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春，刘辉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一部在兹堂本张评《金瓶梅》时，发现上有文龙手写六万余言的眉批、旁批、回评，即来函告诉我。
我当时因被误诊肠癌，在医院有“存亡未卜”之忧，希望他将此补入我尚未付印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
他慨然应允，即将其辑录亲自送至中华书局，使我感激不尽。
后他将辑录文字分别披露于《文献》杂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期，并附撰了《文龙及其<金瓶梅>评本》一文（1985年第4期），对文龙其人及其批点作了全面的探究，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
据《南陵县志》《南陵小志》及书中批语所知，文龙（1816-1886）[1]，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
附贡生。
他在光绪年间曾任南陵、芜湖等地知县，勤政爱民，逝世后开吊日，“除文武各官亲诣吊奠外，百姓亦皆携纸捧香而至”，《申报》报导者不由得感叹其“贤宰官之善政其入人者深矣”[2]。
有《萍踪絮语》一书，曾被谭献赞为“殊可采撷”[3]。
《谭献日记》他的《金瓶梅》批语是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分别在南陵县署的“以约小屋”或芜湖县署的“对我小房”中批就的。
这时，他已年逾花甲，有相当的阅历。
他为官较为规矩，也能勤政，批语中常带及审理缉捕之事。
他生活优裕，有闲时能从容读书批点。
这与负才不遇，忧贫叹愁、牢骚满腹的青年才俊张竹坡批书时的境况大不相同。
而文龙用以评点的底本正是与他的生活条件、处世经历、精神世界很不一样的张竹坡所批的“第一奇书”。
因此，文龙一边评小说，一边看张批，越看越不顺眼；于是就变成了一边评《金瓶梅》，一边批张竹坡；甚至可以说，他的批语与其说是在评《金瓶梅》，还不如说是在批张竹坡。
这是他的批语的特点之一。
如今，假如将他的批语与张竹坡的评点相比较，可见张评是才气横溢，颇多借酒浇愁，自抒怀抱之辞；而文批则是老成持重，下笔严正，犹似在衙门作判语，两者是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不过，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他在“不作人云亦云”（第六十七回批语）的追求下，也自有其特色与发明。
（一）文龙批语的一大特色是以较多的笔墨去讨论读者如何阅读这部小说，使“淫书”成为一部“戒淫书”的问题。
本来，《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怎样认识小说中的大量秽笔？这是所有阅读者与批评者首先要越过的第一道门坎。
历来对此的辩说都是打着“先师不删郑、卫之旨”（廿公《跋》）的旗号，用一句“思无邪”来掩盖其“淫”字的。
具体而论，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如《毛诗序》批《野有死麏》那样，反过来理解“淫诗”是“恶无礼也”[4]，或者如朱熹说“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因此《金瓶梅》写淫写恶也是可以达到“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目的，对世道风化能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是从接受的角度，强调书之“淫”与“非淫”不在于文本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的不同的接受，如东吴弄珠客《序》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不过，生活在晚明那个上上下下弥漫着淫靡空气的社会里，文人才子们往往分不清淫逸与风流的界线，包括词话本作者、崇祯本改定者，乃至崇祯本评点者，都深陷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他们一方面在总体的构思与人物的描写上将淫人淫事放在批判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描写或评点中，对那些不伦、不当的淫人淫事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欣羡、赞赏的口吻，结果使他们所说的“淫书”“无邪”而可“惩恶”的辩说，往往被冲洗得苍白无力了。
欣欣子序至张竹坡，谈“淫书”问题主要见诸《读法》中：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
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读法五三）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
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读者，乃真正看淫书也。
（读法五六）这里并无论证，只是强调“我看”怎么样和“真正读书者”怎么样，换言之，“淫书”与否主要取决于读者的接受。
从其具体的评点来看，他在重视从“接受”角度来看这部“淫书”时，至少有以下三点是非常突出的：一是强调并具体论述了写淫都是为了“深罪西门”，突出了全书“独罪财色”，将写“淫”与整个社会的腐败联系起来，更加清楚的揭示了小说的认识价值；二是从接受的角度大张旗鼓地张扬了批评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他的评点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三是不仅将写淫在道德层面上反过来看，说明小说有高度的认识价值与深刻的批判力量，而且从审美的角度上，强调要将小说当“文”来看，而不是仅仅当“事”来看，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此外，另有一点也必须指出，思想比较开放的张竹坡也并没有摆脱晚明文人的习气，同样会对小说中的一些具体的秽笔，不时发出一种赞美的声音。
文龙的批语，正是在张竹坡的基础上，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了读者接受的重要性，大大地丰富了读“淫书”的接受理论。
其第一回批语劈头就说，《金瓶梅》是“淫书”还是“戒淫书”的关键在于“会看不会看而已”：《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
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
……吾故曰淫书也。
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
武松一失足，便不得为英雄，且不如西门庆，并不可以为子为弟，直不得呼为人。
人皆当以武松为法，而以西门庆为戒。
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
其后，他多次谈到了读者接受方的重要性，如第五十三回回末批语谈到，假如认为《金瓶梅》作为一部“淫书”，阅读后造成“倾人家国，带肉骷髅而殃及子孙，伤及性命，以至腰中仗剑，笑里藏刀”等等，“是皆言其末而未探其本也”。
其“本”则在于读者本身“被色惑乱”，不是《金瓶梅》误人，而是“自误于《金瓶梅》”也（第四回回末评）。
在第十三回回末评曾直截了当的说：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
……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
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至最后一百回回末评又强调“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细缚”，说：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
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
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
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
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
既不同《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
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
显然，文龙比之前人更加重视读者的接受问题，反复表露了作品最后决定于读者的思想。
假如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有以下两点发展：第一，注意读者在阅读、认识作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心理结构。
他所说：故善读书者，……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此可谓能看书者矣。
（第一百回回末评）这里所说“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云云，实际上已接触到现代美学所说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或“前结构”；而他所说的“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云云，也即近乎现代所说的“二级阅读阶段”。
尽管这些认识是十分粗浅的，但十分可贵。
第二、他心中的“读者”不是如张竹坡那样主要指批评家“我”，而主要是指向“我”之外更为宽泛的一般读者，并注意区别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效果。
就《金瓶梅》一书而言，他说：《金瓶梅》“醉闹葡萄架”一回，久已脍炙人口。
谓此书为淫书者以此，谓此书不宜看者亦因此。
……阅至此回，详细追究，不觉哑然失笑。
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见之。
闻声而喜，见影而思；当时刻防闲，原不可使看此书也。
即佳人才子小说，内有云雨一回，交欢一次云云，亦不宜使之寓目。
只有“四书”“五经”、古文、《史记》，详为讲贯，以定其性情。
迨至中年，娶妻生子，其有一琴一瑟，不敢二色终身者，此书本可不看，即看亦未必入魔。
若夫花柳场中曾经翻过筋头，脂粉队里亦颇得过便宜，浪子回头，英雄自负，看亦可，不看亦可。
至于阅历既深，见解不俗，亦是统前后而观之，固不专在此一处也，不看亦好，看亦好。
果能不随俗见，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后，正不妨一看再看。
看其不可看者，直如不看，并能指出不可看之处，以唤醒迷人，斯乃不负此一看。
见不贤而内自省，见不善如探汤，此《诗》之所以不删淫奔之词也。
（第二十七回回末评）文龙于此对各类人员不同接受的判语是否得当，自可讨论，但其强调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的精神，无疑是比前人说得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了。
他的这些批语应该说是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但是，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文龙的接受观与张竹坡的接受观并不是在一条道上跑的车，关键是对于接受者“我”的理解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这不仅是在于对于读者“我”的范围指向有着宽狭之别，更重要的是，张竹坡的路数，是从“怪杰”金圣叹那里来的，不但所用的口气活如金圣叹，而且其放诞不经、自抒胸臆的作派也如金圣叹。
文龙则回归正统，更接近朱熹等评说《诗经》“淫诗”的路数来评说《金瓶梅》。
《通志堂经解》书影朱熹承认《诗经》中写了不少“淫乱之风”，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那些“淫诗” 怎么可理解为“思无邪”呢？朱熹也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作了反复的解说：至于《桑中》《溱洧 》之篇，则雅人庄子有难言之者矣。
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且尽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
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吾警惧惩创之资邪？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初也[5]。
看《诗》大体要得无邪，盖三百篇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耳，不是言作诗者皆无邪思也[6]。
熹看来，《诗》三百篇其说好底也要教人思无邪，说不好底也要教人思无邪[7]。
如文王之诗，称颂盛德盛美处，皆吾当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当戒，是使读《诗》者求无邪思[8]。
朱熹理解“淫诗”无邪的主要逻辑是，既不必考虑作者铺陈淫乱之事是“以有邪之思作之”，还是以“无邪之思作之”；也不要考虑文本是“说好底”，还是说“不好底”；关键是要“反而得之于我”，读者“我”若“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开卷都有益，“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读了那些“铺陈淫乱之事”，也可作为“警惧惩创之资”。
这样《诗》三百篇，不管写淫与否，读后都会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要归不出于正”。
概言之，“淫诗”之所以可认为“无邪”，关键在于读者“我”自己。
而朱熹所说的“我”，是要“以无邪之思读之”，“先诚其意而后读之”，也就是说，这个“我”是要在儒家先圣之道为规范的思想指导下去阅读，“以无邪之思”去读，这个“我”是“大我”；而金圣叹、张竹坡所说的“我”，是“小我”，是个人一己独立、自由的我，所以金圣叹他们的接受与批评，在论者看来，是“连篇累牍，纵其胸臆”，只是“恣一己之私见”而已[9]。
这在文龙看来就是不能接受的了。
文龙是走朱熹之路，要求读者与批者在儒家规范思想指导下，看书时“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第一百回回末评），一归于正统。
正因此，文龙对于随心所欲，肆意驰骋的张竹坡的批评就看不入眼，不时作出尖锐的批评了。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吴月娘、孟玉楼、春梅等一些人物的评价上。
吴月娘这个人物形象，小说作者无疑是将她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
张竹坡则学习了金圣叹评《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的作派，用一些过高的标准，凭自己的想象，把吴月娘骂成“千古第一恶妇人”。
这从文龙看来，显然是“期望太深”，用“男子所不能行者，而求备于妇女”。
假如用儒家评价妇女最基本的标准“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的“大处”来看，吴月娘应该还是一个贤妇人：观人亦需论其大处。
妇人之所最重要者，节。
西门死后，月娘独能守，较之一羣再醮货何如乎？赞美妇人者，但有从一而终，守贞不二之语，则以前所有处分，皆可悉予开复矣。
妇人之所最忌者，妬。
西门生前，月娘独能容。
否则，内哄外斗，上下不安，投井悬梁，诟谇不已。
目所见而耳所闻，真能举数也。
必如是而始谓之贤乎？《诗》之美后妃也，亦不过不妬嫉三字而已。
批书者何期望月娘之大，而责备月娘之深也。
（第十八回回末评）再看文龙对于张竹坡“高抬春梅”也十分不解，讥其“目光直不可尺计”（第五十八回回末评）。
其实，张竹坡“高抬”春梅是从人物的性格着眼，多处赞其“心高志大，气象不同”（读法十七）云云，而文龙的批评是站在儒家的道德高度来衡量春梅的。
在他看来，春梅在西门家中，“由于潘金莲之纵容，亦由于西门庆之宠爱”，故“亦非安本分之婢”；“论其性情，骄而自负，傲而难训；论其行为，淫等于金莲，狠同于桂姐”（第九十回回末评），这就不难理解他要指责张竹坡就如潘金莲、西门庆一样，“又一纵容、宠爱春梅者也”（同上）。
可见，文龙与张竹坡分歧的要害就在于：接受者持什么“接受器”去接受？是坚守儒家正统的道德标准去接受，还是用其他思想工具去包容？《三冈识略》（二）从文龙的整个批语中，都可见这位县太爷是坚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但这并不妨害他在批评小说时也是有艺术眼光的，特别是在认识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方面自有他的识见。
他说，《金瓶梅》“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即完全