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晚清对于中国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变革首先发生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国传统女性从“隐匿”到“现身”，而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了这一转变。
《万国公报》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报刊，让女性得以从封闭的文化和道德的逻辑链条中跳出，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获得了“可见性”，并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过程。
《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在国族建构而非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改造的必要性。
这并非是一种历史局限，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选择。
维新士人们秉持着“报为国口”的理念，认为报刊的言说主要是向国，所以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女性问题才得以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中占据重要位置。
于是，解放女性的理由，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成了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
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
报刊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
作者简介周怡靓，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1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近代中国女性生存境况的转折（一）被“藏匿”的传统女性汉语中的性别源自于“阴阳”的宇宙观，《周易》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女关系，强调的并不是基于生理的差别，而是一种和“天理”相联系的不可颠覆的秩序。
在汉语语境中，“秩序”是先于“人”的，《孟子》云：无父无母，近乎禽兽。
父母在这里指夫妇之道所衍生出的秩序。
在《大学》中，夫妇之道还成为了推演出家庭、国家、天下等一切秩序的核心和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戴圣，2016：668）宋明之后，这套关于秩序的话语形而下为更加严苛的三纲五常，礼教的日常仪式强化了男女之别，并逐渐形成“内外”之分的生活秩序，男女之别在实践上具象化为“内外之别”。
“内外之别”首先体现在空间治理的层面上。
理学家们不仅规定了严守妇道的各种行为规范，还为妇道划定了实践场所——内闱。
女性的日常行动空间仅限于狭小的闺房，缠足的推广使得女性的行动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
隐匿于内闱成为严守妇道的表现。
实际上，除了空间隔离，更为严苛的“内外之别”体现在话语领域，尤其是政治话语领域。
在汉语的语境中，男、女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概念，这也是男女生于“阴阳”的奥义——男女有别但阴阳互济，性别秩序强调的是男女各得其正，“位正”才能使夫妇之道天长地久。
因此，对于女性的约束同时也包含对男性的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需要男女两性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女不言外”的规定源于对女子才能、智识的轻视，而“男不言内”背后的理由却比这严重的多——女子被认为与“人欲”相关联。
夫妇之道作为人伦之首，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私人关系，宋明以降，甚至修炼成了一门近乎“天理”的道德学问，夫妇居室之间，就是“天理”生成之所。
理学家们深知道德与政治之间难以消弥的鸿沟，政治秩序与宇宙秩序能否无缝对接的忧虑，爆发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呐喊，而家庭秩序作为政治理想破产之后保全“天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成了理学家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最佳场所。
女性与“人欲”相关联，成为“天理“的对立面，就是她们必须被藏匿的理由。
因此，在政治文化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男性是不被允许在“人”的层面谈论女性的，即便谈论，女性也已经成为一个抽空了喜怒哀乐的道德符号。
如果说女性主义理论中，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区分，是为了找出权力运作痕迹，那么汉语中的“性别”则屏蔽这道痕迹，没有给关于女人的学、问、思、辩留下任何空间（张念，2014：42）。
藏匿女人并非强制，而是顺应天理，传统女性在既有的社会系统内，是隐匿的，严密的文化、道德逻辑阻止了女性言说与被言说的可能性——不仅女性处于完全的失语状态，男性也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约束而对于女性的生存境况讳莫如深。
（二）现代报刊与女性议题的“解禁”然而，女性在公共/政治话语领域的隐匿状态在晚清被彻底打破。
史学界一般将晚清时期的废缠足与兴女学运动视为中国妇女解放的起始（陈东原，1928；刘巨才，1989；郑永福，吕美颐，1993）。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在获得空间和教育层面的自由权利之前，女性议题首先在公共话语领域获得了“解禁”（杨剑利，2013），传教士报刊最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女性的幽居生活，用一种启蒙的论调开启了“释放女人”的议题；同一时期，国人自办的维新报刊也开始参与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许多研究关注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相关话语的具体意涵及其对于晚清妇女解放的影响，本文认为，除了“释放女人”等具体观念，男性知识分子“言说”女性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对于传统道德守则的突破。
女性问题甚至一度成为晚清政治论域的重要议题，这在传统社会情境中是无法想象的。
费孝通谈论中国传统社会时说：“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男女之间的鸿沟就此筑下。
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是个安稳的社会。
”（费孝通，2005：47）传统社会秩序背后整全的道德逻辑使得这种安稳似乎无法从内部打破。
那么这种状态为何在晚清被打破了、又是如何被打破的？除了女性解放的具体观念以及话语意涵，在公共论域言说女性问题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女性是如何在晚清的公共话语领域“现身”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既有的文化、道德系统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藏匿女性”的理由，要在严密的伦常体系中撕开一个缺口，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因素。
女性议题最先获得“解禁”的场域正是随着传教士活动进入晚清中国的现代报刊。
凭借报刊这一“新媒介”的影响力，19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种从尚“幽”到抑“幽”的话语转变，中国女性幽居家内的生活方式以及崇尚幽、娴、贞、静的道德气质受到批评甚至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贬斥幽闭、向往释放的现代性特质（秦方，2017）。
因此，在近代妇女史相关的学术研究中，报刊被视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夏晓虹，2004）。
本文认为，现代报刊介入晚清中国，就是一种足以破坏原有秩序的外部因素，报刊赋予了传统女性以“可见性”。
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将报刊视为启蒙知识分子们传播观念的渠道和载体，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报刊对于晚清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不止于此。
我们需要注意到报刊不仅仅是历史记载，它本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人与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
报刊类似福柯眼中的“档案”，就是一种特殊的“陈述系统”，它既是陈述自身，同时也规定着陈述（黄旦，2019）。
在这个意义上，报刊不仅是传统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现身”的重要场域，报刊还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传统女性“现身” 的方式。
基于此前的相关研究，本文选择《万国公报》和《时务报》这两种对于早期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报刊为主要考察对象。
《万国公报》作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代表，对于女性问题的呈现和论说代表了一种他者视野，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而《时务报》则是国人自办报刊中较早言说女性议题的，作为晚清社会影响深远的重要报刊，其对女性问题的呈现则代表了一种本土化的视野。
同时，这两份报刊在女性议题的呈现上，还存在重要关联。
可以说，《时务报》中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言说，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