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22日晚，一个名叫臧大咬子的中国黄包车夫正吃力地拉着车子，车上坐的是美国商轮马立斯号的西班牙籍水手赖令奈。
蛮横的赖令奈不时恶毒地喝骂车夫，要他快点拉到安乐宫舞厅去。
臧大咬子原名臧咬臣，终年靠拉黄包车维持生计。
由于苦难生活的重压，44岁的臧大咬子显得瘦弱不堪。
不久前他的妻子和儿子因贫病交加死去，家中只剩下一个14岁的女儿。
到达安乐舞厅后，那赖令奈一个钱也不付就奔进安乐舞厅。
臧大咬子想追进去要钱，可凭他这一身打扮，肯定会被侍者拒之门外。
于是他只好守在舞厅门口，等这洋水手出来再要钱。
直到夜里11点多钟光景，喝得醉醺醺的赖令奈才跌跌撞撞地从舞厅出来，和他走在一起的还有一名高大的美国水兵。
臧大咬子赶紧走上前去向赖令奈要钱，另一个中国车夫也上来帮着说话。
可是那赖令奈无理地挥手要臧滚开。
见大咬子家里明天还等着这钱买米下锅，苦苦哀求赖令奈付钱。
赖令奈见耍赖不成，向他旁边的美国水兵咕噜了一句，并将臧大咬子推到他胸前。
那美国水兵趁势一个冷拳，向威大咬子头部重重打去。
藏大咬子顿时被打昏过去，摔倒在地…中国车夫见自己同胞被欺，一拥而上，将两名凶手团团围住，愤怒地指责凶手。
这时，一辆美国水兵的军车开了过来。
两名凶手如同找到救星一般，招呼停车。
汽车停下来，两名凶手想溜之大吉。
中国车夫哪肯放过他们，一名车夫抢上前去抓住汽车方向盘，另一名迅速叫来了中国警察。
显然，这名警察不敢过问洋人，他们叫来了两辆美军巡逻车。
美军跳下车将那个美国凶手拉上巡逻车扬长而去。
赖令奈则被美国宪兵送进黄浦警察分局保护起来。
这时，被打昏在地的威大咬子在痛苦地呻吟，伙伴们赶紧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到广慈医院。
可是因为没有美军当局签署的证明书，院方拒绝救治。
工友们只得将臧大咬子转送到仁济医院。
由于严重的脑震荡与脑壳破裂，抢救无效，第二天凌晨5点，减大咬子含恨死去。
面对这一悲剧，国民党当局不管不问，根本没当作一回事。
戴大咬子的弟弟带着他哥哥留下的14岁女儿到黄浦警察分局，要求惩办凶手，并给予赔偿。
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人管不了外国人的事，有本事找美国人算帐去。
他们只好到美国驻沪海军军部，但美国人连睬都不睬。
别人帮他们写状子送到上海的法院，一切如石沉大海，香无音讯。
但是，上海人民愤怒了！全国人民愤怒了！上海各社会进步团体与各阶层正义人士对美国大兵蛮横无礼的不法行为，表示强烈的义愤与谴责。
声授死难同胞，要求严惩凶手的群众运动迅速掀起。
人们集会、演说、捐款，进步报刊连日发消息，登评论，许多社会正义人士与进步团体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迫于杜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上海法院不得不宣布开庭审理此案。
但是，他们只是把那个杀人帮凶赖令奈装模作样地审来审去，而真正的杀人凶手——那个美国水兵却始终没有到庭。
所谓的开庭，只不过是做一下表面文章罢了。
国民党政府早已与美军方面串通一气，准备草草了结此案，掩护凶手逃避罪责。
他们派人去警告臧的弟弟说：“不要给人利用！”威胁他撤销控告。
但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臧大咬子的弟弟坚决要求审判杀人凶手即那个美国水兵。
美国驻军当局采取了拖延的态度，长期不肯交出杀人凶手。
开始时他们将全部责任推到赖令奈身上。
当社会公众和证人一再指明行凶的是美国兵后，美军当局又耍花招，企图抵赖。
他们先是将七名美国士兵化妆，要证人辨认，企图从中捡漏子：接着又企图收买证人作伪证，均没有得逞。
经过长达3个月的斗争，在公众舆论的不断抗议下，1947年1月17日，国民党上海法院不得不再次开庭，那个杀人凶手美国水兵也不得不到庭受审。
凶手名叫饶得立克，是美国海军海伦号上的伍长。
在铁一般的事实与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供认是他亲手打死了臧大咬子。
但是，陪同饶得立克出庭的美军法律联络官约翰逊仍然狡猾地辩解说，饶得立克行凶是为了“自卫”，而且这个案件要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判决执行。
果然，审判到最后，上海法院宣布，杀人凶手饶得立克由美国方面送美军事法庭审判，中国政府不再过问。
原因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早订有协定，驻华美军如有犯法，得由美军军事法庭审判，中国法庭无权审判，中国法律同样不适用。
结果，这个杀人凶手饶得立克在美军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决“无罪”而逍遥法外。
中国工人被美军打死的一桩血案就这样暗无天日地结束了。
据统计，自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美军在中国的暴行至少有3800起，被害的中国人在3300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