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三条岭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那么，余家头则是我的第二故乡，“给我无穷的力量，勇敢的向前行”。
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余家头86年8月下旬，我从忠州长江边的三条岭，乘坐江渝号客轮，历经几天几夜的长途航行抵达武汉关码头，随即坐轮渡到黄鹤楼脚下的中华路码头，再坐76路公交车经过三层楼、徐家棚、杨园等就到达了心驰神往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所在地余家头。
说来也有天意的成分，我的祖辈原本是湖广填四川年代从湖北孝感迁徙至忠州三条岭的，经过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作为冉氏后裔，我来到武汉求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湖北。
因此，从宗氏血脉和内心来讲，余家头自然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说来也巧，本来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只填了唯一的一个志愿就是南京大学的“生物数学”专业实验班（本硕连读），因为发挥不理想没有上南大的分数线，就阴差阳错被调配自愿，录取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啦。
那个年代，只要考上中专、大专、本科就可以成功上岸，实现鲤鱼跳“农”门，就可以将农业户口从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村转入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
记得那年夏天，烈日炎炎，我和父亲辗转背了300多斤谷子到乌杨区公所粮站上交国库后，粮站才出具了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并将户口从忠州三条岭迁移至学校所在地的武昌区余家头。
从此，“余家头”就成为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在那个年代，能够成为大武汉的城市人，不用说我当时心里头有多么高兴有多么自豪。
可能现在的人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办理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户口迁移至余家头后才办理的，因此我的身份证号码是42010开头的，是地地道道的武汉城市户口。
武汉有句话，走到武昌和平大道的尽头，就是余家头；“走到和平路的尽头 ，就坐在大理工的校门口”。
从这里过了罗家港便是青山区，余家头一向被认为是青山武昌两区交界地，也正是这个民间所说的“武昌不爱，青山不睬”的我的第二故乡，2012年却以著名“土豪村”而轰动全国。
那年8月，余家头村1001名村民每人发一根100克金条而轰动一时，从此一个不知名的城中村，在一夜之间闻名大江南北。
据说，当年8月28日在武汉第九届婚博会上，几万元一件的婚纱，有人直接带着现金来买。
日租金过万的劳斯莱斯、加长悍马等豪华婚车的“婚期”排到了2013年10月。
我的第二故乡，带头践行了让全体居民共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以“发金条”的方式让辖区全体居民感受到了温暖幸福。
作为曾经的余家头居民，我虽然一根金条也没有得到，但我却打心底里感到十分自豪。
可能拥有过梦想，才能叫做青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国门洞开，科学的春天来临，人们满怀激情，张开双臂，迎接崭新的黎明。
校园里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同学们争分夺秒，每天晚上到教学楼和图书馆上自习，都必须提前抢位置，一般用书包或一本书搁置在课桌上就算成功占位。
各类专题沙龙讲座，一般安排在西配楼的大阶梯教室，平时能容纳300多人上课，往往讲座抢不到座位时，大家一拥而上，纷纷爬上窗台，人人脸上写满渴望知识的神情。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最值得怀念、最美好的就是整个校园里弥漫的“理想主义色彩”。
少男少女们，认真学习专业课的同时，都拼命的涉猎各种人文知识，如哲学、逻辑学、美学、文学、朦胧诗的流行就是证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几乎人手一册。
我记得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西方哲学、逻辑学、西方美术史、经济学、思想史，这对一个完全工科专业院校来说，非常难得，弥足宝贵。
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星辰大海，只管贪婪吸吮知识，从来不去考虑四年后的工作，更不会把找个稳定待遇又好的工作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估计“焦虑”“内卷”“抑郁”，几个词都不会写吧）。
风雨操场、水运湖、青年园、林荫道上都是青春的倩影；周末时间，东湖、黄鹤楼、磨山植物园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记得全校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总计约3000多人，不过这在武汉高校也是可以位列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之后啦（据说全国只有一所高校的在校生超过了一万人）。
全校本科生宿舍楼有六栋，集中对称布置在通往苏式主教学楼的中轴线上，宿舍外立面全是赭黄的苏式建筑，宿舍楼四层，每个房间住六人。
两栋研究生楼则远离本科生楼群，自然各方面的条件要优越的多，每栋九层楼，每个房间只住两人（读研究生就相当于参加工作，开始计算工龄，每个月按时发工资）。
一般来讲一个系的学生尽量安排在一栋楼里，只有第六栋享受特殊待遇，作为全校唯一的女生宿舍楼，全校各系各年级的女生都集中住在一起。
六栋是男同学们神往的地方，每当夜色降临，从每扇窗户散发出的温柔灯光，均足以令男生们浮想联翩，仿佛每个房间都有无穷的奥妙。
也正如此，学校对进出女生宿舍楼的管理就特别特别严格，底楼设有一间阿姨管理房，六栋门口树立有醒目的标牌，上面写有“男生严禁入内”几个大字。
男生如有事找女同学，只能通过声音宏亮的阿姨在一楼外面的坝子上，扯开嗓子，朝对应的那个房间“呐喊”女同学的名字。
直到今天，虽然离开校园已然三十多年，历经岁月沧桑的男同学们（好多人都当爷爷啦），不管是偶尔出差聚会，还是平时在校友群里，每每谈起六栋的往事和八卦故事，大家至今依然是神采飞扬、口水嘀嗒。
穿过主教学楼大门，右手边就是美丽的水运湖、湖边亭台朗阁、鲜花缠绕。
出学校大门就是和平大道，朝右手边步行50米有个公交车站，坐两站就到武汉钢铁学院、往前再坐两站就是青山区红钢城商业圈和武汉钢铁公司所在地十里钢城。
青山船厂和武钢大型散货码头就靠近红钢城的长江边。
我毕业设计的论文题目系属于交通部立项的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之子课题—“大型悬链式链斗卸船机的链条强韧化技术研究”，指导老师是“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陆信副教授（兼系副主任），陆信老师人特别的好，偶尔还抽空带我们坐轮渡过江到汉口去吃老通城的豆皮。
八十年代各高校晋升正教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科研和学术水准要求特高，一般的高校正教授都不多，每个系约一至三名。
陆老师常亲自带我们小组到青山码头的武钢矿石专用码头，现场调研大型卸船机的工作状况和链条服役工况。
链条工况恶劣，对耐磨性、强度和韧性等要求很高，如因链条的链板、链销磨损甚至断裂导致卸船机停止作业的话，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大。
八十年代，校园课余文化生活，除开参加各类社团活动，主要就是看看电影，当时跳舞也蔚然成风。
周末晚上，学校团委一般会将三食堂改成临时舞厅，风雨棚则隔两周会放一场电影；另外，经济条件好的同学，一般会到学校对面的国营第二棉纺厂电影院和舞厅去看电影和跳舞。
校内电影相对便宜，票价八分钱，二棉厂的电影院，票价一毛二。
国营二棉厂，在八十年代是中国纺织工业的荣耀之星，更是水运男同学们心灵的一个美好港湾，二棉厂职工女多男少，纺纱女工人长得特别漂亮，对水运莘莘学子又特别柔情。
因此，二棉厂的电影院、工会舞厅，就自然成为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美妙理想之地。
事实上，也成全了很多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传为高校与工厂友谊的一段佳话。
另外，那个年代粮食紧张，采用供给制，男生每月定额30斤、女生定额28斤，很多饭量大的男生吃不饱饭，经常找女生索要粮票。
有些家境条件困难的女生则会把节省下来的全国粮票拿去调换衣物和生活日用品及其它电子产品等。
记得安徽籍人特别擅长做粮票生意，经常出入武汉各高校，出入学生宿舍楼栋，或收购粮票或用东西换购粮票。
斯大林式建筑的最后一块胎记建筑是一部用石头、钢筋混凝土书写的历史。
这部历史比纸墨书写的历史更直观、更凝练，也能够承载更深沉隽永的内涵。
现在车过二桥，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和二桥十字交叉，向北远远望向余家头，一片颜色赭黄、气势恢宏的楼群不怒而威，在时间迅疾的冲刷下，屋舍俨然 ,厚实肃穆 , 映衬在长杉翠柏间显得格外华美庄严。
自1995年解放大道上的“武汉展览馆”被炸毁拆掉之后，这片建筑群已经是武汉硕果仅存的老苏联建筑群。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氛围下，因武汉依水靠湖，襟江带海，水运发达，苏联主要培养内河航运及船舶工程技术人员的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就当然的被从波罗的海海滨复制粘贴到武汉余家头长江边。
在日本人遗留下长满黄草的飞机跑道上，轰然长出一栋栋异国风情的黄色大厦，就像乘坐阿拉伯飞毯到访的异乡来客。
斯大林执政后，他的愿望是找到一种能够纪念这个伟大时代和他的伟大领导的建筑形式。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决定以恢弘的建筑以抗衡美国的资本主义楼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斯大林的设计师们绞尽脑汁，最后依然寻根传统，形成了以超人的尺度、华丽的装饰为特征的“斯大林建筑风格”。
站在余家头校区的校园里，仿佛眺望老苏联。
中央主楼气宇轩昂的宏伟气势，东西两翼对称环抱侧楼的婀娜柔媚，与和平大道相垂直的中轴线广场，一起被淹没在被水杉、桧柏组成的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里，人的一生有四年在这里度过，即使是一场时间的挥霍，那也将是一场幸福的蹉跎。
这里的建筑不是冰冷单调的，她有开阔的心胸、温馨的情调、亲切的尺度。
她的美源于古典的线脚、装饰；她的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