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北方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居住条件相比于解放前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基础还都比较落后,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较差。
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此还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改善居住条件上,所以那时候农村的房屋还有一大部分是茅草房,只有少数人家住的是青瓦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年我随父母从兴隆县城搬回父亲的老家山区乡村,全生产队才仅有七、八户人家住着青瓦房,就是自己建土窑用黄粘土烧制的那种小青瓦,一排一排的苫在房顶上,很是好看,一般下雨都不会漏水。
就这七、八户里其中有多半是富农成分,也是在解放前时靠自己省吃俭用置办起来的。
“文革”期间他们还没有逃脱被“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受到了揪斗和批判。
那个时候茅草房上的草并不是普通的草,而是一种生长在高山坡上的叫做“牛不吃”的黄面草。
这种黄面草具有株高(一般均在一米以上),节长,杆硬,像竹节似的。
用它来苫房特结实耐用,一般三、四年里不会糟烂。
这种草虽好,很适合苫盖房屋用,但不好找,近处很少生长,大多长在高山陡岭的阳面缓坡上,一蔟一蔟的生长着,历经风雨都不会倒伏腐烂。
生长极其缓慢,草籽芒尖长,牲畜都不敢吃它。
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坚韧和耐腐性。
我记得那时我们住在大伯家的西屋,共三间草房,一码用石头打地基,用土坯垒墙,抹上黄泥巴。
大为东,所以大伯家住东屋,我们住西屋,两家共用堂屋橱房,合着是各家一间半,我们算借住。
自打我家从兴隆县城搬回来,打草的重担也就落在了父亲身上。
大伯挺会摆“老大”资格的,重活他不干。
父亲向来能吃苦,不怕受累,任劳任怨。
他从小十二岁没了爹妈后,就被人使唤惯了,逆来顺受不辞劳苦、毫无怨言。
房上的草一般两年更换一次,为保不漏雨,得苫半尺多厚。
所以换一次草少说也得三千斤以上,父亲需到八、九里地远的南大山白草洼去寻摸,割一天才够百十斤一背,从荒无人烟的崎岖山路一步一步背回来,每回都得起大早贪大黑到家。
苫一次房就需要去割二十几趟。
那时候生产队里住草房的多,割草的也多,因此越跑越远,受的累也就更多。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看着父亲受那么多的累也是爱莫能助。
住草房也有住草房的优势,起码冬暖夏凉,节省开支。
但就怕夏季赶上连绵不断的阴雨天,下大雨倒不怕,就怕小雨连续几天不停,那可就惨了,那就会外边下雨,屋里也跟着下,这时候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得派上用场了。
再有就是怕刮大风,猛烈的大风会把房顶上的草刮跑,那情景更悲惨。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三月初三,就赶上了一回。
家乡那地儿春风高,每年一到春季经常刮大风。
那年开春儿有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一阵强风,足足有七、八级,外边“呜呜”作响,睡梦中就觉得情况不好,来不及去房顶压木头,一阵强风过后,竟将全队里一多半的人家房顶给掠光了。
到早晨起来一瞅可傻了眼,只见一座座光秃秃漏着泥巴片的房子惨不忍睹。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温饱问题一解决,紧接着就把目光对准了住房条件的改善上,于是纷纷陆续捋下茅草,换成水泥瓦。
如今连水泥瓦也被淘汰了,改用更结实耐久性长的红缸釉瓦,这种瓦不但体轻,而且经过几十年都不用更换它。
后来我们家里翻盖房子,是我雇车去承德上谷拉来的缸瓦。
如今的房子建造质量越来越高,一码是砖混钢筋水泥结构,哪个不得禁上三五十年的。
现在又有了除正房外,另加门房、偏房、库房的,还有盖两层小洋楼的,建小别墅的等等,一家赛着一家的宽敞明亮、舒适美观,再也见不到茅草房了。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审阅:故道一沙简评:通过对茅草房前后巨变的描写,歌颂了改革开放党的好政策,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终审:严景新作者:王淮忠 ,河北承德兴隆县人,大专文化,曾当过中学语文教师。
中国微小说学会会员,承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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