军的假道。
因此奉军经过山东是畅行无阻的。
当时徐州的镇守使为陈调元，他在冯国璋督苏时曾任南京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交情颇厚，结有金兰之好（拜把弟兄）。
此时听到张宗昌进兵江苏的消息，虽是各为其主，但也因为大军压境，难以抵挡，只好把他所部约一师的军队调出徐州，退到以西的砀山、丰、沛一带驻扎。
张宗昌部未发一枪一弹，便顺利占领了江苏的北门徐州，至此江苏门户洞开，张军不仅可以通行无阻，直接进到长江北岸，并且还可以把徐州作为后方基地，将所有军用粮、弹药、被服、装具等等都积存于此,免除了后顾之忧，这对张宗昌大军的顺利南下，是个极大的有利条件。
当时津浦线上每一列车的载重量，以七百吨为准，可载部队两千（约一团的兵力），张军各部队的火车，一列一列地直接开到长江北岸，没有遇到抵抗。
驻在南京的齐燮元，没有料到北军之来如此神速，由于作战准备不足，已陷于措手不及。
张军在浦口下火车后，迅即抢上轮渡或帆船，在浦口东西之线，迅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城下。
斯时正是一九二五年元旦（公历）过后。
张军强渡长江，南京挹江门、仪凤门外的下关及煤炭港一带，虽有齐军防守，因部署未定，官兵的战斗意志不坚，一经接触，不久即退。
有的穿城而过，有的绕城而走，偌大城池,并未固守，所有狮子山、雨花台的要塞炮台，都成了哑巴，一声不响，守军都逃跑了。
张军冲进城里，各处搜索，除了一些零星未及逃脱的溃兵外，城内城外都无部队进行抵抗。
经侦知齐军已全部沿沪宁铁路向东退去，张军迅即跟踪追击，仅留许琨率所部留守南京。
此时下关沪宁铁路火车站的机车均被齐军开走，只剩下木篷车数辆，与倒车的小车头一个。
好在车站上的铁路人员因为事出仓促，大都未走。
于是便将弹药装上列车，挂上小车头，向东开行。
经过一昼一夜，张军前锋已到达镇江附近，发现敌军正在积极布防，挖掘沟壕，敷设障碍，有坚守顽抗模样。
张宗昌偕参谋长李伯仁亲到前方，侦察地形，作战斗部署，并于是日下午开始攻击，经过半日时间，即将镇江攻下。
齐军多数被俘缴械，余部又急向丹阳方向溃退。
张军尾随追过丹阳到达常州，在常州周围，略事交绥，齐军又多弃械远遁。
此时张军分兵两路，一为褚玉璞部向南沿太湖西岸向宜兴一带浙赣边境前进；方振武部配合其它部队沿长江南岸向江阴以东搜索前进。
张宗昌率领卫队到常州城关见到齐军遗下的弹药很多，迅命军械处收集装车待运，是日下午八时，军械处接到命令，在当夜下两点以前，把弹药送到前线，不得迟误。
当时的火线已经推进到距离无锡约二三十里。
军械处接到命令便立刻发车，并按时到达前线，张军各部得到充足的弹药后，迅速从北面绕到无锡东方，截断了沪宁线，卡住了齐军的退路，齐军此时欲退不能，逃脱无路，当场被俘者一万余人，缴获山、陆炮位数十门，步枪机枪无数。
前面部队进入了无锡，这天正是一九二五年的春节。
齐军在无锡遗下的粮、弹药、服装等军用物资,到处堆积，其军政人员和家属，乱逃乱窜，他们坐来的火车七八列，都停在站上，行李物品衣箱包裹，尽行抛弃。
张军四处搜索，清理战场以后，又向苏州前进。
前面提到的吴光新，是当时北京临时执政府的陆军总长，此次随军南下，是段祺瑞的授意，希望他这次也能捞到一块地盘，为皖系增加力量。
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弟，是皖系军人中主要人物之一，在这次奉军南下战争中他虽没捞到好处，但在奉军进入上海后，他却拉拢张宗昌，通过逛妓院、吃花酒、赌博、结拜换帖等方法，使彼此化干戈为玉帛，免去了张宗昌对浙江的用兵。
张军左翼到达江阴，占领要塞炮台以后，又沿长江南岸向东推进。
所到之处，并无抵抗，文职官员大多弃职逃走，地方部队亦多闻风远飏。
各处进展极速。
前锋推进过了苏州，又分兵沿太湖东岸南下，进抵松江、奉贤、嘉兴、嘉善一带，方才停止。
正面军队此时亦过了昆山，前进到沪滨。
至此，齐燮元的残部已是走投无路，大都缴械投降，或弃械逃走；其高级人员均化装避入上海外国租界。
此时上海四周与租界的交通道口，都有外国军队守卫，检查出入。
张部为避免发生外交事故，下令停止前进，分驻租界以外地区，搜索清查，从事休息。
军司令部设于闸北车站附近，时为春节之后约一周。
至此，奉军南下的战争，即告结束。
在此次战争中，齐部投降张宗昌的将领，计有王恩贵、王桂林等多人（王恩贵为齐燮元的炮兵司令，随张宗昌到山东后被委为炮兵总监），被张收编的齐部军队约二万余人。
由于部队的扩大，程国瑞、许琨、褚玉璞、方永昌、杜凤举、王栋等张宗昌的一干大将到达上海不久，即先后被张临时提升为军长。
九、占领上海和班师北归张部到达上海之次日早晨八时张宗昌即偕卫队及随从人员，自闸北经江湾温藻滨、张华滨、吴淞口，到达南石塘炮台湾巡察。
炮台上的人员多数还是旧有的官兵，他们在炮台上多年，有使用要塞炮的熟练技术，还有旗语、灯语、信号、标帜，能预知潮汐的涨落，预测风暴的大小，并有管理海口内江船舶出入的经验。
张宗昌来到台上，便与他们讲话，勉励他们好好在台上任职，并宣布照规定发给他们薪饷，然后又叫他们试放大炮，炮的威力极大，台前小树多被弹风拔走。
对封锁海口轰击外来故舰，有重要作用。
其缺点是：炮身不能转动，一旦敌人登陆，便完全失去了作用。
张宗昌进驻上海后，他前在光复军的一位旧长官——缉私统领李政武，给他介绍了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和一些当时的所谓“上海闻人”，并使与之交往，黄、杜等也都想利用张的实力，因此趋炎附势，极尽欢迎之能事。
张经常住在黄金荣家，聚赌玩娟，日夜不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黄金荣、杜月笙、李政武等有一天向张献策说：“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目前就已经编成了五六个军，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按照原来编制发给的经费，差额太大，开支远远不足，你应当积极设法解决这个困难。
我们在上海可以想办法帮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部分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